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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社会学名师,收获珍贵指导

时间:2023-08-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搞社会学就得拜师。他还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王正萍、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汪永祥都有意于社会学,建议我去拜访他们。他向我介绍了筹建上海社会学研究会与社会学系的情况,建议我去拜访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胡曲圆教授、经济系吴斐丹教授和华东师大老社会学家言心哲和吴铎教授。到上海后,我先后拜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薛素珍、华东师范大学吴铎、言心哲先生,复旦大学吴斐丹和胡曲圆教授,他们给了我许多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指教。

拜访社会学名师,收获珍贵指导

社会学就得拜师。拜谁为师?当然是费孝通先生。说老实话,我是1957年“反右”时才知道有社会学的,那时给社会学定的调子是“资产阶级伪科学”。我与社会学没有渊源,之所以拜费孝通为师,并不是因为我读了他的著作和了解他的学问,而是因为他是鼎鼎有名的社会学家。1979年3月19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费孝通先生担任了会长。

拜费孝通为师,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对我来说,是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及的大人物。而且我对社会学一窍不通,与他沟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为此我首先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两本有关社会学的书: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和美国的《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后来又找到了苏联的《社会学与现时代》。读完这些书,受益匪浅,于是写了题为《组织起来,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文章,并于1979年9月18日去京请教费孝通先生,打算请他提出指导意见,再顺便讨要一本关于社会学的教科书作教学之用。不巧的是费先生不在北京,于是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找陈道。陈道了解了我的来意后说:“现在没有社会学教材,社会学教材在实践中。我不懂社会学,你要了解社会学就去东厂胡同民盟中央找王康同志谈。”我说:“我想找费孝通先生,向他请教。”后来我才知道,陈道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是延安马列研究院的研究生。1942年整风时他是该院墙报的主编。现在是中国社科院规划局局长,参加社会学筹建工作。

9月20日到民盟中央找王康。这里就是社会学研究会的办公地点。王康同志听我说明来意后很高兴,详细地介绍了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情况。他说:“现在社会学研究会还是个空架子,只有费先生、我和潘博茹三个人。费先生是会长;我是从青年出版社调过来的,帮助费先生办事,叫总干事;潘博茹是社会科学院调配来的办事人员。现在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这两间房子是费先生从民盟中央借来的。”他说,解放前学社会学的年岁都大了,而且多年不搞社会学,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中青年学者加盟社会学研究。现在只有社会学研究会,没有研究所,以后成立社会学研究所,才有实体单位好依托。他还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王正萍、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汪永祥都有意于社会学,建议我去拜访他们。他还告诉我雷洁琼先生是老一辈社会学家,现在北京,可以向她请教。

我又去中国科学院拜访王正萍,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社会学能包打天下!”

9月21日我去全国人大拜访汪永祥。他说,社会学很有用处,有许多问题需要社会学研究,比如人口、劳动就业、青年、家庭、国际交流等问题都要研究,并鼓励我搞社会学。我听后很高兴,觉得自己选的方向没有错。

社会学重建之初,没有教师和研究人员。而解放前学社会学与教社会学的人,或被打成“右派”,或转业,或去世,“知交半零落”了。健在的人年龄也大了,无力承担重建社会学的重任,所以费老和王康希望有一定马克思理论基础、在本学科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人转行搞社会学,这样,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的步子才能快一些。王正萍和汪永祥在哲学界已经有些名气,他们说话是很有分量的。我去拜访他们也有我个人的原因,我们虽然是同代人,但是他俩学有所成,有他们的支持、帮助,我会进步得快一些。可惜他们没有转行社会学,我便无缘拜他们为师了。

我原计划还要拜访吴景超和李景汉两位教授。惜吴景超已于1968年去世;李景汉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所以没去拜访。(www.xing528.com)

我还去北大国际政治系拜访了雷洁琼教授。第一次见名人,有点紧张,但当我见到这位慈祥可敬的老人迎接我,心里的紧张去掉了一半。落座后没等我开口,雷老就说:“你是南开大学来的,想学社会学,我很高兴。欢迎你们青年人参加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我向雷老说明了来意,雷老听了不时点头。然后向我介绍了当前社会学的情况。她说:“自己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社会学上,社会学是费先生牵头,他比我小5岁,精力和学识都比我强,你要多向他请教。”临别时她还告诉我:“上海行动比较快,成立了社会学会和研究所。我的一位学生叫薛素珍,在上海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你可以去上海看看,找薛素珍谈谈。”与雷老一席谈,给了我很大鼓励,更加坚定了我转攻社会学的决心。第二天我返回了天津

这次在北京呆了7天,虽然没有见到费老,可与社会学研究会建立了联系,见到了雷洁琼、陈道和王康先生,了解了社会学的现状,也为我从事社会学研究开了个好头。

1979年10月22日我与哲学系的陈玉茹(她到上海另有任务)同行赴上海。因是第一次来上海,人生地不熟,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主任袁缉辉。他向我介绍了筹建上海社会学研究会与社会学系的情况,建议我去拜访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胡曲圆教授、经济系吴斐丹教授和华东师大老社会学家言心哲和吴铎教授。

到上海后,我先后拜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薛素珍、华东师范大学吴铎、言心哲先生,复旦大学吴斐丹和胡曲圆教授,他们给了我许多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指教。

后来,我又去南京大学了解了开展社会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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