1601年故宫揭秘，西方使团亲历记

自从明成祖朱棣在北京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并把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进入北京的皇宫、面见天朝的皇帝就成了许多到中国的旅行者、商人及传教士的梦想和愿望。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利玛窦尤其执着地抱持着这一愿望。他甚至在还没有进入中国内地之前就已经打听了皇宫的情况并对紫禁城的结构有所了解，这在他1583年2月13日的一封信（写于澳门）中便可看出：“紫禁城午门有三道门：中为正门，特别高大，只有皇帝一人可以出入，正门左右另有二门，左门供文武百官出入之用，右门专为宗室王公之用。”

1601年1月24日，在历经了种种磨难后，利玛窦得偿夙愿，进入北京，此后获得明神宗（万历皇帝）的恩准，在宫中服务。利玛窦也因为可以出入皇宫，对紫禁城进行了仔细观察，甚至数了宫中动物的数目。他在给德·法比神父的信（1608年8月23日撰于北京）中写道：

今年北京宫中开始修建一座非常雄伟辉煌的建筑，据说皇帝花费了三百万两黄金；许多石块用大车搬运，经过会院的门口，体积真是大极了，用一百匹骡子方能拉得动，这些将作大殿柱子的基石。而柱子是木头的。基石取自不远的山上，只是挖掘装车，每块需花费在千元以上。

我们可以自由进入皇宫，当然应有理由才可，例如去检查我们献给皇帝的两架钟表或其他借口。妇女不准进入，和尚如不戴帽子也不可以进入，因为他们都把头发剃光。

宫内有无数太监，分担各种职务。皇帝、皇后、宫女、太子、公主、太后等都住在宫中，除太监可以进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去。宫后面有御花园，其中有花坛、假山、凉亭、莲池与其他寻乐之处；皇帝一般不出皇宫一步，所以老百姓谁也不曾看见过皇帝一面。宫内还养了一些珍禽奇兽，如熊、虎、豹及其他动物；大象就有四十多头；这些大象整天什么也不做；每天晚上只有五头象在五座大殿外值更巡逻，不过仍只是做个姿态而已。此外有众多兵卒在宫外守卫，好像敌人就要来袭似的严密把守，每年士卒的薪金就用上几千两银子。你几乎不会相信，皇帝每日是多么怕鞑靼蒙古人或日本人或其他邻国的人来突袭啊。

可惜的是，虽然利玛窦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奇才，且绘制过巨幅《坤舆万国全图》，但他似乎没有将他所了解的紫禁城的布局或其他细节以图示的方式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

利玛窦进京半个世纪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访华使团在彼得·德·哥耶（Peter de Goyer）和雅克布·德·凯泽（Iacob de Keyzer）的率领下于1656年7月17日抵达北京。此时明朝已经灭亡，在位的顺治皇帝同意荷兰使团的晋谒要求。10月2日，两位大使和六位使团成员被安排进宫，使团的画师兼负责使团礼仪及起居的官员纽豪夫（Joan Nieuhof，1618—1672）在《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记录下了这一过程：

我们被安排在皇宫的第二个广场的左边，二位长官阁下就坐在那里等待天亮。随后吐鲁番的使臣也来了，他就坐在我们的旁边。再其次是丹津喇嘛以及厄鲁特部落的使节和这个帝国的其他大官、王爷。在前面一个高大的殿门两旁，站着三头笨重的大象，被装扮得很别致，还载着镀金的塔；因为挤着很多人，所以再往后就看不见了。

后来我们又经过一个广场，终于来到内宫，大汗的住处就在这里。这个内宫是个完整的四方形，两旁站满了武士，他们一律穿绣有图形的红色丝质长袍。在内宫左边的最前面排列有一百一十二个人，每一个人都拿着一面特别的旗子。皇座旁站着二十二个人，各撑着一把华丽的遮阳伞，伞上有十个像是太阳的圆圈，还有六个月亮。

