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后期，军阀混战有增无减，“商会处荆棘之秋，痛兵凶之惨，割肉医疮，极难应付”。这些肺腑之言道出了卞荫昌的苦衷。
北洋时期，商民除承担繁重的苛捐杂税外，还往往被各派军阀强取豪夺，天津商会作为天津商界的最大社团常常无可奈何地去应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天津商会几乎变成了奉军的“支应局”（而且确实也有筹设支应局之议），三天两头要筹办军需以应“迫求”，如笸箩、铡刀、红粮、麸皮、木材、咸菜、小米、铺板、麦秸等物一应俱全，而且稍有怠慢即有杀头之虞。1925年12月17日，天津县知事张仁乐在致卞荫昌的一封信中称：“昨夕督帅面询向商会以钱粮作抵所借之款，届期何以不交？弟只有答以今解上。督帅辞色严厉云：处于今日，商民若有暗中掣肘贻误事机者即以暗通赤党论。……无论如何，贵会本日必须勉筹粮价三分之一。倘有持异议者，……由弟赔其到军署理论可也。”措词何等严厉，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1926年3月直鲁联军攻入天津时，又将筹备给养的任务交给商会，卞荫昌出于无奈，不得已以个人身份但保为直鲁联军向各斗店商购红粮、麸皮。
军事倥偬，战争靡息，维持会务颇费精力。卞荫昌本来身体强健，但积劳成疾，1925年冬病情加剧，虽经精心调治，无奈心血过亏，于1926年11月17日溘然长逝，享年61岁。(www.xing528.com)
1926年12月12日，天津总商会等6团体为卞荫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送挽联哀幛的有津埠法团35个、机关46个，各同业公会25家，各会董、行董206位，外埠商会及直隶各县商会31家。人们为失去一位热心公益，倾力维护商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的商界领袖感到悲憾不已。
他去世后，卞氏析产，家道衰落。
（作者系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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