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世纪,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瑟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330—400)在其著作《历史》第31卷第23章中说:“向东有高墙围绕着赛里斯,他们因其王国的富有和广阔而闻名。”这可能是西方文献中首次出现中国有高墙的记载。
此后有关高墙或是长城的信息在西方沉寂了一千多年,直到在1561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埃塞俄比亚史》的书中才又现端倪。此书附有很多耶稣会士的书信,其中有一位在中国当了六年俘虏的人在书信中回忆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其人先说中国人善于筑墙,在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城墙。然后讲述了一场在北方长墙边发生的战争:
在中国与鞑靼接壤的边界,有一道坚固的墙,其长度相当于一个人走一个月的距离,国王在舷墙里屯了大量军人。在墙跟山连接的地方,他们把山体凿成墙壁的形状,因为鞑靼人骁勇善战。当时我们是囚徒,鞑靼人攻破了一部分墙体并进入境内一个半月旅程的距离;但是,国王动员了大量军人,这些人有上好的装备(中国人长于此道),他阻遏了在马背上战斗的鞑靼人。由于鞑靼的马已经变得虚弱而且快饿死了,一名中国军官命令将大量豌豆放在田野上,这样马就会违背自己主人的意志去吃豆子。中国国王的军队以这种方式使敌人陷入混乱,并转而驱逐了他们。
现在,墙上还防守甚严。
两年后,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士(Joode Barros,1496—1570)在其《亚洲十年一记·第三个十年》(初版于1563年)中说:
在(北纬)43度和45度之间,横亘着一道墙,它从这个地区的门户,也是两座大山之间叫做嘉峪(Ochióy)的关隘起,向东延伸,一直到东部海边的山区止。整个墙的长度超过200里格。中国人说他们的皇帝建造了这道墙以防御外敌,就是我们说的鞑靼人,因为鞑靼人征服了墙的另一侧。此墙出现在中国人画的地形图上,所有的土地、山脉、河流、城镇和乡村都标注了名字,我们曾受命将地形图连同译本和一些书籍一同寄回。在这之前,我们得到了一小册《寰宇志》,书中有地方位置图及说明。这书上面虽然没有此墙的形象,但是我们从中国人的图中了解到了信息。我们知道此墙不是连绵不断的,在中国和鞑靼之间,有一道崇山峻岭,所以仅在关隘处建了墙。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人画出了,真让我们吃惊。
1569年,葡萄牙多明我会教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约1520—1570)的《中国志》出版,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本记述明代中国的书,也是欧洲第一本以中国为叙述对象的书。克路士曾在广州附近的沿海地区活动了几个月,了解到了一些关于长城的信息:
一般可信的说法是在中国和鞑靼之间有一道长达100里格的墙,有人断言超过100里格。
他们(指鞑靼人)一直在跟中国人打仗,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在中国和他们之间有一道100里格(有人说更长)的墙 ,在那里总是有军人驻守以防御鞑靼人入侵。据信这道墙不是连续的,中间杂有山峦。一位波斯贵族曾经向我确认在波斯的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工程,中间也夹杂着大大小小的山。
1575年,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南方盘桓了两个多月,其间得到了有关长城的知识:
在中国的北边有一道雄伟的用方石筑成的边界墙,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杰作之一。它大约有600里格长,7寻高,底部有6寻宽,顶部3寻宽,听说都覆盖了瓦片。据中国史书记载,此墙是国王在1800年前建的。中国国王指派了一位总督和三位大将率军戍守墙外的许多城镇作为前线来抵御鞑靼人,然而因为这块地方是驱逐鞑靼人后兼并的,所以这些城镇不算是大明的,尽管它们在大明的治下。