此外我们看见，广场的一边有十六根缀有彩色丝缨的铁棒，铁棒旁边有三十六面旗帜，绘着镀金的龙和其他动物；另有十面较小的旗帜，四根镀金的梃棍，四把戈戟和四个镀金的鬼头。在另一边我们看到的情形也是一样的，还有数不清的众多廷臣。在皇座的台阶前面站立着六匹雪白的马，罩着镀金的马衣，马勒上缀有珍珠和红宝石。

当我们正在注意这些景物时，又听到了小乐钟的声音，然后就看到一个士兵从人群后面走出来甩了三圈皮鞭。他甩得极其熟练，听起来就好像是三声清脆的手枪声。皮鞭甩过之后，那位副中堂就和约三十个人一起走到皇座的前面，这些人都是这个国家显要的达官贵族，都穿着华丽的金色衣服。在广场中央有二十块标有记号的石头，上面刻有文字，让各级官员各依品位在各自的位置处下跪。他们在那里随着司仪的唱礼声行礼。我们同时也听到一阵由几种乐器合奏出来的柔美的音乐，还伴有悦耳的歌声。这批人退下之后，就另有一批人上来；随后是喀尔喀的使臣和厄鲁特的使臣，他们行礼完毕之后，就轮到我们和那些吐鲁番人走到皇座前面。那个副中堂在左边指示二位使臣阁下要到标着第十等的界石旁边站立。这时司仪就像以前那样开始唱礼，我们就跟着号令统统跪下，把头弯向地面三次，然后很快地退到一旁，回到原来的地方。二位使臣阁下和上述使节被带到一个高高的台上，但我们却都留在下面了，有侍者在那里给我们喝加牛乳的鞑靼茶。然后我们再次听见那小乐钟和皮鞭的响声，于是所有的人就统统跪下。

这段亲历者见证外国使臣谒见中国皇帝的描述生动而有趣，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利玛窦提到的大象除了夜间巡逻之外还有装点仪式的作用。纽豪夫接着写道：

上面说的这个皇宫举世闻名，因此我要进一步描绘一下它的情况，将我自己看到的和观测过的数据尽量写下来。

这个皇宫为正方形，方圆十二里，但需步行三刻钟，位于北京城的第二道城墙之内。所有的建筑都造得金碧辉煌，壮观无比。房屋外面巧妙地延伸着镀金的柱廊和栏杆，屋顶沉重，建造精美，是用黄色釉瓦覆盖的；在有阳光的时候，这些釉瓦远远看去，就像黄金那般闪烁。这个皇宫的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一个大门，所有建筑物沿十字形中轴道路分布，很整齐地被分成几个部分。城墙是用红色的瓷砖建造的，上覆黄瓦，高不过十五尺。城濠外面有一个极为开阔的广场，经常有骑士和士兵在那里守卫，非有命令皆不得通行。

使臣阁下通过南门，来到一个前院。这座前院位于方圆四百步的铺砖十字路口上。我们往右行，经过一道四十步长的石桥以及一个有五个拱门、五十步长的大门楼时，可以看见在正前方三座精美的房屋。这个广场长宽各四百步，上述三个防御用的坚固的城楼控制着整个广场。第三个广场和皇帝住处所在的广场一样，呈正方形，四座主要的宫殿造型典雅古朴，并依中国建筑的风格盖着贵重的瓦。这些宫殿有四个台阶可供上下，这些台阶占去了广场面积的三分之一，广场上铺着灰色的石板。在这最深之处的十字道路的尽头，有几处花园。花园里满是各种果树和漂亮的房屋，这些都是这个皇帝派人精心栽培建造的，我们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地方。

《荷使初访中国记》中附了一幅描绘当时皇宫内情形的插图。从图中的广场来看，这幅画展现的好像是午门及其两侧。但午门内又绘有台阶和御座，跟实际的情况不符。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释：纽豪夫等人谒见顺治皇帝的时间是天刚破晓的凌晨，当时他也不可能带着纸笔在现场作画。且故宫建筑各式各样，他回到住处后凭记忆将谒见时的场景绘下，难免将午门和太和门、太和殿等建筑搞混。

