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梅热衷服饰文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09

口　述　华　梅

采　访　杨志武

编者按：华梅教授现任天津师范大学美术设计学院院长、华梅服饰文化学研究所所长。是国家人事部授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贴，荣膺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等称号。1977年在天津美术学院任中国工艺美术史课，1983年起开始中国服装史教学，至今已经出版专著30部，主编三部专集和七套丛书。其中，《中国服装史》一书已经再版20次，现与《西方服装史》等4本书被列为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为全国院校服装专业所选用。值得一提的是，她所创建的服饰文化学新学科，是对服饰研究的新拓展，对文化事业的新贡献，其意义已被高校乃至全社会所认可，其位置也在继续提升。

采访者：华梅教授，您好！您研究服饰文化学近三十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您出版的三十部著作及发表的五百多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天津民俗文化及西方文化对您的影响。您能就这一点谈谈吗？

华　梅：好的。我之所以选择服饰文化学研究，确实与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们家是无锡华氏北迁的一支，到我父亲时已是第三代了。我们家的先祖是《唐伯虎三点秋香》中的华太师。我父亲在小白楼长大，接受的是西洋教育，22岁就开牙科门诊了，诊所原在大营门，后迁至渤海大楼，他是著名的口腔科医生。一直到改革开放，还能在那里看到华季良牙科诊所的招牌。从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工作，担任口腔科主任，直至71岁退休。我父亲73岁时还到珠海行医，八十二三岁时还能看病，直到88岁去世。他总是衣着讲究，西装革履。我母亲孟慕光是孟姓昭字辈，来自城里经营鞋和雨伞的孟家，亦是诗书礼学之门。她接受的教育更多的是孔孟思想。日军侵占天津后，她就中断了学业，与我父亲结婚了。我妈妈感情细腻，女红很好，是机绣设计师。她从小就让我们背诵唐诗宋词，这是我们家的家风。而且你说上句，我说下句，说不出来还要挨罚，我们把它当作了一种业余娱乐生活。我妈妈不但通今博古，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可惜她身体不好，年轻时得了哮喘病，但她一直都是非常乐观地对待生活，直到66岁去世。我们家原来住在天津耀华学校对过，外祖母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在这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天津民俗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包裹中，我愉快地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

大家都知道，天津文化主要由三方面组成：一种是殖民地文化，一种是天津卫本土文化，一种是移民文化，主要为华北农民乡村文化。正是这三种文化的共同浸润，为我研究服饰文化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当年，我们家的陈设非常有意思：楼下外屋是客厅，客厅的墙上挂着西洋油画，摆放着西式沙发、茶几。楼上则是典型的天津风格的摆设，长年供奉着观音、财神和镇武大帝等神像。神像两侧镜框中有“早晚三叩首，晨夕一炉香，敬神在此”的对联。在神像前还长年摆放着香炉和烛台。逢年过节要摆供品并上香。此外，墙上绝少不了杨柳青年画。在我家盛衣服的皮箱上，坐着娃娃大哥。听外祖母讲，她结婚后，因生孩子晚，就到娘娘宫抱来一个娃娃大哥，以后每年都要到“洗娃娃铺”给他洗澡，每洗一次，就长大一次，实际上就是重塑一个大一点儿的盘腿坐着的娃娃。如果他同辈兄弟有了后代，就不再是孩童状了，要塑成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中年人，并留着胡须。娃娃大哥夏天穿上白色的对襟小褂，冬天换成棉袄，到过年还要换上新衣服，并且在他的外衣口袋里放上压岁钱，同时在他面前摆上饺子和佳肴。除了娃娃大哥和杨柳青年画上的“戏出”以外，我外祖母每年还会给我讲灶王爷的故事。

华梅营造的年俗气氛。

我家的厨房长年贴着灶王爷与灶王奶奶的画像，一到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我外祖母就会在画像前摆上许多用饴糖滚芝麻制成的糖瓜。外祖母告诉我，用糖瓜把灶王爷的嘴粘上，上天汇报的时候，就不说咱家坏话了。这叫“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我说，如果粘上了，坏话不说了，好话不也说不了吗？“嘘……”外祖母吓唬我不许瞎说。到了晚上，我外祖母将灶王爷、灶王奶奶像烧了，说这就叫上天了。每年的除夕前，我妈妈一定会带我去宫南、宫北大街买年货。除“文革”期间，这种习惯一至保留到现在，即使妈妈去世已二十年了，我依然坚持每年过年前与家人一起去古文化街。当年妈妈告诉我说，我们要迎请灶王爷、灶王奶奶像回家，到三十晚上贴出来，即表示从天上汇报回来了，他会保佑我们吉祥如意的。同时还要请财神像、香、红蜡烛、吊钱儿、肥猪拱门窗花等。还有，我会照着大人说的，在正月二十五这一天打“囤”。我会在我家的地板上画上一个圆圈，代表“粮仓”，然后写上“丰收”二字，再将吊钱儿摘下来，裹上米，放在圆圈的中央，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大一点儿时我才明白，这是农业经济的产物。

这些有趣的民间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影响我到现在，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我大哥长我13岁，二哥长我10岁，三哥长我9岁，三哥在一岁时就患肺炎去世了。据外祖母和其他长辈们说，1951年的春节，我父亲还是像往年一样去买杨柳青年画，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每年都买画有大胖小子的年画，这次却买了画着梳髽鬏、系红头绳、戴红花的胖闺女的年画。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出生了，这可能是一种巧合吧。大家还为此事跟我父亲开玩笑呢！我也从此与天津的民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刚出生的时候，也许我看到了屋顶上挂着一盏用玻璃纸做的大红鱼灯。天津的民俗是，小孩出生后的第一个春节，应该由舅舅买个鱼灯，在过年的时候挂上。我是12月1日出生的，阴历是十一月初三。我生下来，也许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过年氛围。因为舅舅过世的早，外祖母给我买了一个大鱼灯。除此之外，还有红红的灯笼、红红的福字、红红的吊钱儿……虽说我刚出生时不记事，可是这些过年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我小的时候，头发常烫的卷卷的，还系着淡黄或白色的绸子，穿着妈妈为我做的机绣镂空的裙子，戴着小花帽，穿着皮鞋，打着旱伞，我被打扮成了“小洋人”模样。而到了过年，特别是赶上下雪天，我们全家都被那红红的窗花、红红的对联……红红的年映衬着，喜悦的心情写满了张张笑脸。最高兴的要数我了，我牵着发髻上插着大红聚宝盆绒花的外祖母的手，笑迎着给我买来红毛线、红绸料、红缎料的父亲。妈妈用红毛线给我织成红毛衣、红毛裤；然后再用红绸子、红缎子给我做对襟立领中式小棉袄，还镶沿上卷毛的羊羔皮边儿，一溜儿镂空黄铜扣，漂亮极了。我一穿上这样的红棉袄，家里过年气氛顿时浓郁起来。父亲说：“在自家的炕上坐着一个穿着大红衣服的闺女，这是在已有两个男孩儿的家里最难得的。”我们家年年如此，一直到1965年。过年，是我每年翘首以待的，过年的一切活动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民俗文化印象。