到了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总结了前辈及同时代人的中国游记,并加入了从其他地方收集到的有关信息,在他的名著《中华大帝国史》中写下了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的,但也是以讹传讹的对长城的描述:
在这个王国有一道防御的墙,一共有500里格。它起始于一个西部高山上的城市嘉峪,一直向西延伸。建造该墙的国王叫嬴政(Tzintzon)。他之所以建这道墙,是为了防御鞑靼人的入侵,他已经跟鞑靼人交战了多次,这道墙封锁了鞑靼边境。但是你必须了解,该墙自然的部分长达400里格,这部分是高大的岩石,它们彼此靠得很近。还有100里格是岩石之间的空档,这部分国王命令人工用非常坚固的岩石筑成,底部有7寻宽,高度也是7寻。该工程始于海边的广东(Canton)省,经过北直隶(Paguia)及江西(Cansay),止于四川(Susuan)省。上述国王为了建造这道雄伟的墙,在整个王国中每三个男子中抽一丁,或每五个男子中抽两丁。这些壮丁长途跋涉,吃尽千辛万苦,到不同的地区去劳作(虽然上述地区的附近储存着大量的劳力),在工程完工时他们几乎都死了。
建造这道气势庞大的墙引发了全国反抗国王的起义。在他统治了王国40年后,他被杀了,他的名叫二世(Agnitzi)的儿子也命归黄泉。关于这道墙的报告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是经过旅行到菲律宾、广东和澳门的中国人证实的,他们曾见到过那道墙。墙位于那个王国最远的地方,我们当中还没有人去过那儿。
在地图方面,几乎与《埃塞俄比亚史》记叙长城的同时(1561),葡萄牙地图学家维和(Bartolomeu Velho,?—1568)出版了一套航海图集,其中亚洲的部分标有印度、中国、鞑靼等地。在中国与鞑靼之间,有崇山峻岭相阻隔,而山岭之间的空隙,似乎用墙体填满了。如果那些墙真的是长城,维和就是西方将长城从文字变成图像的第一人。
维和所绘《航海图》中国和鞑靼的细部,有崇山峻岭(在图中呈左下—右上走势)将两处分开,山岭之间较粗的黄色横线,很可能代表长城比
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早一年出版的《寰宇地图集》(Theatrum orbis terrarium)增订版中的《中国地图》(Chinae)是欧洲第一幅将中国列为主要对象的现代地图,地图的原稿由葡萄牙绘图家巴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约1564—约1613)贡献,出版商则是荷兰的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在这幅中国地图上,有一道自西向东的高墙,建在山岭之间。每隔一段距离,墙体上就有烽火台。光从外形上看,这已经是活脱脱的长城了。在这道高墙的南侧,还有两行拉丁语,意为“中国皇帝在山间建立长城,总长400里格,用来抵御鞑靼的入侵”。有了这条文字说明,就可以确认奥特里乌斯出版的这幅中国地图是欧洲第一幅明确地画上了长城的地图。
奥特里乌斯《中国地图》细部,此图的右侧为北
裘德《中华帝国地图》中长城细部,但说明文字指出长城有500里格长,与奥特里乌斯《中国地图》的说法不一致
洪迪乌斯《中国地图》中长城细部,他抄袭了奥特里乌斯对长城的说明,但将长城上的烽火台去掉了
奥特里乌斯的中国地图出版后,其他地图出版商纷纷在亚洲或是中国地图上加上长城,如荷兰人考讷里斯·德·裘德(Cornelis de Jode,1568—1600)的《中华帝国地图》(China Regnum,1593),弗莱芒人洪迪乌斯(Jodocus Hondius,1563—1602)的《中国地图》(China,1606)等。
但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一幅出版于1590年前后的《中华帝国及周边王国和岛屿图》(Sinarum Regni alioru[m]q[ue]regnoru[m]et insularu[m]illi adiacentium descriptio),这幅无名氏所画的地图以三维的方式画出了曲折的长城,虽然墙体显得单薄且没有烽火台,但雉堞和券门却历历在目。