《荷使初访中国记》中外国使者谒见中国皇帝时的场景

左图细部。券门内隐约可见御座；券门外有白马和鸣鞭校尉等；外国使者跪于广场前

在纽豪夫所绘的广场中，有一排圆圈，这些便是他提到的“在广场中央有二十块标有记号的石头，上面刻有文字”。但在《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除了提到有二十块石头外，还说石头上有铜牌，牌上刻有汉字。“石头体现阶位，表示每个人需站立和下跪的位置。”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石头”是 “品级山”，即底部呈椭圆形、上部呈山形的表示品级的标志。品级山用铜铸成，上有“正一品”“从一品”等文字，在有重大典礼时放置在宫内广场特定的位置上，以指示文武官员等按部就班地站立或下跪。《荷使初访中国记》的配图中用圆圈表示了品级山大致的形状。但《荷使初访中国报告》的出版者及制图者似乎误解了纽豪夫的意思，在他们制作的插图中，宫内广场的地面被刻上了数字，而且这些数字还是阿拉伯数字。

《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的插图2。大图见本篇开篇页

地面上的数字清晰可辨。图中站立者为清廷传令官，而下跪者则为外国使者

纽豪夫在《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还画了一幅皇宫的鸟瞰图，图中可见皇宫的布局为十字型，其中四个角院种满树木，殿、门和广场则分布在中轴线上。

而《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的中国皇宫鸟瞰图则对纽豪夫的手稿进行了大量美化和加工，比如为东西南北四个广场各增加了一个内广场，并为内外广场增加了出入的门洞。另外纽豪夫提到的大象也有了自己的位置。

《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于166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其中两幅有关中国皇宫的插图成了欧洲文献中描绘中国宫廷的标准模版。

1670年，荷兰学者奥弗特·达帕（Olfert Dapper，1636—1689）编辑出版了《大清志》（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其中收录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67年派遣的以彼得·范·洪恩（Peter van Hoorn）为正使的使团谒见康熙皇帝的报告。报告中说：

《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中国皇宫鸟瞰图。图中正中的广场为外国使者谒见顺治皇帝时举行典礼的地方，外国使者在广场中央略靠前的位置

《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的中国皇宫鸟瞰图。皇宫外各色人等熙熙攘攘

上右图细部。可见三头大象站立在一人多高的台子上

（1667年6月）25日午夜过后，礼部郎中带着两个官员到了大使的住所，三人都穿着庄严的服装，以表示顺从皇帝，他们告诉大使，是去宫殿拜谒的时候了。随后，大使和他的大部分随从一起去了，他们被带着通过三道大门进入一个院子（他们上个早晨曾在那儿坐过），并被指示在那儿等到天亮，那时皇帝就会出现在他的宝座上。两个小时过后，东方发白，他们看到了院子里充满了文武官员，且都穿着华丽的服装，这些人是来三呼万岁，或者说是为了表示顺从皇帝的。因此，荷兰人就用观察芸芸众人的方式来娱乐自己。继续枯坐到天亮后半个时辰，他们被引导到第四道大门。在离门大约15步的地方，他们看到了5头大象，3头在门的右侧，2头在左侧，背上都有镀金的宝塔，从这儿到大门的两侧另有4辆没有配马的辂车，这道门有3条通道。

他们被引导通过大象之间的左门，他们刚刚通过，马上就看到了第五道门，建得像第四道门一样，但略高一些。他们通过一个台阶到了此门，发现它也有3条通道，从中间一条（其右侧是皇帝的肩舆）可直接走到御座。但他们如同在第四道门时一样，通过第三条通道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庭院（因为除了皇帝，没有人敢通过最中间的通道），在广场的后部安置着皇帝的宝座，需通过大理石台阶才能到达。

