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会罢市两次，驻华日本公使要求取缔抵制日货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各界群起响应。5月7日，天津商务总会正副会长叶兰舫、卞荫昌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要求力为主张，勿稍退让，必将青岛收回，以保领土。

5月10日，天津商界组织“救国十人团”，以提倡国货为宗旨，号召各界不买日货，不将钱存放日人银行，为此，拟组织国民储蓄银行与国民实业总公司，为运动后期抵制日货之嚆矢。

5月12日天津绅、商、学、教各界代表二百余人集会筹备公民大会，卞荫昌和边洁清作为商界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讨论了三个问题：一、青岛案力争办法；二、电请中央罢免卖国贼；三、致电巴黎代表勿签字。会上，卞荫昌充满激情地说：今到会者为商、学各界代表，值此危急之秋，须速谋进行方法。最后，会议推定叶兰舫、卞荫昌等5人为商界干事。

6月3日和4日军阀政府逮捕北京学生近千人，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6月5日，上海商界在工人罢工的带动下宣告罢市。天津商会得知上海方面的情况后，会长叶兰舫、副会长卞荫昌于6月7日召集全体会董开会，会后致电北洋政府，要求政府当机立断，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危机，以使局势平稳。6月7日和6月9日两天，直隶省长曹锐两次训令天津商会，要求众商家安心营业。

6月9日，在学生代表的要求下，天津商会召集各行业会董开会，参加者六百多人。会上叶兰舫报告了开会宗旨，卞荫昌提议：可先致电中央，要求惩办国贼，保护学生，限二日复电，否则即行罢市。后在公民会代表马骏等人的要求下，商会当即宣布第一次罢市布告：案查本日全津商民学生聚集数万人开公民大会，对于外交失败，惩办国贼惟有以罢市为最后要求。本会鉴于人心趋向，局势危迫，无可挽回，当即决定自明日起罢市。

与此同时，天津商会还致电北洋政府，声言中央不惩罚国贼，不保护爱国学生，视民气如草芥，甘愿违反民意，天津商界惟有以罢市为最后要求。

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闻讯后，亲自打电话，以警察罢岗相威胁。时任天津商会秘书长的夏琴西答曰：国家都要亡了，有什么治安可言。随即与马骏等人取得联系，由童子军全部出动，担任义务警察。

罢市之后，天津商会又向北洋政府致电，要求北洋政府明令惩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保护学生。电文称：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

面对全国“危厄之局”，北洋政府惊恐不安，于是紧急议决免去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派代表星夜来津，面告政府决定，并劝说商民结束罢市，静候解决。直隶省长曹锐痛哭流涕，劝导商民尽快于次日复市。

在曹锐等人的劝说下，天津商会考虑到罢市目的已达到，决定11日复市。

6月11日商会布告复市后，天津学联立即组织各界群众齐集商会门前，公推马骏为代表，质问商会开市理由，并以头撞会议厅明柱。此举感动了全体在场商民，于是商会又宣布二次罢市，以政府惩办卖国贼和明令保护爱国学生为复市条件，且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在当晚12点钟前答复，否则次日继续罢市。

在没有得到政府明确答复后，6月12日天津商会公告二次罢市，不仅所有华界商店均闭门停业，而且英租界海大道一带华商也集议宣布罢市。周日，北京政府通电发表保护学生的命令。鉴于全国各城市如汉口、上海等地商界已复市，天津商界也于6月13日恢复营业。

复市后，卞荫昌等人领导的商界反日斗争并未中断，而是继续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

天津学生联合会作为抵制日货的积极倡导者，提出：“彼强我弱，彼裕我贫，若徒以武力相抵，非特势所不能，亦力有未逮……筹思良久，惟有抵制日货外，他无良策。盖既抵制其货，彼之财源必竭，不啻制其死命，则彼倭将不灭而自亡，不战而自灭。”他们认为商会为天津商业枢纽，于是督促商会劝导各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7月，各同业公会与各商号响应，木商同业公会、绸缎布匹棉纱同业公会、灰煤商、海货商、广货杂货栏杆颜料各商号、五金铁行公会、茶叶商、麻袋行商、洋纸商公会等纷纷制定抵制日货简章，并议定了购买日货者罚的条规。华商水火保险公会除对本行业私买日货者实行罚款外，对于投保商号购办日货者，一旦有失慎之事，决不赔偿。天津蔚丰商业银行为响应抵制日货的号召，对日金老头票也抵制汇兑。(https://www.xing528.com)

抵制日货的风潮不仅在津埠及全国各地激荡，甚至波及中国在日坐庄商号，为挽救亡国灭种的命运，他们纷纷表示要停办日货，收庄回国。

在天津商民同仇敌忾抵制日货的洪流中，也潜滋暗长了一小股不和谐的逆流。位于竹竿巷的万德成洋货铺在7月初向日商购进棉纱数十包、布匹500包。当学联调查科向铺掌宣传抵制日货的道理时，该铺掌轻蔑地说：人皆抵制日货，我且提倡之不暇。此举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经各界联合会议决，对万德成罚款3万元，由天津商会代为保存。

