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29日凌晨4点多钟，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大妹和二妹早已帮我收拾好行李。我胡乱擦了一把脸，喝了一碗稀饭，准备出发。临出门时，走到床前，轻轻拍了下正在熟睡的小妹，说了声：“我走了。”她猛地坐起来，“哇”地一声哭了。她才8岁，太小，没让她去送。
外面，天阴沉沉的。两个妹妹用一根木棍抬着手提包走在前面，我和母亲默默地跟在后面，去18路汽车站赶第一班车。6点多钟到了东站，前来送行的姑姑、舅舅、姨早已等候在那里。进站口挤满了学生，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天津市第三批上山下乡知青。在此之前，第一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批去内蒙古插队落户。我们这一批是去山西晋南专区插队。知青们主要来自四十七中、九十二中、九十六中、南仓中学、贵阳路中学、南开女中、女六中等学校，约有四五百人。
7点钟开始进站。送行的亲友一两千人，聚集在狭小、拥挤的站台上，有的相互紧握着手传达着鼓励和期望；有的高举着毛主席语录表示着决心和信念；有的不停地用手帕揩拭着泪水诉说着亲情。说的、笑的、哭的、大声嚷嚷的混杂一起。白发苍苍的老人、刚会说话的孩子、两眼红肿的伙伴们向准备远行的亲人交代着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话：“到那就来信”，“千万要注意凉热”，“你们要互相照顾”。有的人挤不到跟前，就从火车底下钻过去，到车厢另一面跟车上的人说话。有的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突然，有人“哎呀！”尖叫一声，周围的人立刻围了上去，接着传来更大的哭声。一位老太太昏倒了，她的家人使劲给她掐着人中……
7点44分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站台上骤然响起撕心裂肺的哭声，盖过了汽笛声。亲人们强忍住离别的痛苦，目送着徐徐开动的列车，有的还紧紧拉住车窗里伸出的手不放，有的随着火车跑出站台。知青们轮换着从车窗挤出头、探出身，挥动着红皮语录本告别，直到车外那些身影消失。(www.xing528.com)
车厢里的气氛渐渐平静下来。面对新生活，大家既新奇、又迷茫，但想得更多的是即将到来的艰苦生活考验。四十七中的王威首先用口琴吹奏起《东方红》，李荣斌拉起板胡，我吹着笛子跟着合奏，知青们则随着低声吟唱……
这批知青都是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年龄最大的二十一二岁，最小的十五六岁。临行前，经过学校动员、个人报名、学校和招人地区政审合格才批准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打破了正常的升学、就业制度，开展了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活动。这种无休止的争斗，让学生们感到厌烦，恨不得马上离开校园。因此，当党中央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投身广阔天地、扎根农村边疆，成为热血青年们的毅然选择。有的热血沸腾，立即报了名；有的憧憬美好未来，为体验更新的生活，决心闯荡一片新的天地；有的为摆脱家长束缚，想过自由自在的日子，跟着同学办了手续；也有的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家长在“文革”中挨整，抬不起头来，只好做出这样的选择。为此，有的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瞒着家里“偷”出户口。总之，每个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带着纯真的热情，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不知是谁提议：“咱们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宣誓！”立即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十点多钟，火车到达北京站。大家顾不上浏览北京市容，一起向天安门广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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