我开创的服饰文化学中，特别加入了服饰民俗学。服饰文化学的构成包括人类服饰史、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服饰民俗学和服饰艺术学，而服饰民俗学还从来没有人提过。服饰民俗学中包括很多，其中就包括流行于津京一带的节俗饰物老虎搭拉。我最爱看我妈妈做老虎搭拉了。端午时节，她会将家养的蚕茧剪开，取出蚕蛹，然后再缝上。用黄布在头前缀上两只小耳朵，在后面缀上小尾巴。用毛笔蘸墨在染黄的蚕茧上画上眉眼和斑纹，再写个“王”字在额头上。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小老虎就做成了。接下来就是用绿布裹上豆子做成豆角样；用桔黄色布裹上棉花，用线扎成小南瓜样，然后再用绿布作个蔓子；用紫色布裹上棉花做成小茄子样；用红色和白色布裹上棉花做成红白樱桃；用红布裹上棉花做成小辣椒，再用绿布做个蒂；用金色的布裹上棉花做成小葫芦；用纸糊成小簸箕，用黄线做成长把儿的小苕帚……最后，妈妈用红线把它们串起来，小老虎在最上端，其下依次是小苕帚、小簸箕、小辣椒……在最下面是个垂流苏的小荷包，里面装着花椒粒。大人们一般都把它挂在小孩儿的胳膊上，我妈妈常给我挂在脖子上。因为我的老虎搭拉好看，特别精细，大家都争着看我妈妈做的老虎搭拉，我也很得意。我妈妈做的钟馗也非常逼真，全身铠甲齐全，人物的牙齿都是用白布做的。母亲每每做这些饰物时，我都会依偎在妈妈的左右。所以，她的言传身教对我后来的事业起到了基石的作用。我曾在我的百万言专著《人类服饰文化学》中专门写到妈妈当年做的民俗服饰，叙述详细，并注明将这一段文字献给我的母亲——聪慧而且勤奋的中华女性。

受长辈的影响，我现在每年春节都要蒸九层或十八层宝塔式花糕，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上面一定要插上一两支石榴花。我还蒸刺猬和老鼠，托着它们，我感到特别幸福。我还要买来绒花，上面有这一年的生肖像和一个聚宝盆，我还买来吊钱儿和“福”字等。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有年的味道，也只有这样，才能感受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特别是要将这种文化内涵传递给下一代，以使华夏文明永远发扬光大。

我一年中几乎没有时间包饺子，但年三十和初一的两顿饺子必包：三十晚上的三鲜饺子和初一早晨的素饺子，已经成为我一种对幸福美满的祈祝。初二的捞面基本上年年坚持，初三的合子往家转，我也必包。初五的饺子虽说用今天的话说有点不注重和谐的味道，但毕竟有百姓的美好愿望，反映着民众的善恶观，因此我也包。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诸如蜂和猴，寓意“封侯”；猴骑在马上，寓意“马上封侯”；莲花和鲇鱼，寓意“年年有余”。又比如鸳鸯，一雌一雄，代表着婚姻的幸福美满。实际上，从生物学上讲，或从爱情上说，鸳鸯远不如大雁。大雁如果其中一方丧偶，另一方就不再找新欢了，而是担当起群雁的值班等重任，一直到死去。鸳鸯则相反，一方尸骨未寒，另一方早就洞房花烛了。但尽管如此，由于鸳鸯总是成双成对，还是代表了众人对爱情、家庭的美好愿望，因此人们仍然喜欢。还有像“福”倒着贴，寓意福“到”了；石榴寓意“多子多福”等等。虽然这些民俗有的已经自然淘汰了，但我觉得，它永远在体现人们的一种善良本质，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特别是对华夏文化的念念不忘。我想，这是大家都“期望”的，并且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无论身处哪个国家，都会过中国的年节，这不正说明了中华文化的根深蒂固吗？

我和我家先生在高校三十多年了，每逢年节，我们的学生们都会来，差不多年前年后总要有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说，只有在这里才能感受到被提升、被继承下来的年味，这种年俗的延续，在知识女性中简直太少了。

我一直恪守着中国传统文化。到现在，我每年都要蒸年糕（年年高），买绒绢花和福字等，我还在每年相应的日子里，为父母、外祖母等进行祭奠。除夕、正月初五、灯节等都要放鞭炮。我认为，这是一种传统文化，不是封建迷信，应该把它延续下来，并告诉我们的后代。轻易否认我们的传统，是一种浅薄的表现。

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完全可以和谐地统一在一个氛围中。这些中国传统民风如果与圣诞节、情人节等节日和谐共处，会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年轻人只有多接触社会，多吸收传统文化，才能形成立体思维。如果只生活在单一的环境里，人们的思维将变得狭隘、不灵活。试想，一个人如果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写起文章，就可能造成文字的艰涩和语言的匮乏。孩子受到的更多教育来自于家庭，我受到的教育更多的来自于我的外祖母和我的父母。由于父亲青年时代主要生活在天津租界地，因而受西方礼仪影响很大，而外祖母和母亲又是典型的天津本地中上层人家，所以，我实际上是在中西文化互补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采访者：从1966年到1974年，您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和赴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平原插队五年多的锻炼，但您始终没有放弃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执著追求。

华　梅：1966年到1969年有段时间，外面停课、武斗等，我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我没有浪费时间。当时我只有15岁，我们家原有的许多线装书烧了，像册也烧了，香炉、蜡钎等全砸了……我爸爸干过诊所，用过徒弟，这也粘“资”味，但不是资本家。他是一中心的前身纺织医院的大夫、“反动权威”，但没有被“抄家”。虽说如此，我也受到了牵连，被班里列为第三个“抄家”对象。我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我一直是中队委、班长，后因为成分问题当不了了，我也就不用再考虑工作哪点没有做到了。早在“文革”前，“左”的思潮已经很明显了，记得有一次，我上课回答问题时抻了抻衣角，就被大会小会批了一个多月，被说成是讲吃讲穿，这对我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打击很大。“文革”期间我感到很失落，让我参加各种战斗队，什么“哪壶不开专提哪壶战斗队”等，我都没有参加，只是去链条厂、肥皂厂、毛衣厂等工厂参加学工劳动，去塘口、霸县等农村参加学农劳动，我还在黄家花园祥记卖过副食品……

原本比较稳定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我妈妈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再上班，于是做了绣花设计师，一则补充家用，二则这是她的专业，是妈妈的所爱。当时收活的是跟我家住得不远的一个姓李的中年妇女，我叫她李姨，她那里有个外加工点。她家有许多书，特别是她儿子有许多中外名著，而我们家里只剩下唯一的一本书《京剧脸谱》，还是找人借的，这也属于当时的禁书。为了满足我读书的欲望，我妈妈总是从李姨家给我借，我以一种迫切寻回祖国文化的心情，躲在屋里看书，如饥似渴地读着，累了我就与姥姥一起做饭、织毛衣、绣花。光《红楼梦》我就看了四五遍，宝玉、黛玉的爱情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看都哭湿了枕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官场现形记》以及元曲、古代笑话等中国名著读了很多。还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契柯夫的《项链》、伏契克的《牛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外国名著。这些中外优秀文化宛如高山流水般冲去了我心中的茫然，使我触摸到了历史跳动的脉搏，它们丰富了我的知识和我的情感世界。我家里原来有《十万个为什么》、唐诗、宋词、歌赋、散文等古典文学，我也看了很多，背了很多。我渴望上学读书，但被同学们认为是不革命。尽管如此，我还是在班上第十一个报名去插队了。

1969年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4月27日，我与其他知识青年一起去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插队。下乡以后，因心情不好，常吟诵一些古诗：“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为无情恼……”我借诗抒怀，从唐诗宋词中寻觅古人的情愫，慰藉我失落的心。