庭院里满是达官贵人，他们穿着最好的衣服，一排排地挨着坐在那里。在宝座的每一边都有许多黄色、蓝色和白色的伞和旗帜。在宝座旁大理石台阶下面每一侧，大约有30个人，穿着黄色的表示皇帝仆从的衣服，另外还有10匹黄鞍的白马，每侧5个。大使及他的所有随从都被安置在宝座的左侧，在第一排官员的末端。他们刚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后就被迫站起来为一些前往皇帝宝座的王公让路。

半小时后人们听到有人敲打小钟，随后四个人将鞭子甩得噼啪作响，就好似一片竹林被点着的声音。然后人们就听到有人用满语宣布着什么，许多王公贵族和大人物就马上走到宝座正前方的一些蓝色石头之间（约有半英尺高，18块或20块）并站在那里。传令官一声令下，他们就对着宝座三跪九叩，以表示他们的效忠。在此期间，传来了乐器演奏的优美和谐的音乐。当这些王公贵族行过礼后，大使被传令官传唤。得益于前面提到的蓝色石头，在两位礼部官员的引导下，他被置于16号之后，在那儿人们既看不到皇帝也看不到宝座。不过，得按照与在此之前的人相同的方式表示顺从，此时乐声响起。

行完礼之后，礼部官员回到原位，但大使、大使之子，以及诺贝尔先生被引导着从旁边上了大理石的台阶，到了宝座所在的房子，被安置在礼部侍郎的旁边。那儿距离龙椅不到14步远，他们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宝座，及穿着金色皇袍的皇帝。此后不久，有人给他们三人各上了一杯皇家豆汤，他们随即喝下。此时皇帝起身，看起来要朝他们走过去，却从御座后面出去了。他是个身材瘦削、皮肤棕色的年轻人，大约16岁；荷兰人被告知，有12个王保护着他。皇帝陛下离开后不久，大使也跟随从一起退回了住所。因为大使的身体本来有点不适，如今了却了一桩大事，他觉得很高兴。

上面这段描述可以跟纽豪夫的记录互为补充。除了说明宫中门墙重重，御座高高在上外，报告中品级山的形象更加清晰：颜色为蓝色，高度为半英尺。品级山为青铜铸造，看上去发蓝应该是可以原谅的错误。另外使团的报告也显示此次中国官方接待荷兰宾客的规格也比12年前的要高。比如当时只有3头宝象，而这次则有5头；当时只有一位鸣鞭校尉，而这次则有4位等。

《大清志》中也有一幅中国宫廷内的插图，一看便知是根据《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插图而画的。但此图对原图的修改却很高明，除了去除了原画中南方才有的棕榈和椰子树外，午门的门洞也由圆形改成了方形，午门前广场两侧的建筑也连成了一片，看上去跟现实中的午门更加接近。

另外，此图也没有描绘荷兰使团谒见康熙皇帝的情景，因为仪式是在太和殿前举行的，而午门曾是荷兰使者将礼物送到宫中且在宫中接受礼物的地方，因此此图的作者将重点放在礼物的交换上。其实荷方送礼物在谒见皇帝前，接受礼物在谒见皇帝后。插图的作者将不同时间的不同事件安排在同一画面中，颇具巧思。

168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1609—1677）的手稿《中国新史》在巴黎出版。安文思1640年抵华，1648年抵京。由于他善于制造机械，因此被批准在宫内行走。大约从1650年开始，他以葡萄牙语记录下了中国的点点滴滴，并把这些细节归入了12个类别。对于皇宫，他以机械师独有的犀利眼光进行了仔细观察：

《大清志》中展示荷使在午门前的插图。午门的门庑与今日的格局颇为接近，前方有阴影处为荷兰使团正在向清廷官员点交给皇帝的礼物。中后方有桌子处为清廷官员正在分发给外国使者的礼物

