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农场记：北大荒建场初期的干部职工的离退休情况和医保健工作

于德宁

可能是在都市喧闹的环境中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对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感到有些厌倦，想去领略一番田园的风光？或是因为在不断转变观念的社会中工作得太累了，对自己工作的过程及结果都有些不满意，想去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态？也可能是离开农场的时间太久了，对刚步入社会的那段知青经历有些难以忘怀，想去重温一回纯真的旧梦……

于德宁（摄于1970年）

我怀着说不太清楚的心情，和刘长青、刘文起、傅毅民、杨同斌4位知青战友结伴，于1996年8月2日重返黑龙江省永丰农场。

列车向黑龙江方向驶去。我倚在车窗边凝思：我们此行到农场会见到谁呢？27年了，当年领我们干活的那些老职工还在吗？我们住的土坯房还有吗？水稻按季节该抽穗了吧？大豆的长势如何？还有南阳的防洪堤和我们曾经钓过鱼的水泡子，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一个个问号在脑海里闪过，一个个故事在沉思中展开，仿佛回到了我们的知青年代，回到了那单纯无邪的青年时期……

永丰到了，永丰变样了！

一踏上永丰路，新盖的永丰医院、永丰学校和永丰招待所便一一映入眼帘。路两旁的稻田一望无际，稻穗随风摇曳。远处，湛蓝的天穹之下，老黑山和其他火山一字排开拱卫着永丰大地，好像在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

在农场招待所的食堂里，时任永丰农场场长的马云浦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场的还有副场长唐贵文和工会主席安国良等。

马场长介绍了农场的情况，他说：近几年，农场除了抓农作物的稳产高产外，还重点抓了农场职工的福利卫生工作。农场职工已趋于老年化，建场初期的干部职工都已离退休，就医保健工作势在必行。因此，农场新盖了医院，改善了医疗环境，基本上解决了就医难的问题；重建了永丰学校，解决了永丰子弟入学难的问题。他还说：“我们还干了一件‘上天入地’的大事情。”“上天”是指搞了卫星转播站，使永丰农场家家户户都能看到闭路电视，能看到国内十几个省市电视台的节目；“入地”是指搞了自来水入户工程。自建水塔，铺设管路，改善水质，方便职工用水。

谈起知青来农场的历史，马场长说，来自上海、天津和哈尔滨等都市的二千四百多名知青对永丰农场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知识青年在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知青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知青将文化知识和城市文明带到了农场，促进了农场的文明建设。

马场长今年49岁，曾是一位哈尔滨知青，近三十年的农场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对屯垦戍边志向的执著追求，成为我们知青扎根边疆的典范。那些仍在永丰农场工作，立志报效祖国的垦荒者，为北大荒变成北大仓作出了贡献。

我们来到了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南阳，寻找、辨认着以前的宿舍——我们自己盖的房子。

南阳的原始地貌是流域沉积而成，因此，地表土往下一米处就是厚厚的河沙层。建房打地基时，我们须先破土开槽，挖到能看见沙层为止；后将从讷谟尔河边拉来的粗沙填入地基槽里，再用水灌满地基槽，用长钢钎扎入沙层，用力、反复地“撼沙子”，目的是为了把后运来的河沙与基槽的沙层融为一体，成为地基的基础。然后，我们再将大块岩石用水泥垒砌在上面，这一体化的石墙与沙基一起构成了房子坚实的基础。

打地基用的石块是我们从几十里地以外的石龙采石场拉来的。农闲时我们就搞基建。战友们两个人一副“钢丝挂”，将大块儿岩石一块儿一块儿地抬运到地基槽里。房子的四个拐角是地基的重要环节，需要用更大一些的石块。我们就用两副“钢丝挂”四个人抬。记得那时我们年轻气盛，经不住知青之间的打赌和“呛火”，我和另一位天津知青王健去抬一块约四五百斤重的石块。把“钢丝挂”搭在石块上，随着一声“起”，我们一齐使劲：挺胸、收腰、运气，这时，就听见“咔嚓”一声响，扁担断了，而石块却纹丝没动，我们随手将扁担一扔，找来一棵碗口粗的树杆，硬是将那块石头抬到房角的地基槽里。那次打赌，我俩赢了一盒“葡萄牌”香烟。当然，这盒烟当即就成了战友们共享之物了。

房子的墙体是用火山灰材料筑成的。我们用从五大连池老黑山那里拉来的火山灰与场部工业大队生产的水泥，以3：1的比例混合并加水搅拌均匀，按设计要求将墙体模具安装固定好，将搅拌均匀的材料注入到模具里，再用重锤慢慢地夯实，直到表面泛出一层水泥浆液为止。待1—2天后墙体基本固定，其中70%的水分蒸发后，将模具拆下。就这样，一层一层墙体垒筑了起来。我们称这种墙体施工法为“干打垒”。

由于我们盖的房子用的是真材实料，再加上精心施工，因此，房子至今仍安然无恙。

现在，南阳的职工居住在我们盖的房子里。他们用柞树棍棒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围起了院子，那些绿油油的时令蔬菜和丰硕的瓜果，展示着一派殷实的景象。