我当了五年多的赤脚医生。我家是医学世家，我二哥也是大夫。父亲给我找了些医学院校的门路，但我不喜欢。因为当大夫，见到的总是愁眉苦脸，痛苦不堪。我更喜欢美的事物，诸如可爱的小动物，或是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一次麦收，有个农民的手指被铡刀铡断，只连着一点皮，其痛苦状，让我难受极了。如果让我从医，我会终生痛苦的。不喜欢归不喜欢，有时候我还要给牲畜打针。我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态度很好，热情很高。只要哪家有了病人，说走就走，甚至半夜三更。当时，真是有一种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精神。我当时学针灸是跟郑静侯老先生学的，后来利用这一技能还给我的老师、著名画家溥佐先生治好了手指关节病。

当年，我每天请天不亮就起床去放羊的同学，临行前轻敲女生屋的窗户，我就会马上起来，坐在门槛上借着熹微的晨光背诵中药汤头歌和中医穴位图，疲惫困倦顿时烟消云散，中医药知识中那种空阔，那种质朴，那种玄妙，常令我兴奋不已。有时我也会背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化让我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我当时真的不想在农村扎根落户，我很想走，走出那片迷茫。那里有太多的黄土和牲畜的粪便，那里没有我的事业和我的爱……68届全班端，70届全留城。当我回到天津看到不少同龄人参加了工作，心满意足，心里很不是滋味。

1971年，第一批选调的名单中就有我，是去呼和浩特电信局。全公社一共有6人被选上，而当时知青就有近千人，因我二哥的“政治不清楚”原因，我表现再好，也无济于事。我二哥只因替被指认为写了所谓“打倒陈伯达”反动标语的一位同事说了句公道话，遂在原单位天津市体育馆被关了6个月，差点儿被打死，后又被依法逮捕，关在看守所四年零两个月，直至1972年底才平反。失落、悲凉，又不甘心于沉沦，我就在头顶烈日，手握锄头做农活的时候，在心里默念《邹忌讽齐王纳谏》和《出师表》，让心绪在文化的海洋中徜徉。二哥平反后，我的户口才在宝坻县我父亲的一个进修生家落了户，又在农村呆了一年半。

我入美院前，没有正式受过素描等绘画技法的训练，但我从四五岁时就喜欢画画儿，我妈妈是搞机绣的，她会画花、百鸟图等，而且我们家还摆着油画、国画等，耳濡目染，我从中或多或少地领悟了一些绘画技法，这为我后来的学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我在内蒙古插队时画过柱画、宣传画和炕围子，画过毛主席像，麦贤得、雷锋等工农兵画像，还画过葵花、写过标语，在宝坻时编过剧本，干过大队通讯员等。那时，我给人家画一天，人家给我算一天工，就不用干农活了，他们管我叫“小秀才”、“技师”。文学和美术始终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也从中寻求到了寄托。

1974年第三届工农兵学员招生，当时宝坻县已属于天津市，我们那里只招两名，而且要求必须有个女的。当时，我是大队的通讯员，正在公社参加通讯员培训。当我听到艺术院校招生的消息，我想得马上去县里报名。可天公不做美，转天下起了大雨，去报名没车不行，我只好冒着瓢泼大雨骑着自行车赶到公路上去等长途车。但因雨太大，车也不开了，怎么办呢？正好有辆拖拉机拉着活猪去县里，驾驶室里已经有了两个人，我还是搭不上。这时公社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正好村里有一户烈属送葬，他可以给我写张条子。因为没有其他车，我只能咬牙，冒险搭此车了。公社粮库管理员金福祥大哥把他的自行车借给了我，我顶着大雨，骑出去八里地。我把自行车存放在村口的瓜栅里，望眼欲穿地等着车子的到来。雨越下越大，但我下定决心，不管雨有多大，我也要坚持等。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天边上才出现了一个小黑点，车子停下来，我不顾浑身湿漉漉的雨水和汗水登上了这辆车。因为司机师傅得吃晚饭，又等了3个小时车子才启动。司机师傅问我：“这么晚了，雨又这么大，还去县里干什么？”“我去找我叔叔，去考学。”我镇定地回答。“考学？太好了！而且坐我们这个车，沾‘才’气啊！棺材，棺材，不就是‘官才’吗？”那个司机师傅笑着说道。我点点头，其实当时心里很害怕，但毕竟年轻，而且有一个信念支撑着我——此举一定会改变命运。

我们参加考试的考生有四十多人，只有两个女的，一个女知青是当地的老家，一个是我，由于我学过画画儿，就即兴画了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中的柯湘，老师说我有功底，画得比那个女生好。虽然我们没考大文大理，但也算小三门，还是要考试的。我们班的同学水准参差不齐，但基本上都会画画儿。我算是画得比较好的，被分到了年画、连环画班，但我不喜欢，于是向老师提出转到工艺美术系学习，因为我喜欢这个专业，这也对我后来研究服饰文化学产生了影响。美院的前身是艺术学院，再早是五七艺校，我入学的第二年，开设了工业造型、工笔花鸟、泥塑等专业，我选的是工业造型，这是一个新专业，大到汽车，小到灯具的设计都涉及。我还担任了学院抗震学报的编辑、篮球队队长、班长。我们8个人一个班，就我一个女生。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对我来说不能没有影响，但能够成为“工农兵学员”，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不管怎么失落，怎么无可奈何，但我依然很坚强，我确信自己能够成功。多少年后，虽然我历经千辛万苦，但依然乐观，因而被学生们称为“阳光女人”。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代文化给我的信念，善良的人给了我真情，磨难锻炼了我的意志。温暖与艰苦，塑造了我不屈的人格。我从1977年搞服饰研究，当时负责的老师问我想教“西洋美术史”还是“中国工艺美术史”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喜欢祖国文化和传统艺术，我教中国工艺美术史吧。”因为工艺美术史中即包括服饰艺术。

采访者：从1983年起，您又教了一门“中国服装史”，由此走上了服饰文化研究之路？

华　梅：是的。1983年，全国各美术、轻工、纺织学院成立了服装专业以后，我被推荐教“中国服装史”这门课。接受这个任务时，祖国的服饰文化使我的情感如同冲出闸门的水，汹涌奔流。从此，我就将我的科研重点集中到服饰文化上来，走上了一条服饰文化研究的道路。这门课是当时新建立的服装设计专业的必修课。因没有现成的教材，我就根据有关资料自编了讲义。1987年，我在对讲义进行了4次修改的基础上，整理成《中国服装史》一书，并于1989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这部根据国家教育部教学大纲写成的处女作，得到了老前辈们的许多帮助，在当时还是起到开先河作用的，受到了国内各大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好评，并被大部分相关院校选定为教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工艺美术史专家田自秉先生在为本书作序中说：此书“从艺术出发，从美学出发，分析了服装的造型美、色彩美、装饰美，把握服装的发展规律；使我们从服装艺术中看到了一个美的世界，看到了它以独特的东方美而闪烁在世界工艺文化之中……重视我国多民族的特点，除了叙述汉族服饰的演变外，还详细介绍了各少数民族服装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色。它不仅使我们窥见了整个中华民族服装艺术的全貌，也使我们体会到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爱生活，充满信心，发挥智能，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本书行文流畅，描绘生动，图文并茂；引用古代典籍，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由于作者有多年的艺术教学实践经验，所以本书既适合广大工艺美术工作者、服装工作者及其爱好者的需要，也适合作为服装、纺织以及工艺美术院校的教材。这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也是一本令人喜爱的读物，它为祖国工艺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1987年我写《中国服装史》时，从先秦写起，截至1949年，并且将少数民族服装加入其中，结构、叙述简明扼要。1998年再版时，我又加入了新中国服装演变情况。这次再作修订，又加入了21世纪初期服装等内容，如说服装的多元化以及现代着装理念等。学术需要一种创新的思维，如果总是延续一种研究方法，那势必落后。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运用新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手段，不管我们的步子迈得大小，还是对错，都是给这个时代留下了痕迹。重复，是对人类物力资源的一种浪费。