此图的画法,明显地受到了中国明代舆地学家罗洪先(1504—1564)根据元朝朱思本(1273—1333)的《舆地图》而制作的《广舆图》的影响。欧洲无名氏的地图在长城西北侧画有沙漠地带,这也是西方在地图上表现出中国沙漠的最早例子。
1626年,英国的普察斯(Samuel Purchas,1577—1626)出版了一套精美的游记集,其中收录的一幅中国地图因为有中文标题《皇明一统方舆备览》而格外引人注目。这幅地图上的长城自东向西,横贯中国北方;而长城西北侧的沙漠,则以粗黑色显示,这跟《广舆图》的处理手法如出一辙。地图上有三幅人物插画,左下和右下为中国男人和女人,左侧中部为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皇明一统方舆备览”这八个汉字,从书写风格上来看,显然是汉语为非母语的外国人写的,很可能是某位传教士的手笔。之所以放上利玛窦的画像,是因为游记集中收录了利玛窦著、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编辑的《中华帝国志》的英译本(Of the Kingdom of China)。
明万历刊本《广舆图》之《舆地总图》
左图细部
普察斯编辑的游记集中收录的《皇明一统方舆备览》图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之一(1582年入华),利玛窦对地图有极大的兴趣。在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就有奥特里乌斯编的《寰宇地图集》。不过这本珍贵的书在他至天津等待赴北京觐见万历皇帝之时,被宦官马堂搜刮去了。
利玛窦在中国期间,绘制了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幅以汉字标注的世界地图。这幅图的中国部分位于中央略靠左的位置,其中长城和沙漠的走势与《广舆图》类似。在此图的绘制过程中,明朝官员李之藻曾参与其事。李之藻对舆地学颇有研究,收集了不少前人绘制的地图,《广舆图》也曾寓目。
《坤舆万国全图》细部,长城上的雉堞密密麻麻
1643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对绘制地图也抱有极大的热忱。他于165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套《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套纯粹收录中国地图的地图集,书中包括中国总图与分省地图。在总图上长城的长度与《坤舆万国全图》类似,且也被处理成是不连续的(中间被一处山岭隔开),但线条看起来更直一些。
《中国新图志》中中国总图细部。长城西北侧的沙漠被画得很宽,并标上了中文发音“XAMO”
卫匡国所画的长城令西方人印象深刻。西方流传最广的卫匡国肖像由无名氏画于1660年代,画中的卫匡国左手拿着一幅中国地图,而他右手食指所指的位置,正是横贯中国东西的长城。
比卫匡国晚两年到中国的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a Boym,1612—1659)也是一个热衷于绘制地图的传教士。他曾绘有《中国地图集》手稿,但他的地图中的长城比较简单,几乎只起到示意的作用。
不过卜弥格在他书中及手稿中多次提到长城,比如他在《关于中国边界上防御野蛮人侵犯的城墙,鞑靼人是在什么情况下侵入中华帝国的?》一文中说:
卫匡国肖像
中国的史书上有这样一个说法:“亡秦者胡也。”说的是中国北方的领土将遭到鞑靼人的侵犯。皇帝因此以为,整个中国将隶属于鞑靼。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的发生,他马上调集了七万人,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修了一道特别长的城墙:“万里长城”,有一万里长,相当于七百德国里,想用这个办法防止鞑靼对北方领土的入侵。但是在1273年,从沙漠和金王国来的称为靺鞨(Nyalh-cie)的鞑靼人侵占了中国东部的领土,在那里建立了今天的政权。他们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赶走了那里的中国人,迫使中国人向他们进贡。明洪武皇帝(Hum vu)曾经使得北方的长城(它曾被鞑靼人破坏,所以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没有见到它)以外的七百个鞑靼的世族臣服于他,中国的总督们在那里还建立了行政管理机构。
