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商会组织直隶绅商联合开会，成立金融临时维持会

民国初年，由于北洋政府财政赤字庞大，经常强迫中国、交通两银行垫付大量军费和行政开支，以至两行滥发纸币，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京钞”达7000万元，而库存准备金仅仅2000万元。上海有人将传单密寄各省，各报也纷纷登载政府将发行不兑换纸币的消息，各省市面恐慌，于是爆发“京钞”挤兑银元风潮。一时间，中交两行有周转不灵之虞。为保留现银偿付外债，中交两行于1916年5月12日奉令“停兑”，据此令，中交两行已发行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一俟大局安定，即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责成中交两行一律封存。各省地方官如将军、都统、巡按使等应调拨警力监视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若有官商军人等不收两行纸币，或授受者自行减低折扣等情况，应随时严办。

突遭此变，天津几乎停市。为挽救危局，天津商会纠合直隶绅商于5月14日联合开会，筹议组织金融临时维持会。直隶全省绅商金融临时维持会于5月20日宣告成立，以直省绅商及侨居直省绅商为成员，对中交两行盖有直隶及天津字样之钞票五百零四万余元负有维持责任。经酝酿，谢受之、卞荫昌等5人被选为正会长，叶登榜、杜禹铭等10人被选为副会长，边洁清为董事长，另有副董事长、常任董事、董事若干人。

经众绅商努力，金融临时维持会很快凑集200万元，其中包括各行商50万元，长芦盐商50万元，直隶省银行50万元，中交两银行50万元。为使商民信服，以直隶省田赋税收入及中交两行抵押品约700万元作为保证。另外，金库尚有约一百四十万元亦归该会保管。

为了顺利兑付，金融临时维持会还制定了详细计划：从5月20—24日，兑付中交两行1元钞票，持票来会者无论多少，每人可兑现款以5元为度，余票加盖该会戳记，仍交持票人，全省市面一律通用；从25—29日，兼收中交两行5元钞票，持票来会者每人兑现款以5元为限，其他办法同前；从5月30日—6月3日，兼收中交两行10元钞票，持票来会者每人兑现以10元为限，其他办法同前。

在制定周密的计划以后，为防不测，金融临时维持会还请警察厅长杨以德派警士20名参加开幕式，以壮声威。尽管如此，20日开兑以后，兑现者人山人海，甚至有雇用妇女儿童数次往返兑现者，秩序大乱。

在此期间，卞荫昌等人多次召集金融临时维持会的成员讨论有关事宜，在其存在的12天中，几乎每隔1天就召集一次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在天津绅商金融临时维持会努力维持地方金融稳定的同时，北京政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挽救危机的良策。到5月底，北洋政府终于制定出了一套计划，即在各地筹设保市银行，另由中交分行多设兑换所，每纸币1元定为铜元130枚。(www.xing528.com)

在此情况下，直隶绅商金融临时维持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奉令解散。该会存在时间虽然短暂，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津埠金融危机，维持了市面的正常流通运转，尤其是卞荫昌等绅商在金融停滞之时，自为谋划，力挽危局，“通四方之财而洽万众之欢”，使商业不致冷落，人心得以安定，不仅惠及桑梓，而且利益中外。

在金融临时维持会解散前，众绅商曾策划由直隶省银行发行300万元公债票，以换回中交钱币，激活市面。维持会解散后，天津商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叶登榜、卞荫昌正副会长曾呈请直隶省长朱家宝，由直隶省总行发行钞票三五十万以维持市场交易。经省长批复，发行30万元，市面周转稍可，危机缓和。

与此同时，卞荫昌等众绅商又在安福系“财神”王郅隆的督促下，招股筹设保市银行，以活动金融，维持市面。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直隶各界代表严范孙、华世奎、卞荫吕等致电黎元洪，要求取消中交两行停兑之令。

经多方努力，天津中国银行和天津交通银行分别于7月12日和8月3日开兑纸币。至此，中交停兑风潮暂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