采访者：您以现代理念研究服饰文化，视角独特，别具一格，提出了新的服饰文化研究体系，撰写出版了百万字的《人类服饰文化学》，并于1994年向世人首次提出了“人类服饰文化学”的研究体系，创建了服饰文化学新学科。《人类服饰文化学》的出版，不仅一改那些以西方为中心或东西分立为出发点的服饰文化研究方法，同时也拓展了那些以中国服饰现象为研究主体来研究服饰文化的中国学者的思路。它涵盖了全人类。可以说填补了《世界服装史》没有东方、没有中国的缺憾，开创了人类服饰文化研究的新天地，确实对人类服饰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

华　梅：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服饰文化研究不能就服饰论服饰，必须以全人类服饰史为立足点，站在大文化背景下，来综观具有真正世界意义的服饰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去分析探讨文化的轨迹与特征。为此，我提出了“人类服饰文化学”这个概念，并提出以人类服饰史、服饰社会学、服饰生理学、服饰心理学、服饰民俗学和服饰艺术学等6个方面组构而成。当时我想，如果这一理论在我身后50年有人承认，我就会感到很欣慰。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提出及随后百万字的《人类服饰文化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特别是为文化界、社会科学界和媒体所认同，多家媒体如《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央电视台等给予了报道、评论和肯定。在此以后，国内许多高校陆续开设了这门课。

西方学者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世界服装史》，都是采取东西分立式，以西方为中心的，而且其源头一律追溯到北非埃及以及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并未涉及东欧，基本上不包括东亚、东南亚和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各国，美洲、大洋洲土著居民的服饰，更是不在正史中出现。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没有被列入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我提出“人类服饰文化学”，旨在以世界各民族服饰为基础，从“文化的领域，结合美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等，进行综合的、深层的理论研究。”寻找共性，划分时代。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论资深专家田自秉先生在谈到此书时说：“这是一种开拓，把我国服饰研究推向了更高的阶段。这是对工艺文化的一大贡献……《人类服饰文化学》不只使人看到服饰的演变和时代风貌，而且使人认识到它的艺术本质和美学价值。它从文化学的视野，把服饰创作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创作的一种审美活动，也是外在的社会文化境界的高度提炼和浓缩，并从多重文化的角度，看到它对社会上层建筑的依存性，把这作为思辩和分析的起点。《人类服饰文化学》不仅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美的客观物质世界，也在追求和创造一个较完满自足的主观世界。”中国新学科学会会长金哲在文匯出版社出版的《新学科文化肖像》一书中，以“当代新学科定义及其发展战略思考”为名，专门写到我提出服饰文化学的意义。文中说：“‘服饰文化学’是一门诞生不久的新学科，由华梅教授开创，其代表作《人类服饰文化学》。由于这门新学科紧扣时代脉搏，紧贴群众生活实际，深受欢迎，引起社会轰动效应。这部著作出版后，以华梅教授为首迅速凝聚集体力量，因势利导，开展全面研究。十几年来，形成了特色的理论体系，使服饰文化学登上高等院校的讲台，进入服饰文化研究部门，有的还成为教材，得到社会普遍认可，使服饰文化学这门新学科站稳了脚跟，取得了惊人的可喜成就。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沉思与学习。”目前，我提出的人类服饰文化学，已经以大众化的解读方式，借助新闻媒体介绍给了观众。我坚信，人类服饰文化学是符合文化事业发展需求的，它还有待于各界同道关注，需要一代代人不懈努力、不断完善。这门充满了生命力的新兴学科，必将不断走向更加辉煌的前程。

采访者：从1983年教中国服装学至今，您已经出版了多部专著、专集和丛书，其中《中国服装史》、《西方服装史》、《服装美学》、《服装概论》获批为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教材，《人类服饰文化学》获得了中国图书奖、国家优秀图书提名奖、全国服装图书最佳奖、十五省市社科图书奖、天津市优秀图书特等奖等。不仅如此，您的多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全国同类研究的空白，多部专著被译为英、日、韩等文字发行国外，深受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学生的欢迎，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法国等学院讲学，成为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服饰文化的美丽使者。

华　梅：是的。我的一些书籍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国文字，无疑是向国外传递了一些我们研究的信息。几十年来，我除了教学、科研、编纂有关服饰文稿、书籍外，还应邀去国外进行讲学，如2004年去日本奈良国立女子大学，2005年去新加坡拉萨尔—新航艺术学院，2006年去法国里昂国立时装设计大学、巴黎法兰西服装学院、意大利服装协会及国内各学院等进行有关学术交流，并应邀介绍了中国服饰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走势，做了有关中国服饰文化，诸如“中国唐代服饰的形成与影响”等专题讲座。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了中国优秀文化，增进了同行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我发现，外国人对中国服饰非常感兴趣。

采访者：天津师范大学华梅服饰文化学研究所是天津高校中第三家以个人冠名的研究所。2003年6月19日成立并揭牌以来，已经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2003年9月20日由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女子学院（现改名为天津师范大学美术设计学院）和华梅服饰文化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服饰文化学发展战略与前景展望”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是服装界或说文化界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是我国当代美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服饰文化界和产业界的一件盛事。它有力地推动了服饰文化学的学术交流和学科建设，昭示了中国服饰文化走向世界的雄心。您认为是这样吗？

华　梅：是的。2003年是我事业转折的一个重要年头，我从学习工作了30年的天津美术学院来到了已有两年时间邀我加盟的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女子学院。6月19日天津师范大学的领导宣布我为国际女子学院院长的同时，宣布以我名字冠名的服饰文化学研究所成立。9月20日经校领导同意，召开了“服饰文化学发展战略与前景展望”学术研讨会，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靳润成教授、天津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原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卫等到会祝贺，中国纺织部原副部长王曾敬为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发来了贺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工艺美术史资深专家田自秉，中国新学科学会会长、上海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同济大学教授金哲，《天津日报》副总编辑、文艺评论家滕云，南开大学哲学文化学院教授、美学家童坦，甘肃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院院长、研究员谢生保，国家文物局文物考古专家朱启新，《天津工业大学学报》总编辑赵家祥以及台湾辅仁大学的于范教授，苏州丝绸学院的史林教授，北京服装学院的刘瑞璞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孙建君教授等来自海峡两岸的八十多位学术界代表济济一堂，就我国服饰文化的发展进行了研讨，交流了我国服饰文化的现状，畅谈了对服饰文化学的认识与憧憬，同时还介绍了传统的敦煌壁画中有关服饰的大量资料等。特别是甘肃省岷县原副县长、高级教师李璘，带来了十一年来收集的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服饰文化文章辑册，与会代表特别感动。他还在会上宣读了《花儿与服饰》的论文，并应邀演唱了一首甘肃民歌《花儿》。我的第一个研究生要彬为这次会议的圆满举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梅服饰文化学研究所成立四年多来，已经出版了五十余部书，还举办了大型展览。如全国第一部医学院校《艺术鉴赏》，其中包括园林、建筑、室内器具及影视、绘画等内容的专用书，是由我带着19位学人共同完成的，46万字，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我现在带着16名研究生。一年前，我还为天津师范大学成功申报了设计艺术学硕士点，目前正在考虑申请设计艺术博士点。(www.xing528.com)