皇宫位于这个大城市的中间，朝南，根据那个帝国的风俗习惯，在那儿，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不面向南方的城市、宫殿或大人物的邸宅。皇宫在双重围墙之内，长方形的围墙一层围着另一层。外层围墙的高度和厚度非比寻常，其里外都涂上了红色胶泥，并覆以小巧的金黄色琉璃瓦墙顶，协调的布置颇具艺术性。皇宫从南门到北门的长度是8华里，即两个意大利里。这圈围墙有4个门，即每边的中间有1个门。每个门都由3个通道组成，其中最中间的通道始终关闭着，从未打开过，因为只供皇帝专用。其余的白天总是打开，供出入皇宫的人使用，直到鸣钟清宫时为止。不过南门除外，它总是半开着，除非皇帝出入时才全开。在中国皇帝在位的时代，每个门有30名士兵与他们的校尉以及10名太监一起守卫。但目前，鞑靼官兵的人数不会超过20个。由此可见，曾德昭（Alvaro Semedo）和卫匡国（Martini）所确定的每个门的守卫都由3000名男子和5头大象组成，是一个很大的误传。他们把整体算成了一部分，因为确实有一支由3000人组成的警卫队，被分成中队和小队，轮流在每个月的某些天里守卫着城门和宫门（除了我们提到过的那些人之外）以及环绕内墙的几座塔楼。至于大象，它们从不站在宫门口，而是站在象房，也就是它们的馆舍里。因为它们被养在一个宽敞的院子里，院子中间有一个宽大的房间，它们在那儿度过夏天。但是在冬天，它们被置于单独的象棚里，地面用火炉加热：这些生物永远无法忍受严酷的冬天，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由于看管者的疏忽而死亡。从云南省运来的象不超过五六头。人们从不把它们带出象房，但是当皇帝举行公开、庄严的典礼时，如祭祀等，它们就会出场。这些大门的所有通道禁止和尚、盲人、跛子、残疾人、乞丐、脸上有疤疣者、耳鼻被割者等任何身体有明显缺陷的人入内。

紧绕着宫殿的内墙非常高大厚实，全部由整齐划一的大砖砌成，并点缀着精巧的雉堞。从北向南有6华里或一个半意大利里长，宽度为一华里半，而周长则是15华里或意大利里。它有4个带有大型拱顶和拱门的大门。南边和北边的门有3个通道，就像外层围墙的大门一样，两侧则各有1个通道。在这些大门上面以及围墙的4个角上有8个塔楼，或者说是8个大得出奇的大厅，因建造得非常精美，显得格外突出。其内部漆成非常漂亮的红色，并饰以金花，楼顶则覆以黄色的琉璃瓦。在中国皇帝统治期间，每个大门有20个太监守卫。但是目前鞑靼人布置了40名官兵和2名军官。宫廷各部以及皇室的官员都被允许进入这道墙。但是所有其他的人都被严格禁止入内，除非他们出示一块木质或象牙的牌子，上面注明了他们的名字和行走的地点，并有他们上司官员的印章。第二道墙周围环绕着宽而深的护城河，用砂岩砌成，里面满是品质优良的大鱼。除了南门以外，每个大门前都有一座吊桥，可以跨过护城河，南门的吊桥在一个拱门之上。

在两道墙之间的广阔地带上，有几个单独的宫殿，有的是圆形的，有的是方形的，这些建筑都有特别的名称，与其设计的用途及娱乐功能相符。它们不仅宽敞，而且装饰得富丽堂皇，因而不仅适合于王公们，也适合于欧洲的帝王们享用。

在紧挨东墙的空地上，有一条河，河上建有几座桥梁，结构非常精美，都是用大理石建造的，除了对着中间拱门的那一座，因为那是座吊桥。宫廷中数量众多的所有其他桥梁都同样美丽，且都是用相同的材料建造的。在空间更大的西侧，有一个湖，大约5华里即意大利里长，形状像是把低音提琴。有一座漂亮的桥跨过其最狭窄之处，桥对着宫墙之门，桥的尽头是2个牌坊，每个牌坊有3个拱门：它们高大壮丽，做工极其出色。《马可·波罗游记》中曾提及此湖，见第二卷第六章。湖的周围有游乐用的小小的宫舍或房屋，一部分建在水里，一部分建在地上。当皇帝想垂钓或泛舟湖上时，湖中到处有精美的船只供其使用。(www.xing528.com)

