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对人才的素质提出新要求,培养综合素质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理智抉择。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人化”的时代,个人的需要更加多样化。一些在工业经济时代还可望而不可即的需要,将随着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而能够不折不扣地得以实现。从物质产品(汽车、彩电、电脑等)到精神产品(电视节目、教育服务等),都要求日益个性化。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特殊消费需求,社会生产模式就必须从单一产品的规模生产转变为个性化产品的规模生产,整个生产系统由一个刚性的产品制造系统变成了一个柔性的经济体系。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掌握生产过程某一环节的专门技术,是难以承担日愈个性化的小批量生产所要求的创意化产品的生产使命的。另外,知识经济也使产业的升级换代周期大为缩短。昨日的朝阳产业,今日就可能成为夕阳产业。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使劳动者的劳动岗位变换加速。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劳动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多样化的劳动技能。
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活动,本来应该是一种人的教育,但“我国现实的教育却更多地表现出人力教育的倾向,主要是一种功利性的实用教育”。即教育目标过分功利化,它“使教育的培养人的特殊性淹没”,使人们看不到教育的根本价值。
新人学史观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主旋律,人的现代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价值。因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人的努力和伟大的创造,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正是人类全面自由而持续的发展。的确,不关注人的本质的扩展的教育,或者忽视人性存在的教育,其所培养出的只是“并没有受到真正教育”的“服务于某些目的的专业工人”。人生来便是可能而且应该受教育的,康德认为,“人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成为人”[15]。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育的技术而已。”
我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黄炎培根据其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曾经对职业教育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概念,即“职业教育的定义,是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其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16]。从其对职业教育概念的界定及职教目的之表达来看,职业教育的目的首先是人的个性发展,其次才是能力发展。正如他所说的,“仅仅教学生职业,而于精神的陶冶全不注意”,是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只能是改良艺徒培训,不能称之为职业教育。可是,反观我国20世纪初期,甚至整个20世纪的职业教育,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实用主义教育目的观的深刻影响,教育的功利价值取向变得日益明显,教育与个人生计的关系,教育与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造的关系,始终是教育实践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甚至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主体性教育和创造性(创新)教育的今天,这些仍旧是教育的实然目的之要义。普通教育如此,职业教育由于大众的误解在这一点上更显突出。“20世纪以来,教育的功利色彩日趋浓重,并逐渐发展到过分的程度。”[17]这种教育,必然导致受教育者人格的残缺。
强调教育在促进人的发展上的价值,要求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趋势。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1999年发表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曾有过权威论述:“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提供人才,它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18]现代文明对教育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提高人性,开发人的综合素质。培养人的综合素质,即面对现代经济生活对高素质技术人才的需求,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倡导发展学生素质,但这种素质绝不是某种职业技能或就业能力的拓展与架构,这种素质就其内涵与外延来讲,应该体现两个基本特征:(www.xing528.com)
第一,体现在目标追求上,它强调的是综合能力的培养,实质却是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位一体素质结构。这一素质结构主要由四个要素构成:一是完成职业任务所必需的基本技能或动手能力,如知识运用能力、技术应用能力;二是完成职业任务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即20世纪80年代德国企业界倡导的关键能力,如合作能力、公关能力、解决矛盾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三是职业岗位变动的应变能力和就业弹性;四是在技术应用领域中的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如工艺流程的革新、加工方法的创造、管理方式的变革等。
第二,体现在人才规格上,它强调的是职业素质培养,张扬的却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体力、智力、道德精神和审美情趣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强调的“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将其解释为“认知”“做事”“共同生活”和“生存”四个要素。这一人才规格在教育实践中,可以分解为品德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审美素质和生理心理素质五个方面。在这五种素质中,能力素质虽是核心,但并不能替代或包容其他四种素质,更不能把能力素质理解为“能力”的全部。
第三,体现在培养方法上,强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怀特海在其著名的《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早已指出:“我们旨在造就的应该是既有教养又有某些专门知识的人。他们的专业知识为他们提供了由此而始的基础,他们的教养将使他们达到哲学那样深邃和艺术一样高尚。”“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教育不仅使学生获得知识,而且也使他们学以致用。”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热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诺曼·克森则在一篇题为《如何使人变得更小》的社论中这样说:“只知道疾病的医生与既通晓病理生物体又了解人类的医生相比要略为逊色。只知道按法律条文在法庭上争辩的律师不能与联系立法现状与历史的经验并运用广泛的知识面进行辩论的律师相提并论。用艺术才能与人相处并能借以提高总体管理竞争能力的商业经理是对他所在公司的最重要的价值。对于技术人员来说,一致的工程与推动各部分的工程同样重要。”[19]由以上论述我们得出结论,高等职业教育也必须改变传统的专才培养模式,改变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现象。通过加强通识教育,强化基础、拓宽专业,使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厚基础、宽口径、一专多能,并能适应社会变化的复合型人才。
综上所述,对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审视与把握,不仅是高等职业教育在文化的转型与变革中的一种觉醒,而且是顺应市场经济需求的一种自然回归。正是在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上的觉醒与回归,才是高等职业教育赖以生存发展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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