与昔日比，如今的南阳又多了几栋新盖的瓦房。妇女们站在自家的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这几位陌生的不速之客，悄悄地议论着。她们大多是第三代农场职工的家属。

我们找到了于斌的家。不巧，他外出打工了，只有老伴在家。

于斌是领着我们干活的农场职工，是南阳屯里数得上的庄稼把式。从老于那里我们学到了不少农业知识和劳动本领，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当他的老伴知道我们是当年的天津知青专程来看望他们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老于常提起知青，总说：知青在的那阵子，白天在一起干活；晚饭后，有的打篮球，有的在大堤上遛弯，有的在房前嬉戏，人来人往真是热闹。知青走后南阳一下子冷清了。

这时，李老大、李老五、刘治国等老职工围了上来，他们都七十多岁了。我们互相辨认着，彼此寻找着27年前的影子。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争先恐后地讲着一些新鲜的故事。他们说，知青对南阳孩子的影响很大。现在南阳也有了自己的“知青”，也出了几个大学生和中专生。这些学生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都是知青教他们念书识字，后又考上了高等院校。农场第一代垦荒人，时任南阳统计员的章步海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就分在山东省东营市工作。(www.xing528.com)

我们应邀来到老于家。老于家与我们在时的情形已大不一样。屋里屋外拾掇得干干净净。屋内摆设组合家具和成套沙发，装有闭路电视和自来水管。

走出老于家，我忽然想起当初“夜闯”老于家要面粉包饺子的事：那是在农场吃返销粮的那年，我们吃的馒头是用80号面粉做的，棕褐色。80号面粉是从小麦中提取部分精粉后，用余下的连麸子带粉一起磨成的面粉，我们称其为“麸子面”。二十岁左右的我们，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成天吃80号面粉馒头和没有油水的煮土豆，肚子总是没到开饭时间就开始饿得咕咕叫了。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班的知青饿得睡不着觉，趴在炕沿上说话，回忆春节回家时吃“耳朵眼炸糕”和“狗不理包子”的情形。当时我们住的是老乡腾出来的“拉合辫”房子，一屋8位。大家聊着过着嘴瘾，在“精神”上会餐。可越聊越觉肚子饿，“精神”会餐解决不了肚子咕咕叫的问题。这时，班长郑秀璐一下子坐了起来说：“都起来！咱们包饺子吃！”大家齐声响应，光着膀子从被窝里爬了起来，用“石头、剪子、布”的胜负结果做了分工。我们8人，有的到老乡家去弄面粉和鸡蛋，有的到菜地里弄角瓜和韭菜，有的合面擀剂子、包饺子，有的生炉子、挑水、煮饺子，就连饭后收拾锅碗瓢盆的活都用“石头、剪子、布”落实了。八条汉子能干能吃，很快就将饺子包好、吃完了。那天晚上，虽然我们睡得很晚，但我们吃了一顿油水不大、味道可口的饺子，真是美极了！

我们拿着照相机不停地拍摄南阳的街景、水房、我们当年的宿舍、防洪堤、小树林、水泡子等。我们拍的每一张照片，都引起了我们对往事的回忆……

我们伫立在大堤上，遥望着堤外那铺向天边的枝繁叶茂的大豆，我想起了过去在农场选种、做颗粒肥、播种、除草、收割和脱谷的日子；想起长跑两公里去场部木工房救火的情形。那时候的人们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只要一声令下，战友们就会奋不顾身地奔向战场、扑向火场，不惜力气、不惜代价！如果这时有“私”字在脑子里那么一闪念，你就会感到像犯了错误似的难受。

那时，一到农忙总是组织大会战。田间地头是我们的战场。会战期间，无论是居住区还是抢收的战场，到处可见标语口号，大都是激励知青奋战抢收的毛主席语录。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收一颗粮食，就是射向帝修反的一颗炮弹！”等。

记得我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迹。石峰同志（天津知青，现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导）在麦收期间，手被割破了，腰累得直不起来，但他从不叫苦叫累，就是蹲着、跪着割，镰刀也一刻不停，一直坚持到麦收会战的全面结束。这篇报道发表后受到了好评。

堤外是我们连队的旱田耕地。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曾经历了那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堤内是我们的居住区，居住区旁有一泓水泡子，泡子里夏天有水，是我们洗衣、洗澡和垂钓的地方。秋后水退了，泡子底部裸露出黑黑的淤泥。这淤泥是我们改良土壤上好的廉价底肥。记得那年冬天，大地刚刚铺上一层皑皑白雪，站长唐子坤就下令开始了“百张爬犁千吨粪”的送肥大会战。

当时南阳有两个知青连队。一个编号称3连，是哈尔滨的知青连队；另一个称12连，是天津的知青连队。两连队的队旗插在大堤上，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呼呼作响。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两个连队干得热火朝天。连队领导身先士卒，宣传员手持话筒为大家鼓劲，战友们多拉快跑，你追我赶！