采访者：您的两大嗜好是写书和养花。您作为职业女性，工作十分繁忙，又担负着为人妇为人母的角色，却完成了多部书籍的编纂和相关论文的写作。您是如何协调工作与家庭关系的？

华　梅：我与我先生都搞专业。结婚伊始，我就觉得不能让男人放弃专业，但是我也不想让，我相信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这30年来，我担负起做饭、做棉活、织毛衣，照顾我父母，带孩子等家务。1987年我母亲去世，我正在写《中国服装史》。人们称我为“草篮文化”。因为我往返于母亲家、幼儿园和我家，又要不耽误时间，因此，自行车把上总要挂着一个菜篮子，里面装着参考书和孩子的衣物。我每天要送孩子，给我妈妈买早点、烧水、收拾屋子等家务，做完这些，我再开始写书。因为下乡睡凉炕着了凉，落下了坐骨神经痛的毛病，故不能久坐，所以，我的书大多都是趴在床上写成的。我在写《中西服饰演变》时，正值1989年的6月，外面骄阳似火，我的家却非常阴凉，但我舍不得出去晒太阳。当时，我趴在床上，下面铺着电热毯，左手捂着热水袋，腰上盖着毛毯，趴着写累了，就躺着审已经写成的稿，电视基本不看。百万字的《人类服饰文化学》，光写目录就写了一年零一个月，平均一天3000字，最多时一万多字。但不管多忙，到了下午5点我准时去买菜。我接送孩子15年，教学、写书15年，也没累成什么样。我发表第一篇文章时，孩子才11个月，尽管辛苦，但我感到很充实。别人总以为我写这么多东西，一定特别累。其实我虽说有时也很累，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愉悦感。

我在写百万字的《人类服饰文化学》时，完全是拼命。后来在整理修改《时尚·COM》6本书时，累过劲了，每天都要吃药。那时身体不如现在好。今年我已经56岁了，精力、身体反而比原来好。现在工作是量力而行，每天坚持锻炼，抓紧时间休息，每天保证8—9小时睡眠。去年带学生去昆明民族村，8个小时连续走，没有休息，而且还去山西、内蒙等地开会，带学生去敦煌、西安等地。学生生病了，我却坚持了下来，而且拍了大量的资料。很多人奇怪，我怎么越忙，越出成果呢？还以为我仍然是玩命地干。其实，如今搞科研已不是单枪匹马，不是我一个人在干，而是团队在干，这是个发展趋势。我的第一个研究生要彬从2003年开始一直同我一道研究，在团队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我强调，无论做哪项工作，都要发扬团队精神，强调团队作战，《穿出时尚》、《服饰文化全览》等，从策划到架构，从写作原则到撰稿人等，都是我带着学生们完成的。《服饰文化全览》有17个研究生参与，我策划并担当其中的重要章节，余下的大部分让她们写，我来改。《穿出你的Mr.right》（意为最正确的），讲的是着装技巧，服装配套，着装与扬长避短，着装与时间、地点、场合，着装与身份、性格、年龄，着装与人种特征，着装与言谈举止，着装赢在细节等内容，有些就是要彬在改，文字审核我再找专门的文学教授把关。现在的书，有些需要考虑到时尚，而且印制也很精美，很多是全彩的。我充分发挥了团队精神，短时间、高质量地完成了科研任务。带着学生一起编写书籍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学过程，而且学生从写、改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这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多年的教学实践已经证实，它是成功的。

我常对学生们说，人不能像磨房里拉磨的驴一样，被蒙住了双眼，一生都没离开这一小块地。它不可谓不勤奋，却不知道外面的事，无法走出自己的小圈子。我们必须像骏马一样，驰骋于疆场，不断获取新知识，不断拓展新的天地。而且你还必须像猎人一样，时刻擦枪、时刻举着枪，这样，你遇到“猎物”时才能捕捉到机遇。否则，枪不经常擦就会生锈了，不经常举着，即使机遇来了，也抓不住。另外，在时间安排上，也有个统筹问题，我的学生们说我干了这么多事，并没有手忙脚乱，也没有疲惫不堪，主要是能够高效地利用时间。比如，我在参加培训班学习的同时，会抽暇将全年总结写完。我觉得，做任何事都有个统筹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轻重缓急，要想着现在，考虑着长远，考虑下一步干什么，一环扣一环。一个人不聪明，又不做计划是不行的，但是不干，你就更不行了。你光聪明，不干也是白费。我在写《中国服装史》时，依历史年代列出了各个阶段的目录，再去找资料，然后安排好写作时间，效率特别高。不能去干无目的的事。我的很多灵感都是在骑车、散步或做其他事情时产生的。目前，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与我们合作出版《服饰文化经纬》，一共20本，是用来迎奥运的，包括了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这部书，也是由我带着学生做。现在正在写的、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华梅看世界服饰丛书》，其中《多元东南亚》已出版，《古韵意大利》、《浪漫法兰西》、《冷峻德意志》、《儒雅中国》等也将在不久与读者见面。全书体现了思考性、原创性的特点，而且是图文式的。

我觉得，事业与家庭可以非常自然地合二为一。对于我来说，第一位的是教学，第二位的是家庭，第三位的是科研。我在家庭里，就是家庭主妇，有时间就做饭，没时间就买点儿。我吃了多年的盒饭。我自己在家写书时，也买盒饭吃，时间长了，卖盒饭的师傅问我：“您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老师。”她说：“当老师也不忙，我再给您找个工作吧。我看您气质挺好，捎带干点儿啥，推销保险，行吗？”我说：“我太忙了。”她说：“老师能多忙？”我说：“要是不忙，我怎么能自己在家还买盒饭呢？”她似有所悟。我爱吃鱼，所以，我有时间就熬鱼。熬鱼需要剥蒜，一瓣一瓣地剥非常费时，我就放在案板上，用刀拍一下，很快就剥好了，省时、省力，提高了效率，因此，做任何事，都有个时间利用和效率问题。我总是干着这个想着那个，而且不用多长时间我就全安排好了。我觉得，做事要提前做好规划，搞好计划和安排，而关键的是提高效率，否则就会像跑旱船的，上面盘着腿挺美，下面两条腿紧跑，一辈子也不会干出什么事来。这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情商的问题。所以，我常对学生们说，不管事情有多少，一定要事先做好计划，而且要边做边想着下一步怎么做，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没用的就弱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该睡就睡，这里有个统筹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干成了许多事。

有些人因此称我为“女强人”，我特别不喜欢别人说我是“女强人”。中央电视台和天津电视台采访我时，我都表达了这个想法。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什么“强人”。古书中说的：“从山那边过来一队强人”中的“强人”，是强盗的意思。我回顾已经走过的五十多年的路，总结自己，就是总有一种雄心，而且有恒心。我不满足于每天上班下班、看电视、吃饭。我还想把对世间事物的理解总结出来，进而表述出来。我不想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我不愿意迷迷糊糊的，毫无志向地活着。我觉得，有自己的追求，活得才有意思，先不必考虑到“意义”，这就很好。

总结我自己走过的几十年的路，就是以一个平常人的平常心，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我喜欢静，“读书即为净土，闭门就是深山”。我非常欣赏郑板桥先生的一段话：“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雾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我就经常有这种“胸中勃勃”的感觉，所以写起书来挺高兴的。总有人劝我别太累了，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安排休闲，这就最好了。