伯努的《北京城地图》，可见棋盘形的布局。太液池被画成了提琴的形状，而下方的小图则显示了北京五坛的位置

可惜的是，安文思的手稿中并没有附上插图。而当法国天主教神父伯努（Claude Bernou）受红衣主教德斯特列（César d'Estrées）之命将手稿从葡萄牙语翻译成法文时，他觉得有必要为读者提供视觉上的帮助，于是参考了大量的资料，画出了一幅北京城的草图，并请工程师裴赫耐（Peyronett）润色成一张折页地图附在书中。

《中国新史》出版后5年（1693），沙皇俄国派荷兰人伊台斯率团出使中国，使团的秘书德国人亚当·勃兰德（Adam Brand，约1692—1746）记录了使团在途中的所见所闻。关于中国的皇宫，他写道：

到达皇宫后我们便下马步行。先走过一重长长的拱形禁门，来到一个宽大的殿廷，然后走过一座漂亮的长五六十步的石桥，到第二重禁门。桥两边有约半人高的雕着许多石兽的栏杆。过了这重禁门，我们进入另一个既长且宽的殿廷。禁门前竖着两根高大的雕刻精美的柱子。我们又被领到第三重禁门，这里摆着两张桌子。每一殿廷有一百俄丈见方。我们进入这个殿廷后，侍读学士便请使臣放下坐垫席地而坐。

……

我们坐了四五个小时，一直坐到上殿朝见的时候。在这段时间里，侍读学士多次请我们喝奶茶。大臣们将我们一行数了又数，把我们的姓名登记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侍读学士接到谕令，领我们上殿，我们又走过了三重禁门和三个殿廷，其中有一重禁门最是金碧辉煌。在一个殿廷里我们走过一座用雪花石膏一样的白石建造的桥，桥下有水流过，这是博克达汗的鱼池，该池更像小溪，因它蜿蜒曲折，像蛇一样，环绕着整个皇宫。水流过的地方建有美妙无比的拱桥。

我们进入博克达汗宝座所在的宫殿后，两位侍读学士让使臣坐在靠近宝座的侧面。宝座两侧站着三百多名宫廷大臣（我们是根据他们胸前背后的补子才认出来的）。正对这个殿是建筑精美的博克达汗的庙。使臣先生觐见博克达汗的宫殿很高，饰有各色大理石雕成的兽像。从殿上可俯瞰整个殿廷。皇宫里殿很多，住的多半是服侍博克达汗嫔妃的宫女和太监。

伊台斯本人也记录了宫廷里的情况：

宫殿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物，长等于宽的两倍，用焙烧的砖建成，屋顶铺着黄琉璃瓦，并有狮、龙及其他禽兽饰物。宫殿高约八俄丈。上台阶经殿檐下进入大殿，殿檐下有窗户，每扇窗上有很多小窗孔，不镶玻璃，糊着纸。

大殿两边各有一门，门上方有毗罗帽式的描金木雕饰物。殿里没有拱顶，墙一直砌到屋顶。屋顶有金漆彩绘天花板。殿内有十二根圆柱，柱上也有描金图案。大殿长约三十俄丈，宽约十俄丈。地上按鞑靼习惯铺着织有花卉鸟兽图案的地毯。

宝座朝东，正对大殿入口，靠近后墙，看来长宽均为三俄丈。宝座前面两边各有六级台阶。台阶上饰有植物图案，栏杆上有金属铸成的描金叶形饰物。宝座的左右两方有栏杆，也是用金属铸成，镀了金。有人说，栏杆是纯金铸成，也有人说是银子上镀了金。

博克达汗的宝座在御坛中央，形似祭坛，覆着黑色貂皮椅披，有两扇门，离地一肘尺高。博克达汗盘腿坐在上面。

伊台斯记录这次出使情况的报告于170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题为《三年使华记》（Driejaarige Reize Naar China），书中也收了一幅描绘午门的插图，此图的背景是从《大清志》中的插图抄袭而来，但也作了一些改动，比如将中门的台阶去掉，将庑廊的底部加宽等。