泡子里布满了人，有的用镐刨，有的装车，相互之间轮流作业。又是王健，紧握手中十字镐，时起时落，咚、咚、咚……震得冻层发颤。刚开始时，大家还都是各自为战，刨出的块度不大。干着干着，大家就找到了窍门：几个人合作，从不同的角度联合作战，震下来的冻层有几平方米那么大，然后再刨分成容易装运的块度，作业效率大大提高。机耕队的师傅驾驶着拖拉机，在机器的轰鸣中运送了一车又一车；大车班的“车老板儿”们，嘴里吆喝着，长鞭在空中挥舞，发出啪、啪的响声，“牛哥们”都绷紧了缰绳、喘着粗气艰难地负重向前拉，连队的战友们，不分男女，用绳子牵拉着爬犁，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返不停。男知青的帽子和女知青的围巾都结满了霜。回想当时在雪地里拉爬犁的情形，我只感到满脸涨红，浑身是汗，头部腾腾地冒着热气，不时地会将皮帽子往头顶上推，这样会散去一些热量，等送到地里准备拉第二趟的途中，嗖嗖的西北风吹来，顿时感到浑身的冰凉。这时，我才感到我的秋衣秋裤都被汗水湿透了，只好一路小跑地返回水泡子，以抵御寒冷。就这样，我们一趟又一趟、一天又一天地把粪肥全部拉到堤外的地里，5米间隔堆成堆。此时，堤外的耕地就像一面围棋盘，粪堆在上面有序地排列成“棋子”。

那一年的秋天，我们获得了大丰收。年底，我们良种站的“百张爬犁千吨粪”会战活动得到了场部的嘉奖。

……

中午，南阳屯支部书记黄万成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其实，我们最感兴趣的饭菜还是那大馇子、土豆炖豆角的农家饭。尽管这种菜在知青时期我们就已经吃够了，但今天吃起来感到格外的有滋有味。

看着餐桌上的烧鸡，我想起了当年在南阳吃“烧鸡”的事：

那是在麦收将要结束的时候，按连队的规定，在收工前，每间屋子可提前回来一个人为班里烧炕、打热水。那天我们班是成纯战友值班。收工后，大家像往常一样，一边擦洗一边说笑着。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屋里嘛味儿？倍儿香！”大家干了一天活，又累又饿，谁都没搭这个茬儿，拿着饭盒急忙到食堂排队打饭去了。吃完饭后大家躺在炕上，还是觉得屋子里有一种久违的香味儿。这时有人问：“‘鸟儿’（成纯的绰号），是不是你小子没好好烧炕，上德都买东西吃了？”他矢口否认。那时知青的业余文化生活根本没有，很无聊。尽管大家割了一天的小麦都很累，但青年人的那种精神能量依然很充足。紧接着有人跟着起哄：“说不说！？说不说！？”大家一拥而上，把他按在炕上。成纯架不住大家的“威吓”，讲出了“烧鸡”的故事：

他说：“那天回来值班，用麦秸烧炕。在背回麦秸的途中，地上撒落了一些夹杂些麦粒的麦秸，稀稀拉拉的，一直到屋门口。老乡放养的几只鸡就紧跟着这些撒落的麦秸，啄吃着其间的麦粒进了屋。开始，我怎么轰也轰不出去，鸡在屋子里撞来撞去。后来，轰出去了，可一转身它们又回来了！气得我用烧火棍儿轰它们，没想到打死一只，我恐惹事赶紧将鸡塞到炕洞里灭迹……”“鸡在哪”？不知谁追问了一句。“还在炕洞里，”成纯说。说时迟那时快，大家争先恐后地跳下床，扑向炕洞……刚从炭火中扒出来的鸡，热得烫手，外焦里嫩，香气扑鼻。大家来不及公平分配，三下五除二，将这只没加任何调料的“烧鸡”哄抢吃光。

大家听完我讲的故事哈哈大笑，都说：好个典故！鲜为人知！精彩精彩！喝酒喝酒！

黄书记、稽国银、徐艳德、常修清、张静在桌上频频劝酒，酒喝得爽快豪放（他们5位都是农场的职工，除稽国银与我们同龄外，其余4人都属于第三代农场人）。我们知青属于第二代农场人，当然也不示弱，举杯就干、见底。我们两代农场人举杯同饮，你来我往，不知不觉已经喝到下午时分。直到场工会主席安国良开车到南阳找我们，这顿午餐才算作罢。黄书记说，今晚住在南阳，你们已经到家了，不能走。可安主席说，马场长今晚还要宴请，因为又来了几位上海知青，他们是三分场八连的，都是远道来的知青战友，难得一聚。我们只得离开了南阳随车前去场部。临走，我们每人还吃了一个由稽国银夫人特意为我们从自家地里掰来的，煮得喷香又粘手的青苞米，好吃极了！

……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农场只逗留了两天。在返回天津的途中和在回津后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翻阅在农场拍的照片，我都会沉浸在令人难以忘怀而又使人亢奋不已的回忆中……

（作者就职于原机械部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