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大批清朝遗民和民国政要退居津门，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天津城市的娱乐、休闲习俗。不仅汇聚了北方各种戏曲、曲艺等娱乐形式，而且花鸟鱼虫等市井休闲，天津人也是精通此道，它们共同构成了天津市民文化的又一道风景线。天津的群众娱乐发轫于传统的庙会。据《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一书统计，历史上天津有庙宇数百座，每年定期举办庙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津皇会。《竹枝词》对1923年的皇会作了描述：“中幡跨鼓闹街前，皇会重兴已不全。粉饰太平财力尽，争豪斗胜逊当年。”书中叹道：“天津皇会年例三月间举办，有中幡、跨鼓、抬阁、高跷、杠箱等。会末有五驾辇，所奉即天后宫之娘娘。办会者穷奢极侈，看会者举国若狂。亦有沿街起搭看棚，珠帘半卷，夜阑始散，真盛会也！”
而平日，市民的娱乐主要是到茶园听戏赏曲，天津有“四大名园”，即如《竹枝词》所说：“舞台歌舞日喧阗，四大名园已不全。偶约新明观剧去，买车犹说下天仙。”这四大园分别是袜子胡同的庆芳园，鼓楼北的金声园，侯家后的协盛园，北大关的袭胜园。还有“下天仙戏园”，后改为“新明大戏院”。其他如：“北洋茶社座常盈，燕乐升平近会英。热闹首称新世界，压场新戏半文明。”“燕乐升平”茶园演出鼓词、快书、相声、双簧和戏法等，俗呼为“杂耍馆子”。附设在商场内的“北洋”、“新世界”为人们购物、看戏提供了方便。民国时这些茶园末场演出文明戏，但较之学校中所演新剧相去甚远。
当时北京有许多著名京剧演员到天津唱戏：“内廷供奉几伶人，高引歌喉罕比伦。莫叹汪谭成绝响，白头犹在老乡亲。”词中所列“汪”（汪桂芬）、“谭”（谭鑫培）、“老乡亲”（孙菊仙）都是全国著名演员。除此以外，还有一批下海名票，活跃于津门舞台：“清唱能娴便彩排，始图高乐继招徕。偶然下海君休笑，世界无非一戏台”。评剧，最初叫蹦蹦戏或落子戏，以李金顺最出名：“嘲
呕哑是郑声，坤伶金顺尽知名。俚词类似滦州影，老妪听来也动情。”她的唱腔清脆入耳，感情真挚细腻，深受老年妇女的欢迎。演出多在庆云、权乐、群英、同庆、中华等茶楼酒肆，即“庆云权乐继群英，同庆中华早著名。落子园应推独步，敢骄上海薄京城。”
天津是相声名家辈出的地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王二福、阎德山、高玉峰、谢瑞芝、万人迷、张麻子等著名演员：“二福德山名一时，相声今贵改良词。庄谐雅俗俱臻妙，高玉峰同谢瑞芝。”“今年又弱万人迷，择吉登场岂滑稽。想是张麻思旧侣，相邀堂会赴泥犁。”书中记述：“万人迷、张麻子对口相声最为解颐。数年前张死。一日，万人迷登场开口云，昨晚忽到阴司酆都之茶楼戏园，其热闹不减于天津，及至杂技馆子，适张麻子正说相声，又见贴有红纸大报一张，用泥金大书‘万人迷’三字。自念并未曾死，何以阴司有己名字，方惊疑间，近前细看，名下尚有‘择吉登场’四小字云云，举坐为之绝倒。”由此可见，天津相声演员的诙谐幽默和天津市民对他们的喜爱。
各种大鼓曲种深受天津下层市民的欢迎：“字正腔圆调自然，鼓弹八角配单弦。再来德寿山犹健，青出于蓝常澍田。”“曲中词意贯神传，鼓界于今首宝全。无限人才零落感，胡十宋五说当年。”“檀板轻敲鼓套停，滑稽词句耐人听。俗言劝世心良苦，或是当年柳敬亭。”这里提到的有德寿山、常澍田的单弦，胡十（金堂）、宋五（玉昆）、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双簧以二人为之，一人在前作势，一人在后说唱，音节形式均极合拍：“随声做势演双簧，犹忆皮韩艺擅长。可叹二姚贵乔梓，登台笑骂变伦常。”词中出现的“皮韩”，是指皮恩荣和韩恒斌，“二姚”是指姚文斌、姚少斌父子。因此有“登台笑骂变伦常”的话。天津有伴奏琴师，称“笑然居士”，使用的乐器像胡琴，中仅一弦，右手持一根竹筷按住丝弦，左手用竹弓张马尾拉之以发声，能学京剧曲调，无不毕肖。在他之前还有已经去世的瞎子李万兴，能用三弦弹奏各种词曲及军乐等类，谓之“巧变丝弦”，一时称为绝技：“巧变丝弦交口称，笑然拉戏更难能。一丝一拄宫商协，地下应惊李万兴。”