此图着重表现皇家大典时的卤簿。《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中国皇宫鸟瞰图》虽然画出了大象，但忘了大象背上的宝塔，此图则按照典礼的实况画出了诸多细节。

《三年使华记》中午门前皇家典礼插图。图中击鼓者帽子的式样系从《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借鉴

《三年使华记》中还附有一幅中国皇帝赐宴的插图，此图由于没有其他书中现成的图版可供参考，因此就画得比较离奇了，特别是屋顶上的鸱吻和跑兽。

《三年使华记》中描绘中国皇帝赐宴的插图。原图说明：“A.中国皇帝；B.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安多和张诚；C.两位中国大臣；D.大使坐在皇叔和皇子之间；E.大使的随从；F.清廷官员；G.皇帝卫队；H.俄方译员；I.中方译员。”注意屋顶正脊的鸱吻像是一团乱麻；垂脊上有四个兽首人身的怪物面朝外坐着。本图细部请见《饮宴》一节。

伊台斯书中的插图里出现了张诚（Jean Gerbillon，1654—1707）的形象，他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国王数学家”之一，于1688年到达北京，随即被康熙留下来在宫中服务。跟他同时到达北京的另一位“国王数学家”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虽然没有能留在北京，但是也获得了康熙的赐见。关于这段经历，李明在其著作《中国近事报道》中用书信体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我们还没有荣幸见到皇上陛下，因为我前面提到的手续要在我们觐见皇帝前办好，当礼部刚完成他们的职责后，两位太监便来到翰林院，告诉我们的上司他应该与他的同伴一起前往指定的宫殿。我们接受过在这种场合的仪式方面的指示，做起来得心应手，如同已经化身成半个中国人。

首先，我们被用轿子抬到了第一道宫门，然后我们步行穿过8个长长的院落，院落四周建有不同的建筑物，但都很普通，除了各道拱门上那些巨大的方形建筑。我们穿过拱门从一个院落到另一个院落。这些门确实很庄严，具有非凡的厚度，并且在宽度和高度上成比例。它们以漂亮的汉白玉建成，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显得粗糙。一条小河穿越其中的一个院落，几座小桥横跨桥上，它们也是用汉白玉建的，但颜色更白，做工更好。

夫人，我很难进入细节，向您描述这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宫殿，因为它的美丽并不是由几栋新奇的建筑组成，而是由大量的建筑物及无数排列有致的相邻的院落和花园在整体上组成的一个真正值得君主居住的伟大宫殿。

唯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皇帝的宝座。我记忆中能给出的最好的描述如下：在其中一个巨大的院落中间矗立着一个方形的基座，其上面装饰有栏杆，很像我们的风格。这个基座支撑着另一个跟它同样形状但四周缩小了的基座，在此之上又有三层，也是每增高一层则基座体积缩小一圈。最上一层建有一个大厅，其屋顶覆盖着镀金瓦，由四面墙及多排涂了漆的柱子支撑，柱子中间安置着宝座。

这些巨大的地基的栏杆由汉白玉制成，排列得像露天剧场一样，当太阳照射时宫殿似乎罩着熠熠的金光，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景象。考虑到它们处于一个宽敞的院落中间，周围有四排庄严的建筑物，要是由我们现代建筑的装饰以及在我们的建筑物中受重视的高雅简洁来增加它的美丽，那它无疑是艺术造就的壮丽宝座了。

走了一刻钟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皇帝的房间。房间的入口不是很华丽，但前厅配有雕塑、鎏金和大理石制品，其整洁性和做工更胜于物件的丰富性。由于皇帝仍在服丧期，正厅里排除了所有的饰品，所以除了皇上之外没有什么好谈的。皇帝遵从鞑靼的习俗坐在离地三尺高的榻上，地面覆以一张与整个房间同宽的普通白地毯。

《中国近事报道》中配了一幅安放宝座的建筑的插图，此图按照李明的描述如实地画出了基座、栏杆、支柱等部分。从李明的记述及此幅插图判断，此建筑应该是中和殿，虽然如今中和殿带栏杆的基座只有三层。