对于各商号蓬勃兴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天津商会给予积极支持。7月8日，鉴于日本国内粮食匮乏，中国各省水旱频仍，米珠薪桂，而亡国惨剧迫在眉睫，商会致函三津磨房公所、米业公益研究会、转运公司和各斗店，对内对外米粮禁止出洋，尤其不得卖与日商。并致函各省商会，本埠粮商在各地购粮时必须有天津商会的证明，方能采购，否则不予售卖，以防米粮出洋。至8月6日天津商会又向各行董事发出密函：自15号以后不得再定日货，不得再开售卖日货之商店。

由于抵制日货风潮的影响，在津开设的日商洋行生意大受影响，中日贸易骤减。这引起了日本政商界的不安。为了维护本国财团的利益，驻华日本公使多次照会北洋政府，要求取缔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还多次拜谒曹锐，对商会及各界联合会抵制日货的行为表示不满，要求省长督促其取消抵制办法。对天津商会禁止售卖日商米粮的通告表示抗议，认为商会的这种行为“妨害个人交易之自由，违反两国通商条约之精神，且阻害两国之国交，殊属不法”，要求中方从严查办。

对于日人的无理干涉，卞荫昌等人义愤填膺，天津商会义正辞严地答复：“查敝会通电禁止米粮出洋，系为维持本国民食，系国内一种政策，外人何得妄肆干涉……”不满之辞溢于言表。

在日方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曾密令曹锐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天津警察厅也致函天津商会，要求劝导各同业公会、各商号取消所订一切排日条规，恢复自由通商。

尽管内外压力重重，天津商会并未屈服，各界抵制日货运动有增无减，直至1920年2月以后运动才暂时平息下来。

正当抵制日货运动刚刚到来之际，天津商会会长叶登榜以年老体衰、疾病相累为词坚辞会长一职，7月14日公举卞荫昌为会长兼副会长。11月1日，复经全体会董开会选举，卞荫昌正式当选为会长。殊料这事却引起了又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会长叶登榜于罢市结束后不久提出辞职要求后，卞荫昌即主持天津商会的日常会务。卞荫昌急公仗义，刚直不阿，对学生的爱国运动颇表同情，不许军警驻守商会，相反却将商会开辟成为各界爱国群众集会的场所。每逢游行示威，各行业公会都齐集商会，从这里领发标语旗帜，整队出发。抵制日货开始后，卞荫昌又多次积极倡导。他的言行深得商民称颂，因此，声望越来越高，在选举中自然当选。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惹恼了日本驻津领事，他当选会长后更使日人坐卧不安。

11月8日，日本驻津领事船津辰一郎致函农商部次长，声称早在抵制日货剧烈之时，就有殴伤大阪《朝日新闻》通信员及商业会议所书记一案，当时卞荫昌为商界联合会负责人，并为“救国十人团”团长、商会副会长。言外之意，此事是卞氏“主唆其间”，所以日人“断难默认”，不料“该商会忽改组章，选举卞为正会长，而卞仍腼颜就任。……今欲其即行退职”。对商会选举横加干涉。

农商部除转发船津辰一郎的信函外，还告诫卞荫昌：“以商会为法定机关，会长副会长为群商领袖，执事又列名议席，一举一动为外人所重视。……务希慎重相处，勿令发生重大交涉，致令政府难于应付。”

日本驻津领事的无理要求和农商部的媚外行为，激起了卞荫昌本人和天津各界的强烈不满。卞荫昌在复农商部的信中说：“该日领对于友邦法团无端干涉，任情诬蔑，种种轻慢言词，殊与国际体面攸关。”嗣后，天津商会在致国务院、外交部的呈文中，严正声明：“敝会依法选举卞君荫昌为会长，业经呈报省长转咨农商部在案。乃日领船津氏竟横加干涉，实足以侵我国权，扰害商务。……况查领事无直接与中央交涉之权，更未经我国外交当局而径函农部次长之理，似此乖谬行为，若不及时抵抗，恐将来我国商会机关有全为媚日者充满之虞，而于门户开放政策当受莫大影响。”并请依照国际惯例，“转请日政府将该领事撤换”。

天津商会及卞荫昌的正义之举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声援。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等社会团体及天津商界等都要求政府据理交涉，以重国权。其他地区商会及美国驻津商会也声援天津商会保卫自主权的斗争。

由于各界群众的坚决斗争，驻津领事干涉商会会长选举的阴谋未能得逞，卞荫昌如愿当上了天津总商会会长。当上会长后，秉性不变的卞荫昌继续领导天津商会及众商民，在力争收回山东主权及收回胶济铁路自办权的运动中奋力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