建立租界以后，许多西方的健身娱乐活动进入了天津，先后在英租界修建了西商跑马场和在南开修建了华商跑马场：“早辟西商跑马场，春秋今又赛华商。性如彩票人争购，绿女红男举国狂。”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马戏、杂技等表演艺术，丰富了天津的文艺舞台，比较新颖的是日本猴戏、秋千等：“旗帜鲜明鼓乐喧，运通猴狗亦乘轩。衣冠禽兽时恒有，何必斤斤责戏院。”“东洋马戏赌争先，绳橛唐梯自古传。忽讶美人天上落，身轻于燕逐秋千。”
在欣赏戏剧、曲艺和观看赛马、杂技之余，天津人还热衷于侍弄花鸟鱼虫，形成天津市俗文化的另一个侧面。早年天津养花，有石榴、凤仙、把兰、晚香玉、茉莉、菊花等：“小园报道石榴开，插鬓枝斜红映腮。艾叶趁将千瓣好，莫教侍俾摘重台。”“凤顶开花种不同，雪矾捣作唾余绒。指头瓣为调弦落，点玉胭脂无此红。”“深巷花声暑渐收，晚香玉趁晚风柔。瓣兰倒向胸前挂，茉莉簪穿红绣球。”天津举办菊花会，画家陈恭甫绘《钟馗贩菊图》，作为菊花会赠品：“一枝彩笔写秋容，更作新图兴趣浓。想是太平无鬼捉，钟馗穷作卖花佣。”天津最早的鸟市，在西门外的茶棚庵一带，后来移到北城根的闽粤会馆附近：“茶棚庵址莫重寻，百鸟钩舟弄好音。到此顿忘城市念，直疑春暖入山林。”常见的鸟有马兰花、红脖、画眉、白翎等：“马兰花鸟产城西，红脖脯红毛羽齐。灰串阿鹣能学语，白翎恶作夜猫啼。”红脖以脯红粉岔者为佳，马兰花以五道虹为上。北画眉一名灰串阿鹣，声似画眉，能学人语。白翎如学猫头鹰的叫声，津人称之为“赃口”。津门养鱼以金鱼为主，早年的春天还有卖蛤蟆秧子的，小孩买回去养着玩儿。天津人休闲养虫，主要是蟋蟀和蝈蝈，习惯称蝈蝈为“黑虫儿”，蛐蛐为“白虫儿”。有些人甚至以此为赌博手段，一掷千斤，极尽挥霍：“开圈蟋蟀斗河东，玉露金风八月中。也算平章军国事，千斤一掷决雌雄。”(www.xing528.com)
城市世俗文化还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上。天津人能说善谈，热情周到，尤其讲究“大面”，言语中旨叫“彀板”，说话周到叫“讲过场”。所谓“口若悬河意气扬，跟头随处要提防。一班交际真如戏，彀板还须讲过场。”人们见面总要寒暄打招呼，有的客套近乎虚张：“自有囊中沽酒钱，相逢笑问各欣然。招邀事事都言弄，小馆茶围戏一天。”熟人途中相遇，必选问到何处去，次问带车钱没有，此人作探囊倾助之势，彼人以囊中自有示之，一笑各去。而见面称呼也有特点：“媳称为婶女称姑，阿叔缘何伯是呼。更见街前逢故友，爷声未了各分途。”天津人称子侄辈媳妇为婶，称女儿辈为姑，称小叔为伯伯（音白白）。尤其是甲乙两位长者相遇，如甲称乙为某爷或几爷，乙亦必连答“爷爷爷……”以表示不敢当尊称之意。
天津人乐善好施，已形成传统：“性情慷慨乐捐输，甚至虚名亦愿沽。最喜人前翘巨擘，亲朋争道不含糊。”《竹枝词》中有多处关于救济、施舍的具体描述。其中有艺术家的助赈活动：“书画家仍慈善家，鬻资助赈惠无涯。御冬款待年终放，贫士从容度岁华。”津门书画家多用润笔助赈，并组织书画慈善会，凡读书人无以度岁者，经人介绍到会即可资助。又有演员义演助赈活动：“非筹急赈即冬防，票友伶人义务忙。半为助捐半娱乐，百元不惜定包厢。”天津时常演唱“义务戏”，散座三、四、五元不等，包厢竟定价百元。还有施医舍药活动：“痘哥花姐本虚无，仁术仍推厉三姑。保赤自从设公局，救人胜造万浮屠。”清末同治年间，天津绅士在鼓楼南创立“保赤牛痘公局”，引种牛痘，不取分文，每年种花幼童数以万计。
在民间信仰方面，津门百姓多有相信巫术者：“神来呓语听模糊，病不求医反信巫。圣水药丸本无验，香资事后苦追需。”女巫俗称“姑娘婆子”，自谓顶神能看香头治人疾病。所顶之神非白老太太即黄少奶奶或称胡几姑，不外胡、黄、白、柳、灰五大仙家之类。胡即狐狸，黄即黄鼬，白即刺猬，柳即蛇，灰即老鼠：“供奉仙龛五大家，无非狐、鼠、猬、鼬、蛇。只因搬运多灵异，建庙惟崇三太爷。”天津五大仙中唯狐仙有庙，在旧院署后，同治八年（1869年）敕建，名“通真道人祠”，俗呼“三太爷庙”。
80年前冯问田先生写下的《丙寅天津竹枝词》，涉及天津城市世俗文化和市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了解民国时期天津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参考依据，对研究天津城市史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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