继“国王数学家”后，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丹青高手。乾隆三年（1738）来华的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成为了宫廷画家并参与了组画《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共16幅）的绘制。《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由乾隆颁旨制作，意在描绘清军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平定西域准噶尔部叛乱和回部叛乱的情景及突出乾隆的“武功”。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廷内务府经广州十三行将原画稿运往法国制成铜版画，整套组画于1774年印制完成并将最后一批画运往中国。由于法国人在印制过程中曾截流了少量的成品，引起法国民众对此类艺术品的狂热追求。曾参与铜版画制作的法国雕刻家埃尔芒（Isidore-Stanislas Helman，1743—1806）看准商机，于1783年开始制作小幅的包括《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等在内的有关中国场景的铜版画出售，获利颇多，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在法国及欧洲的影响。

《中国近事报道》中的中和殿插图

埃尔芒刻印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之《平定回部献俘图》

埃尔芒刻印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组画中的第一幅为《平定回部献俘图》，他在图下注明此图是“据王致诚原画而作”（“après un dessin de Jean-Denis Attiret”）。王致诚对献俘仪式举行的地点午门观察入微，其画稿犹如照片般精细。

中国书籍插图中的午门，以清代麟庆著《鸿雪因缘图记》（约成书于1849年）中的最为传神，但跟王致诚的绘画比起来，尚有一些距离，比如将方形门洞画成了圆形，且将庑廊上亭子的位置画错了。

长期以来，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是神秘之国度，而宫廷作为禁地，遂成为更加神秘莫测之地。欧洲的出版物中，以想象为基础而描绘中国宫廷面目的插图和画作自17世纪下半叶后就层出不穷。比如几乎就在王致诚等人绘制《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的同时，英国人约翰·格林（John Green）编辑出版了一套《新编游记集》（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其中的第四卷出版于1747年，扉页便是《外国使臣拜谒中国皇帝图》。图中中国人的衣着还有些中国风，但宝座跟室内装饰完全是西洋风格。

《鸿雪因缘图记》中《午门释褐图》

《外国使臣拜谒中国皇帝图》

《北京宫廷风光图》

又如普鲁士雕刻家哈伯曼（Franz Xaver Habermann，1721—1796）于1750年左右出版了一套介绍世界著名城市的画册，其中有一张《北京宫廷风光图》。画中的建筑有点中国风，但人物却几乎都是西洋式的打扮。

这些猎奇的画作在当时的市场上很受欢迎。不过严谨地介绍北京及中国宫廷的著作及绘图也自有其地位。如法国天文和地图学家德·列斯（Joseph Nicholas De L’isle，1688—1768）的《北京志》（Description de la Ville de Péking，初版于1765年）中就有几幅比较精准的北京地图。《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édifiantes et Curieuses）的编者之一巴图尔（Louis Patouillet，1699—1779）原打算编一本介绍北京的书，请德·列斯绘制一幅北京地图。德·列斯虽然没有去过北京，但因跟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有长达30余年的通信关系，故而收集了非常详细的有关北京的地理信息。他在法国地理学家平热（Alexandre Guy Pingré，1711—1196）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地图，可是巴图尔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写出计划中写的书，德·列斯无奈之下，就自己动手写了一本。

《北京志》中插入的地图共有五幅，其中北京城图有详有略，略图上标出了故宫的大致位置，而详图则画出了街道巷陌、民居宫殿，以及河流湖泊。

德·列斯等的北京地图代表了当时欧洲绘制中国城市区域地图的最高水平。虽然两位作者并未到北京实地勘察，但由于他们从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及其他来源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且精通地理定位的知识，他们绘制的故宫地图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北京志》中的《北京略图》。城门都以汉字标注

《北京详图》。太液池包含在皇城内，其位置和形状相当准确

皇城图。外金水桥（图中数字3下方）、景山五亭（图中数字26）、北海白塔（图中数字51）等景物清晰可见。大图见本篇开篇页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