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蓉
张肖虎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指挥家。他祖籍江苏常州，1914年2月25日出生于天津。因为受到家庭的艺术熏陶，自幼酷爱音乐。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昆曲社、国乐社等课余活动，学习演奏二胡、笛子、月琴、四弦琴等中外乐器。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即加入了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的管弦乐队和室内乐队，参加演奏巴赫、贝多芬等著名音乐家的作品。他把课余时间几乎全用于进修音乐。他曾向外国专家学习钢琴和作曲，又在燕京大学音乐系选修作曲。大学四年级时，担任了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管弦乐队及军乐队队长、助理指挥等。
那时，著名诗人、散文家、教授俞平伯正任教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张肖虎曾旁听过俞平伯讲授的词曲课程。俞平伯对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有精深的研究，对中国戏曲研究也颇有见地。他深通音律，会唱昆曲。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发起组织了研究昆曲的“谷音社”，散文家朱自清、音乐家杨荫浏等皆为该社成员。在此期间，俞平伯曾撰写了《论作曲》、《论研究保存昆曲之不易》以及《秋兴散套依纳书楹谱跋》、《许闲若藏同人手钞临川四梦谱跋》等有关昆曲研究的文章。张肖虎不仅认真研读，而且毕业留校任西乐部助教后，还曾多次向前先生请教有关昆曲艺术的问题。所有这些，对他的新歌剧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因为需要照料母亲，张肖虎没有随同清华大学师生一起南迁，而是回到了天津，并先后在耀华中学、工商学院、基督教青年会等任音乐教师、指挥、教授等，并主持创办了私立“天津音乐专修院”。他还组织众多音乐人才，以演奏、演唱古典名作等艺术形式，来抒发爱国情怀。同时，因创作了表现民族气节的歌剧《木兰从军》、《松梅风雨》和交响诗《苏武》等音乐作品，被当时的进步报刊誉为“天津音乐之雄”。
40年代初期，张肖虎与他的清华校友、同乡、同事王守惠抱着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共同创作了四幕历史题材歌剧《木兰从军》，王守惠作词，张肖虎作曲。歌剧塑造了“立志赴战场”，“要一洗羞颜，给妇女们一个好榜样”的巾帼英雄木兰的形象，并通过木兰之口，唱出“今日我血溅沙场，明日便会见神异的曙光”，“要诛尽世间魍魉！要灭绝欺人强梁”，“人生正是座广大战场，赖有战争培养新生的力量，应该勇往直前地进取，怀着不惧厄运的心肠。努力！努力！不息！不息！冲杀！冲杀！”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王守惠也是昆曲爱好者、“谷音社”成员。他对俞平伯先生渊博的学识一直十分敬重。为了让《木兰从军》更加精益求精，1943年暑假期间，王守惠专程到北平，恳请俞平伯先生帮助修订歌词。数月后，当俞平伯附上自己的意见将歌词稿寄还时，王守惠已病逝于津门。闻此消息，俞平伯深感有负故人拳拳见访之心，怅恨不已。1944年，他在为《王守惠先生纪念刊》所作的序言中，详谈了自己校阅《木兰从军》剧本的经过以及与王守惠的师生之谊。他说：“余与守惠，郊园共学，知其于文章经籍以外兼精音乐，谷音曲社既立，即约其来游，佳日相逢，寻常视之。今则万事如云烟而守惠之墓行将宿草，栖迟陋巷，重省遗编，见《木兰》一剧犹在焉，诚不胜其叹惋之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英年早逝的文学才子王守惠的追念与惋惜之情。
对《木兰从军》的音乐创作，充分体现了张肖虎始终坚持继承传统、借鉴西洋以发展我国民族音乐的创作风格。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历史的原因，歌剧《木兰从军》在20世纪40年代未能上演全剧，只演出了选曲和片断。不久，张肖虎又创作了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大型四幕歌剧《松梅风雨》。(www.xing528.com)
为了总结西洋歌剧艺术创作的经验，探索我国歌剧创作的道路，张肖虎与友人共同发起组织了由平津两地音乐家参加的民间音乐团体“歌剧协进会”。
1946年秋，清华大学迁回北平，张肖虎又重新受聘于清华大学任教。开学前夕，即1946年8月中旬，由张肖虎作曲并指挥的大型四幕歌剧《松梅风雨》以“歌剧协进会”的名义，在北平首次公演。俞平伯先生应邀观看了演出，并写出《〈松梅风雨〉观后记》评论文章，发表在1946年8月31日天津《大公报》上。在《观后记》中，他从中国戏剧发展史的角度和中国戏剧的特点，谈了歌剧在我国难以推广的原因。他说：“中国之剧均歌唱与道白相间，而以歌唱为主，故道白称宾白也。西洋则有纯话或纯歌之剧，而以古典歌剧为世所重，殆欧美之所同也。话剧流行于我国三四十年矣，而歌剧无闻焉。此殆音谱方面无人努力故耳。”他对张肖虎的歌剧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北平歌剧协进会顷始有《松梅风雨》之创演，听者如云，余亦乘暇而往，见其情绪颇为紧张热烈。音乐配合或幽抑，或高亢，或悲或喜，更能曲曲传达剧情，则吾友张君肖虎之苦心制作也，张君复殷殷垂询其可否，余于音乐为门外汉，何能为他山之益，惟念音乐者，民族精神所寄托，为社会教育之辅导，不仅抒写个人之哀乐已也。”这既说出了张肖虎音乐创作的宗旨和特色，也为爱国音乐家们指出了音乐创作的必然方向。他还对比西洋歌剧，客观地指出了还很“年轻”的中国歌剧在剧情和舞美方面的不足，并对它的未来发展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剧情方面，西洋歌剧每为极伟大之场合，或敷演文艺，或取材历史，其剧院布置亦壮丽堂皇，今兹限于人力财力及时间，尚未足与之颉颃，实冀望更于百尺竿头进一步也。”尤其是对张肖虎人品的赞许：“以肖虎治学之精勤，作人之恳挚，英年事业，未有艾也”，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张肖虎倾注毕生心力与才智，求索、耕耘、开拓、创造，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和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早已载入了我国音乐史册。
1991年春，笔者曾将俞平伯的评论文章《〈松梅风雨〉观后记》抄寄给时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张肖虎先生，竟然使张先生欣喜异常，并在朋友中广为传阅。他在回信中说：“一些朋友看到此件，也都很兴奋。”他还特意告诉我：“有音乐史学者还对此产生极大兴趣”，言外似有未曾预料之意。
歌剧《木兰从军》和《松梅风雨》不仅在张肖虎的音乐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歌剧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文学家俞平伯先生在五十余年前对新歌剧所作的评论，也就更有其不平凡的意义。
1997年2月19日，张肖虎先生以83岁高龄在北京仙逝。随着他的离去，他与歌剧的这段因缘，他与文学家俞平伯先生的交往，以及他对我国歌剧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就愈发值得纪念。
（作者系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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