我也不是只写文章、写教材和带学生，在生活中，我也有娱乐和爱好。我的床上柜子里，到处摆着许多毛绒玩具，有学生送的，也有自己买的。窗台上摆着许多的多肉类仙人掌、仙人球等植物，一盆挨一盆，非常好看。我还练毛笔字、画画儿等。朋友常送给我字帖，我在写书法时，一是练气功，站着写；二是体味字帖中的名人名言。如“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不作无用事，常读有益书”；“求知无厌知无尽，治学有恒学有成”；“度是春风常容物，心如秋水不沾尘”；“亭闲有竹春常在，山静无人水自流”；“其室清幽有初兰少竹，所抱朗畅若流水春山”……看着这些我喜欢写的书法，就可以知道我的心境和心态，更重要的是我情志的修炼，我的人生观。因此，我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并不单调。

采访者：您的学生说，华老师国学深厚，教书育人，解疑释惑，让他们受益良多。他们还说，您长得漂亮，对学生充满了母爱，但在学业上对他们的要求却是非常严格的。

华　梅：是的，我的学生们都已学有所成。《人类服饰文化学》出版前，即开始招收了服饰文化学硕士研究生，现在，这个新学科的研究生已经活跃在北京、天津、上海、宁波、河南、山东等各大高校及科研单位。在致力于服饰文化学的探讨，弘扬服饰文化学精神的同时，努力从事着向更纵深发展的研究工作。我对学生们说，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强者的社会，节奏快，优胜劣汰。还别说后退，即使是原地踏步，也会被落下一大截。就像5000米赛跑，一些人总是强调在比赛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道德行为，如推人、踩脚等影响了比赛成绩，可是如果你超越了别人，并且拉开几米远，不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吗？没有责任心，自私或想干但能力差者都将出局。我所带的研究生，也是个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和谐的团队，而且我们内部也引进了竞争机制。凡我的学生，包括追随者，只要有能力，愿意搞科研，我就带。我尽可能给每个人以平等的机会，但如果不主动，不努力，就算是我的研究生，我也不把他作为骨干力量，任人为贤。

应该说，读书让我受益匪浅。我四十多岁时，学生们问我：“您还读书吗？”我说：你要想干事，就必须读书。这就好像从兜里掏东西，你掏完之后，还得不断往里装。总往外掏不往里装，不就被掏空了吗？你要是不知道国际最前沿的科研成果，你就会双目不视，双耳不聪，你就无法搞科研。现在实行网上读书，我看不能替代纸质书，我还是主张读原著，包括书、报等，有的是浏览，有的是精读。我常对学生们说，背会了的东西，就刻在了脑子里。如果储存在电脑里，你需要按若干键才能提取出来，即便是光盘，也得提取出来才能阅读。如果储存在人的脑子里，用时就会跳出来。我在写文章、写书时用到的诗句，都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比如我带孩子时，看到美丽的夜色，我就会想到“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我在为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服装史论”写总序时，题名即为“贵在意境”，完全是以诗句抒发我的情感，告诉学生们，学问是非常有乐趣的，尤其是情趣无限。我在为《服饰文化全览》写序时，题目为“汹涌如江河，平静似湖泊，潺潺类小溪，波澜壮阔就像那无边的大海——我感悟服饰文化”，全是用诗来描述这种感觉，一口气写了三四千字，我想让读者知道，服饰文化很丰富，中国的诗句也很美。

我对学生们说：你了解知识，必须一纵一横。纵就是历史，包括中国服装史，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史、世界文明史、人类文明史，进而就是整个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如果你不知道历史，就是无知。读史会指导你的人生，会使你站得高，眼界开阔，可以给你许多指导和安慰。你会从中体味到社会的力量。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典故就给人以真理，给人以启迪。要学习人类服饰文化学，得从诗经读起，楚辞、汉赋、魏晋的骈体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都与服饰文化学有关，都需要广泛去涉猎。我对学生们说：我现在就是大树的一个枝干，你们就是花朵、叶子，我会支撑着你们，使你们年年盛开，年年成长。可是，水不能无源，木不能无本，咱们服饰文化学这颗“大树”的根系，就是由无数个支持、帮助我们的人的无数颗心构成的，是由广阔的知识构成的。书，随时读随时会受益，特别是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这就给我一种力量。知道的少，意志虽然坚强，但心理素质差，也是不行的。有意义的事做，没有意义的事不要浪费时间。正如郑板桥先生的“难得糊涂”。我有好多荣誉和机遇都让了，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全占着。专业上的本事也不可能样样精通，如果都行，不就成了荀子《劝学篇》中五技而穷的鼫鼠了吗？但你也不能只懂一点，否则就没有说服力。知道得多，也就是说基础要广而深厚，干就是一两项，要确立鲜明的专业形象。要聚集团队的力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一横就是最新的学术动态，最新的时尚。一次，我对学生们说，日本少女最近讲究在眼下粘有六粒玻璃珠，价格大约二千日元，相当于泪妆，可怜兮兮的，别有一种美。学生们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这就是对最新动态的了解。要走在服饰科研的前列，你就得做世界人。又比如撰写《多元东南亚》等书籍，你就得多读书，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这样，你才能缩小与世界的距离，才能站在科研的制高点上。高举服饰文化学的旗帜，必须有能力、有责任心，必须要记住时不我待。现在都是高速路，都是磁悬浮，飞船都登上月球了，如果还在那里慢慢腾腾的，根本赶不上社会前进的脚步。《21世纪国际顶级品牌》这套书就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出版后，深受群众欢迎，出版社又约我们8本书，现在基本全交稿了。再如《20世纪服饰考古与研究》，是我们到图书馆查找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写成的。书成之后，也获得了天津市哲学社科优秀图书奖。我们所做的这些文化事业，有的是很严肃的，如《中国近现代服饰史》写了4年，其中有很多人的努力；有的是快餐文化，那是很生动、很立体、很有时代感的。

我把对学生的培养，曾喻为是打鸭子上架，主要强调实战锻炼。但要打那些有可能成为大雁的鸭子。原来想得简单，后来在实践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我认识到，有时候强打鸭子不一定能成才，只有丑小鸭才会成为聪明的天鹅，这里有个能力和人生观问题。我注重培养学生的情商，如进取心、成就欲等，主要是志向。人生一世，不能只是活着，活得有滋有味，有正义追求，才算活得有价值。我带的学生中，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不仅管教学，还管找对象、找工作。她们也把我当成了朋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心事，都愿意跟我说，我会尽力帮助她们解决。我的研究生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初来天津会有人生地不熟的陌生感和焦虑感，我就及时帮助他们进行心理疏导，使他们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有时有的学生来院参加考试，乘车到津的时间较晚，我担心她们的安全，就请我家先生去车站接，并护送到学院。我的研究生多数是女孩子，我总提醒她们注意保暖，千万不要着了凉。这几年男生多了，我又总鼓励他们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对待他们生活上的关心就跟对待我的孩子一样。

我常对学生们说，施恩不图报，只要关乎年轻人前途的，我尽多少力都无所谓。看着那一本本样书，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就忘记付出多少。我对学生们无所求，只要无愧我心。学生们说，我待他们的学业是很严格的，而且为了把他们培养成真正具有竞争力和无尽潜力的人才，华老师确立了独树一帜的人才公式，即真诚的为人（前提）+永远的激情（持续能源）+真抓实干（可操作性），这让他们受益终生。