他在《中华帝国简录》中说:
它的西部有很多山,有峡谷和流沙,因此走陆路去大黄河(Huam),去北部的戈壁沙漠,去万里长城(Vamliciamcim,一万中国里相当于六百德国里)都很困难。这道延伸在帝国边界上起防护作用的城墙是一个很特殊的艺术品,它的宽度和长度在中国史书上都有记载。金尼阁神父认为中华帝国的面积宽五百二十八leuca,他声称这个宽度就是从澳门到北京城郊的距离(但是中国的地理学家认为,中华帝国的疆域要从海南岛算起,它的位置在北纬十七度;还包括云南省的南部,一直到戈壁沙漠上的长城)。(www.xing528.com)
卜弥格所绘北京地图手稿。他在地图的左上角对长城作了说明:“万里长城,一万中国里长,相当于五百德国里。由始皇帝建造,后来被鞑靼人毁了,是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之前被毁的。今天依然统治中国的大明王朝洪武将它重建,修复后保存至今。”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
卜弥格来华后,基本上在中国南方活动,足迹并未到达长城,但他却清楚地知道,在他那个时代的长城是明代重修的,而不是战国时代保留到当时的长城。他的这个认知,比他的一些同代人要高明。
1667年,卜弥格的老师、德国学者吉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图说》,他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中有数处提到长城,其中有一处说:
以下是《中国地图集》中所述:“这道迄今尚未得到说明的了不起的墙,非常有名。它围绕着不是一个,而是四个完整的省份,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它围绕着整个帝国。虽然我开始认为这个估计太长了,但现在我发现它的长度超过了300德国里,其中每15里是一段。它始于中国海(在那儿来自鞑靼东部的黄河流入海中),止于黄河河岸的金村山上。它不超过20段,但曲线和转折补足了长度。它是连续不断的,只是北方北京(Pequing)省的顺(Siuen)城的一小部分由令人生畏的和难以进入的山脉连接到坚固的墙体,在那里,黄河与较小的河流汇合。在供外国人进入的地方,他们建造了拱门和拱顶,就像在桥上的那样。其余各部分的形状都是一致的,不仅在少见的一马平川的地面上,而且即便此墙经过山岭地区时也是如此。墙每隔一段就有带门的高塔,供人有理由出门时通行。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墙附近有城堡用于驻军和防御。中国皇帝保持不下一百万人的兵力来守护这道从东到西的墙。墙的高度是30中国腕尺,宽度是12腕尺,但通常是15腕尺。中国人称之为万里城,即10000 里的墙。他们通过这个数字表示墙的巨大和惊人的长度,因为250中国里等于一个赤道度,则整个长度会扩展到大约40度。这比整个亚洲的长度都要长。
开始这项工程的人是秦始皇,他是中国皇室的缔造者,他的政绩、成就以及战争的荣耀与所有其他的中国皇帝相埒,甚或超过他们。他在推翻姬家王朝后征服了整个中国,从一个小国王登上了皇帝宝座。他曾大肆杀戮鞑靼人,为的是防止未来他们对中国的侵袭。他在登基后的第22年,也就是基督诞生之前的215年开始建造这道墙。五年后整个工程完工,全赖众多役人的非凡劳作。秦始皇要求在全中国每十人中抽取三个壮丁参与修建墙的各个部分。在极其短暂的五年里,墙被造得如此坚固,以至于如果有人能在切割好的方石之间插入钉子,那部分的建造者就会被处死。中国人写道:
为了将几里长的墙建到大海里,有许多装载着大量铁块的船只被沉入海中,用作基础。这道墙在这个基础上修筑起来,向西和辽东地区延伸,很快建到北京,然后到山西和陕西省。它并不总是直的,而是随着各地的地形蜿蜒曲折。这项工程宏伟壮观,令人惊叹,它一直保存到现在还完好无损。”
吉歇尔《中国图说》中的长城片段图,可见高达三层的城楼,两个券门及卫戍的骑兵等。城墙上有八匹马并行
吉歇尔还提到:“西宁或西宁府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城市建在中国的长城边,城墙上有一个门,通过此门,印度商人算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们需在此地等待皇帝的批准才能进入内地。此城位于北纬36.20度。”印度人由西宁进入中国显然是吉歇尔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但这也许是在他的长城插图中有一头大象的缘故。
尽管卫匡国在他的《中国新图志》前言中声称他曾到过长城,但他可能只是看到了长城,并没有机会登上长城,更不用说对长城进行精准地测量了。这些遗憾只能等到西方使团到中国时才能弥补。
1675年,罗马尼亚人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Spataru Milescu,又译为斯帕法里,1636—1708)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在其日志和专著《中国漫记》中都提到了长城。
他在日志中说:
(5月10日)当爬到山顶时,侍郎指着中国长城对大使说,长城起自东海,环绕中华帝国的许多省份,连绵不断,总长达一千五百俄里〔一千英里〕。它越过崇山峻岭,跨过深涧幽谷。每隔一百沙绳〔七百英尺〕,就有一座墩台。长城是这样建筑的:墙基用未琢磨过的花岗石大石方垒成,上面再砌以砖墙。墙高四沙绳〔二十八英尺〕,宽二沙绳〔十四英尺〕。山里有些地方,长城已部分倒塌。中国人在谈起长城时,总是夸口说,在建筑它的时候,山上的石头都采光了,沙漠中的沙子都用尽了,河里的水全舀干了,森林中的树木也砍完了。但是,有关长城建筑的年代与经过及其规模等情况,我们将在介绍中华帝国一书中另作叙述。
……我们通过的第一道城门,宽二十八英尺,那里有岗哨。向前走二十八码,来到第二道城墙,也有类似的城门;接着,又来到第三道城门。所有这些城门和城楼都很坚固,其中又以第三道(内城墙)为最厚。三道城墙都建在宽约五十六英尺的山谷中,山谷两侧均有高耸的峭壁。城楼下的城门都是用铁包的。在城门和城楼内侧,有几间供卫兵住的房子;还有一个官衙,侍郎和城镇长官代表博格达汗,在这里迎接大使,并以茶水招待。饮茶后,大使和侍郎又骑马约走了半俄里,来到边镇喜峰口。
他又在《中国漫记》中说:
关于环绕中华帝国的长城,已有无数古今历史学家竭诚讴歌。它是战功赫赫、业绩卓著、建树辉煌的秦始皇开始修的。秦始皇原也是一个小诸侯,后来战胜了周朝,征服了全中国,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而入侵博格达人和蒙古人的领土,征服了他们。可是这些人言而无信,劣性不改,不时偷袭中华帝国,烧杀掠夺,劫走人质。为一劳永逸地阻止其再进犯,秦始皇便想出了修筑长城的办法,使他们再也无法侵犯中国。他们在秦二十二年,即耶稣诞生前215年,距今1900年,开始修建长城,历时五年。为建筑长城,秦始皇从全国征集民夫,每十人抽三人。长城周围人声鼎沸,蔚为壮观。民工如此众多,以至于运送砖石泥灰无需再爬到山巅,用手相互传递即可。因为是在多处地段同时兴建,故而工程进展神速,整个长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得以建成。御者规定极其严格,用石灰粘结石缝,要坚硬到以至于铁钎也无法插入,否则就要处以极刑。长城的结构是:以巨石奠基,上面砌以城砖,用石灰接缝。有的段落则全以石块砌成。高五寻,宽近二寻,墙头布满垛口。长城东起辽东地区的海湾,离阿穆尔河不远,雅鲁河(Ial,大概指“鸭绿江”)即流入此海湾。在起始处,秦始皇沉没了许多船铁矿石,以为墙基。所以,长城实际上起始于大海,并由此开始跨越四个大省。中国人把长城叫作“万里长城”,这并不符合实际,因为长城实长约一千五百多俄里,中国人所以称之为“万里长城” ,是喻其巍峨宏大。长城起始于沿海,蜿蜒而至黄河之滨的山地金城(Kin)。长城的走向时而笔直,时而弯曲,随地势而变。但是,整个长城连绵不断,除了北京附近的喜峰口(Sifen)附近的山区,因地势格外陡峻无法逾越而有一小段间断外,别无间断。在黄河流经的“塞”(Se)处也有一些小间断,这是因为,凡是自北向南流入中国的河流,穿越长城处城墙即砌成穹形,形似桥梁。整个长城形状如一,无论是穿越平原或跨过高山、甚至盘桓在峰顶山巅,都是一样。在道路交叉处都筑有堡垒;在道路穿越处,则建有城门。在城门附近有城堡和市镇,边防将士居住于此。在汉人当政的朝代,中国皇帝通常沿长城陈兵百万,守卫长城及长城附近的城池。因此长城环绕辽东地区、北京省、山西省、陕西省等地,宏伟壮丽,如果古时就为世人知晓,将会与世界七大奇迹并驾齐驱而毫不逊色。长城完好保存至今,只有个别地方曾坍塌过,但一旦哪里发生坍塌,中国人马上就会派工匠去修复。