采访者：以您对服饰文化的解读，从1993年开始至现在，已累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个人专栏连续发表了近十五个年头的有关服饰文化的文章三百七十多篇，而且还在继续，受到了读者的推崇。来自读者的读后感《十年一剪梅》，脍炙人口，给予您深深的嘉许，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您将使您最受感动的《十年一剪梅》作为新出版的、选自其中华章汇集而成的《灵动衣裾》的序，既体现了您对读者的尊重，更体现了您立体组构、多维空间的新的研究理念。《灵动衣裾》一书的确如您所说，是给人以视觉享受的，令人心灵震撼的，华美的、律动的“七彩音符”，引人入胜，令人爱不释手。

华　梅：把高深的理论寓于可读性很强的文章当中，还要朗朗上口，是我写文章的宗旨。比方我写文章开头写了三句，我会从头读到第三句；再写到十句，还是从头读到十句；写到一千多句、三千多句，我仍然还是从第一句读到一千多句、三千多句。如果我要是读着不舒服，或者读着感觉多了两字或少了两字韵味不好，我就改，而且是一遍一遍地改，几乎每一篇文章，不管多长，都是从头读到尾。我的百万字的《人类服饰文化学》等书籍，同样也这样做。所以，读者读我的文章也是一口气读完。比方说《衣装日本》这本书，很多人对我说，都是一口气读完的。这里有个气韵生动和一气贯通的讲究，生生涩涩，谁还愿意读，更何谈美感？

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文章，是从1993年开始的。《灵动衣裾》收入的文章截至1995年年底。我马上就要出版80万字的《服饰文化全览》。大家说，你写书多累啊！我说，其实我就写书不累。实际上不可能不累，但我就是感到那种美。我现在正在写服装史论教材书，这已经是第三次修订了。我说，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总是“发悬梁椎刺骨”，我感觉不完全是这样。有对联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个听起来有些沉重，我的经历告诉我，我的事业和我的爱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我始终有一种激情，至今生生不息的激情。我的学生说，别人是被激情激励一时，而华老师是被激情激励一生。比如我讲课，我讲了三十年的课，每年都要讲几轮，再加上讲座一百多场，讲了这么多，我每次讲还是那么激情满怀，而且我一看见幻灯片或课件等所展示的服饰品、工艺美术等，我就特别高兴，特别兴奋，我对这些艺术作品充满了爱。这可能是我把我的一腔热血都投入到服饰文化学事业当中的最主要的原动力吧。所以，我干着、累着，但我总是感觉很高兴。而且，有时我就感觉我自己像农夫一样，在土地上耕耘时眼前所展现的景象，总是那种在阳光照耀下，金黄色的麦田，麦浪滚滚。虽然挺累的，但是感觉还是挺美的，能有什么比得了收获的幸福呢？我现在出版的图书都是图文并茂，包括教材也是一样，大都需要三四百幅图片。我家的桌上、床上总是摆满了书稿所需要的图片，有中国各少数民族服饰的、西方各国服饰的，还有各个历史时期服饰线描图等。看着这些图片，我就感到兴奋。我总会盘着腿坐在床上摆弄着这些图片，当然是为了给书安排插图。我在摆弄这些图片的时候，时常会想起我小时候看到长辈们玩纸牌，但纸牌玩完了什么都过去了，而我摆完之后就会有一个一个的成果。我自己写的书，包括教材、随笔、学术著作，都是在这样一种愉悦的心情中完成的。

华梅教授

说起“十年一剪梅”，这确实已成为公认的文坛佳话。1993年1月，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设立“衣饰文化”专栏，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甘肃岷县李璘县长就细心地剪下来。自此，一篇一篇地剪，遂粘贴成册。1996年给我写信，从那开始有了书信往来。其间，《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过8篇关于我专栏的读者来信，李璘先生是最忠实、最持久的一位。2003年9月，我到师大后召开了研讨会，李璘先生特意从甘肃赶来。今年《人民日报》社给我开了一个“华梅服饰文化专栏15周年研讨会”，李先生未能来京，但专门发来了贺信。紧接着，我去兰州踏寻丝绸之路，并借机专程去岷县看望了李先生。李先生已经69岁，退休9年来，仍然在剪我的文章。我们看到，《华梅集》已成两册，确实很感动人。李先生是学者，已出版3本考古和民俗文化文集。我们这次去，汽车从兰州出发，翻越了3座大山，临近岷县时，李先生和岷县县委领导已在木寨岭等候我们了。自古文人之交淡如水，在如此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中，我们仍能保持这样一种文人之间的友谊，也是难能可贵的。

采访者：从您的《灵动衣裾》中我们可以知道，您撰写了几千万字的服饰文化学研究专著、论文，还拍摄了大量的电视专题片，您的家人一定给予了您许多的支持和帮助。

华　梅：是的。我家先生王家斌是天津美术学院的教授、雕塑家，现在还在教学、带研究生。无论是我出书，还是举办“服饰文化学发展战略与前景展望”等学术研讨会，他都在默默地帮助我策划、运作、联络和具体操作。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做成了一些事。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中国服装史》时，由于当时制版技术原因，图片不清楚，插图手绘才好。因此，书里的插图就由家斌承担完成。他画的这些插图，现在已经成为了经典，近二十年来印刷了20次，国内许多书都在用我书上的插图。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写的三百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也是他给画的插图。

我儿子王鹤先是在天津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后来考取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现在南开大学攻读艺术美学博士学位。我们母子俩非常谈得来，经常在一起探讨，互相帮助、互相劝慰、互相勉励。他特别能理解我的意图，并参与了由我组织19位学者共同承担的国家卫生部第一部为医学院校学生编写的《艺术鉴赏》教材等多部书籍的撰写工作和有关活动的组织工作。现在，我的儿子和我的第一个研究生要彬成了我的左膀右臂。他还出版了《中国雕塑史》、《世界雕塑名作100讲》等书籍。其参展的“文学巨匠梁斌”塑像，荣获了天津市青年美展一等奖，并被天津博物馆收藏。

我家先生和我的儿子，是我事业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和行动者。还有我大哥、二哥，及我侄女华欣。大哥华以俭是1963年的南开大学毕业生，二哥华以筠是一中心医院的医生，侄女现在天津科技大学任教务处副处长、副教授。他们在我的事业发展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的父母也直接给予了我精神的鼓励与鞭策。可以这样说，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是我的亲人给予了我无微不至，而且是功过于天的支持。我们家是一个整体，我们在一起切磋艺术，相得益彰，我非常感谢他们。

采访者：您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等工作，还兼任着天津市政协常委等社会职务，而且在履行市政协委员职能方面的突出表现，使您获得了天津市第十一届政协首次履行职能表现突出委员荣誉称号。