1693年,俄国又派荷兰人伊台斯(E.Ysbrandts Ides,1657—1708)出使中国,伊氏也从喜峰口入关,他在回忆录《三年使华记》中记载道:
(1693年)10月27日,我们抵达了岩石顶上的瞭望台,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扎干克里姆”,即长城,我们当天也抵达了,它不愧为世界奇迹之一。离长城还有500寻的地方是个山谷,山谷两边各有一个石块筑成的瞭敌楼,两座瞭敌楼之间竖起了一道3寻高的墙,中间有如图所示的出入口。我们穿过这个出入口,就到了长城的入口,入口建在一个8寻高的有石拱的烽火台下面,城门巨大,用铁皮和铁条加固着。长城由东向西,穿过山谷,直达极高的山顶。在山的两侧,每隔500寻的地方,竖立着一座烽火台,正如插图所示。长城的墙基由巨大的条石建成,每块条石高一英尺。墙基上面的建筑材料是砖和石灰,但是看起来从前都是用同样的石头筑成的。这第一道城门内有一块100寻宽的平地,走过这块地就到了第二道城门,这道门两边都有墙。正如第一道墙一样,也是横跨山谷。这里有50名士兵守卫,跟第一道墙一样。第一道墙上,也就是长城上有座庙,有神明及皇帝的旗帜在上面飘扬。该墙有6寻高、4寻宽,6位骑士可以轻易地并辔而行。长城状况良好,就好像二三十年前刚建好。它跟其他的古墙不一样,没有倒塌的地方,也没有恼人的野草和污物。
长城500寻外的入口
喜峰口。此处可看到瓮城
英国迟至1792年才派遣第一个使团以祝贺乾隆皇帝寿辰的名义出使中国。使团的成员本来无缘看到长城。但是由于乾隆决定在避暑山庄接见他们,所以这些英国人才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抵近接触长城的机会。使团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 1737—1801)在他的回忆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记录这次意外的收获,以下是其中的部分摘录:
(1793年8月10日,中国钦差大臣在天津接见英国特使)用过茶点,互相寒暄之后,钦差大臣对大使说,当下皇上正在热河行宫,并计划在那儿庆祝寿辰。吉日是农历八月十三日,合公历9月17日。皇上打算在热河接见使团。大使听罢,喜从心生,除了需听从皇帝的意愿外,趁此机会,可以经过鞑靼地区,到边界去饱览长城一番。有着极大好奇心的名流约翰逊博士说过,某人如果看到长城,那大概会成为他孙子向人吹嘘的一个资本的。
在第四天早晨的旅行中,一道突出且不平均的细线映入眼帘,彷佛是某种东西的所在,但线条不规则,犹如在苏格兰格奈斯山边远眺石英矿脉。此线一直延伸至鞑靼地区的山顶,足够引人注目。少顷,城墙和雉堞清晰可见。此处不易为人所觉,或者说此墙于不可建墙之处而建。举目四望,可见此墙高达山岭,深至幽谷,以拱形跨涧而过。重要关防处建有二至三重墙,每隔百码则穿插高塔群堡。目光所及之处,高墙巨制,令人惊心动魄。此墙之片段风光,载于图册第24幅。以吾等之角度来看,此墙之奇,并非在于墙体之高大,可阻挡北方之鞑靼;而在于一众劳工,前赴后继,以普通之法而完成此工程。实难想象建材是以何种手段运送,而人迹罕至之处,又如何筑起高墙。这才是令人感觉惊奇且可敬佩处。长城矗立山脊最高处实测为5225英尺。
将这种坚固的工事称为墙,实难传神。据称此工事虽有中断,但延绵1500英里,横跨文明的中国与生性流动骚扰的鞑靼的边境。
为防御之目的,史上埃及、叙利亚和米太都建过墙……但无论从墙覆盖的国家、保护的对象、动用的人力物力以及困难的程度,皆不能与长城相提并论。长城之坚固耐久,远超他国之墙。长城亦有许多内部及薄弱处因日久而圮坏,有的地方曾经修复,但看起来绝大部分皆经精工细作而成,即使没有后续额外的照料,两千年来保存完好。它坚如大自然在鞑靼和中国之间形成的山脉的岩石,难以受损。
使团一行循着陡峭之山路上至南门,此名相对于鞑靼一侧的北门而言。南门跨过山脊之巅之小径,而此山之大部分地方则无法到达。此门为防守要地之关隘而建,山脊陡峭狭窄,山巅之径经过关隘,而径之最远端为一兵站。
巴瑞施上尉观察到,“兵站通常是各种尺寸的方形塔楼,有少数士兵经常驻扎在那里。一旦发生战争,它们很可能成为附近部队的集合点。兵站位于关隘的入口,或难以进入的地方及河流狭窄的通道处。它们大小不一,大到大约40平方英尺及40英尺高,小到4平方英尺及6英尺高,那么小的确实很少,可是,有个小的,我们在北京到这儿的路上就碰见了。较大的塔楼可通过一段台阶进入,台阶通常由松散的石头垒成,上台阶可到一个小拱门,拱门的高度为从基础到塔楼的高度的一半。塔楼的平台似乎只是用于防御,因为在两侧很少看到炮门。平台边有雉堞。塔楼通常是实心的,除非尺寸巨大。自下往上看,可见在楼的顶部有一个屋宇,看起来足够驻扎少量驻军。这屋宇的一端是一个旗杆,上面挂着一面黄色的旗帜。屋宇的内壁有彩绘的龙之类的装饰。塔楼附近通常有一间草舍,前面是一个红色的支架,上面放着一些长矛和火枪。这间小屋被用作警卫室或营房。每个兵站附近都有一个木造的轻巧的牌楼或凯旋门,漆成黑色、白色和红色。其近处是三、四、五或六尺高的石造物,上面雕着龙,龙的数目与它们的尺寸一致。以前这些东西里面放着可燃物质,用于发出信号而传递情报;但据说它们现在变成仅是装饰物。它们的形状不同,有些是椭圆形的,有些是半球形的,有些是圆锥形的,但都安在立方形的基础上。”
古北口附近之长城有若干豁口,遂成为攀登及观察之绝好机会。此失修之处似乎足以保证外人免于因放纵好奇心而遭嫉妒或被归咎于轻率,因此,禁不住脑海中由此大名久扬之重要的屏障而引起之强烈兴奋,使团之所有成员皆攀上而一睹真容。
英国使团成员巴瑞施(H.W.Parish)受命测量了长城的七八十项数据,并且根据这些数据,画出了长城的结构图。
斯当东说“使团的所有成员”参观了长城,实际上是不确切的。因为使团的随团画家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被要求留守在北京,并没有机会跟团到承德去见乾隆。他在日记中表达了未能亲眼目睹长城的遗憾:“离惊人的人类丰碑只有50英里之遥……却无法亲见,就像约翰逊博士说的,这事本来是孙辈们吹牛时可以提起的,我一定会抱憾终生。”
但画家的职责是记录整个使团的行程,因此,待大队人马从承德回来后,亚历山大跟巴瑞施索要了他所绘制的长城测量图以及长城周边的速写图,再根据团员们的描述,绘制出了一幅著名的长城风光图。
巴瑞施长城测绘手稿。
大英图书馆藏
巴瑞施长城速写。大英图书馆藏
亚历山大根据巴瑞施的资料所绘的长城水彩画。大英图书馆藏
在18世纪,“长城”作为词条,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形形色色的欧洲百科辞典。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所编的百科全书式巨著《中华帝国全志》自然也不会漏载。他在书中总结了前人对长城的记叙,但特别指出为了加固防御,许多城池跟长城之间还有“内长城”,书中并附了北京附近的永平府的城防系统。
基于亚历山大长城水彩画而作的版画,收录于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此画后来被许多画家模仿,也被许多著作转载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是个中国迷,他的许多有关中国的知识来自杜赫德编的书。伏氏不愧为哲学家,他对长城的思考是多元的。他说:“中国人,在我们通俗纪元前二百多年就修筑了万里长城,这道城墙却也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埃及人,三千年前,用他们那有九万平方尺地基的惊人的金字塔给大地增加了负重。没有人怀疑,倘若有人想要在现今搞这些无用的工程,虽然浪费大量金钱,也不易办到。万里长城是一座由恐惧不安而产生的巨大建筑;金字塔是一些虚荣和迷信的遗迹。长城和金字塔都证明人民的巨大耐心,却并不说明任何高等的建筑技术。无论是中国人也好,埃及人也好,都不会塑成一件像现今我们的雕塑家所塑造的人像。”不过他也说:“必须承认,中国的长城是赋予人类精神最高荣誉的纪念碑之一。它在纪元前三百年就建成了。”
永平府内城墙
伏尔泰很可能看到过欧洲人绘制的长城图像。他深受欧洲美学标准的影响,把华丽的建筑和雕塑看成艺术的高峰,而相对质朴的长城,就难以入他的法眼了。不过他对长城精神的评价是很中肯的,因为直到现在,长城对于中国人乃至海外华人,也还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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