华　梅：是的。我们全家，除了我都是党员。我是留在党外为党工作的知识分子。有关领导说我的政治素质高，我是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我们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并真诚地为此工作。我爸爸是老农工党员，七十多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儿子18岁在高中时入党。大哥、嫂子、侄女、侄女婿全是共产党员，我家先生曾任党支部书记。我也一直在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我二哥在“文革”时期的冤案，也由于我插队，70年代才考入学校，所以尚未被批准时，恰值河北区成立青联，需要一位党外副主席，我就被推荐，并当选了。我还当了一届区人大代表。1993年，我加入了天津市政协，是九届天津市政协委员、十、十一届常委，至今已经15年了。1993年年底我被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为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5年晋升为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还曾当选全总十三大执行委员。荣任委员期间，我写了应建立天津市美术馆的提案，后被采纳。还写过利用五大道资源，建设特色天津；利用现有资源，建设好天津自然博物馆等调研报告，强调天津曾经遇到过困难，但天津人要树立自己的信心，科学利用已有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古老历史文化遗产的作用，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现代化城市建设和谐并存，把天津建设得更加美好。我两次参加主席接待日活动，就积极提倡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我还曾写过有关塑造天津美好形象的大会发言，就天津人的服饰形象与城市整体形象的关系等提出了应努力塑造具有综合文化素质和健康优美形象的公民。记得那一年，《天津日报》头版以“形象也是生产力”为题，刊登了对我的采访。2006年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受聘为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联络员，并就应对自然灾害作出快速反应、不能忽视农村邪教的传播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受到了好评。政协大会期间，我还曾多次应邀走进天津电视台直播间，就关注民生、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问题发表意见。我还参加了天津市高层次无党派研究班的学习。《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等，都采访过我。我还在《服装时报》、《今晚报》等媒体上发表了四百多篇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服饰文化学的文章，并在天津电视台作了五十多次有关着装艺术等提高国民素质的讲座。可以说，是党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党、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采访者：华梅教授，许多人都渴望成功，您的成功理念就是确定目标，持之以恒。是这样吗？

华　梅：是的。人人都向往成功，都想成为有成就的人。我觉得，首先需要心静，这恰恰与当今人们的急功近利相违背。越急于求成，越渴望“炒作”，越追名逐利，就越不容易成功，有时看上去好像很热闹，其实离成功很远。我认为，要想成功，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志向，心平气和，同时又激情满怀地去做。要经得起挫折，经得住诱惑。当今社会，人们面对的诱惑特别多。我这一生的选择有很多次，有许多人多次劝我不用花钱就能出国，全家也可以一起去，我没有接受；许多人多次提出要与我合作干买卖，我也没有接受。这些年，总有些特殊单位要“包装”我，许诺让我出更大的名，都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不喜欢。你让我出名，我不想刻意追名，弄得很累。你让我挣钱，我不想挣钱。写书是最不挣钱的，但我爱这一行，而且觉得挺有意义，或者说是很有意思。同时，还要经得起挫折。我的人生信念是有了挫折，不惧怕。顺了我也这么干，不顺我也这么干。我结婚时，住的是四季不朝阳的12平米的小屋，别人说：“住这么小的房子，你还写东西。”当时我写书摆图片时，铺了一炕，将正在熟睡的儿子的小脑瓜都给盖住了，但我在这个小房子里的确写了不少书，后来搬到柳州路，依然是一楼。算起来，我在阴暗潮湿的居住环境中住了22年。这期间，不但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还确立了我的学术地位，孩子也长大了。允许购买商品房后，我们的住房有了改善，别人说：“你别干了，时间还不够收拾屋子的呢？你在这里观风景就够了，还那么辛苦干什么？”其实，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根本不能决定一个人干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成功。因为，是金子在哪里、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发光。

我觉得，人这一生就是个度的问题，就像穿衣服，穿过了也不行，穿不到位也不行。成功也有个度的问题。你不能太慢，太慢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但是，也不能只图快，只图速度。我年轻时，总想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我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一个人只要不被名缰利索所困扰，就能始终朝着大目标迈进。我觉得，作为一名学者，不必出太大的名，像电影明星那样。我觉得我就挺好，出去买菜，老百姓没有人认识我。我想上哪去就上哪去，愿意去哪都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如果老百姓都知道你，你就失去自由了。学问本身跟得上时代就行，一味地图热闹，反而很难跟上时代，因为势必会分散你的精力。在这个一切都可以速成的时代，名气可以一夜形成，但又会一下子像泡沫般消失。所以，读书成学必须脚踏实地。我读书教学、研究学术，经历了两次冲击，一次是“文革”期间政治冲击学术，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冲击学术，但我都没有为之所动，而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搞科研。我觉得，人生就像驾着一条小船往前走，即使遇到暗礁，遇到风浪，也要向着既定目标往前行，不能后退半步，同时随遇而安。

这里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有不同意见的人是好事，不要想让所有人都对自己好。对不同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坦然处之是上策。你如果想去应付他，或说把他击败，那势必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包括精力和时间，倒不如集中精力于自己的事业，我就是这样。有年轻人问我怎么才能成功？我说有几人对你好，有几人对你不好，最有利于你的成长，有利于你的成功。如果都呵护你，那你不就成了温室中的花朵？如果都打击你，那小草不就早被人踩死了吗？有人提携帮助，有人在反面给我们“鞭策”，这是最好的成长环境。美国一个州曾有一阵儿狼群猖獗，官方下令把狼群消灭了，没想到引起麋鹿肥胖，体质下降，因为它们不用奔跑了。这好吗？当然这是成长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我现在特别注重人生三大乐事：一是自得其乐，二是助人为乐，三是知足常乐。虽然工作的过程很苦，但是我的心境非常好，非常平和。我不急于得到什么，有些人说，这是因为你现在荣誉、地位都有了，所以才不在乎。其实不是这样。我从年轻时，就受到过许多挫折，先是“白专”道路，后是“反革命家属”，好容易大学毕业了，又是“工农兵学员”。我没有被压垮，就因为我有一颗火热的心，我不甘于平庸。但经历过这些之后，还有什么奢求？我能够有自己喜爱的工作，这就足够了。年轻时血气方刚，总想把工作做好，不理解刘海粟先生说的，“人誉之，一笑之；人毁之，一笑之”。现在感到，当你按照自己的理想向着胜利的目标前进，确实不用再管别人说你什么。说我好，我也干，说我不好，我也干。最有意思的是，我每逢高兴时，就会文思如泉涌，一下子写出许多文章或策划出好的课题；每逢遇到不顺心的事，欲排除烦恼，也赶紧拿起我的书稿。在这里，我的心猛地释然了，我又找回了安宁，找回了快乐。多少年，我之所以写出这么多各有特色的完全原创的书，就因为我有自己的追求，有我自己一片纯净的大地和蔚蓝色的天空，我在这里享受着人生。

可以这样说，要想成功，一是要有理想，一是要有目标，而且要矢志不渝地永远朝着目标前进。我常跟我的学生们说，为什么有人花了好大的力气没有走近目标呢？是因为方向选错了。你越朝着相反的方向走，那么离你的目标就越远。你前进一步，等于离你的目标就远一步。所以，一定要看准方向，这样，你就能达到理想的彼岸。我现在还觉得，不能只低头爬山，该歇会儿看看风景，就放慢一下脚步。有时候，退一步，相当于向前多走了几步。

我对我的工作目标，始终坚定不移，但要让我整天工作也不行，就像有个故事讲一只老虎和一只熊比武。老虎说：“咱们是不是歇一歇，我得喝口水。”说完，就走了，但熊却把山上的树都拔了，而且对喝完水回来继续比赛的老虎说：“你看我的力气有多大，你拔不过我。”比赛继续进行。一会儿，老虎又说：“咱们该吃饭了。”说完，又走了，而熊把山上的石头都推下山了。等老虎吃饱、喝足了回来继续比赛，很快就把熊打败了，因为熊一直都没有休息，干了许多无用的事。所以，人要充分利用时间，充分利用智慧，没有意义的事不做，不要为了别人怎么说而活着。

在这里，我想说一个体会，就是不能只凭个人的力量。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有许多人在帮助我。大学刚毕业时，总有些怀才不遇或初生牛犊的幼稚心理，认为社会对年轻人太苛刻。曾有人对我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就像是在山顶撬一块巨大的石头，撬啊撬，怎么也撬不动。但你持之以恒，终于，石头被撬动了。当它滚落下来的时候，会带动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势如破竹，任何人也阻挡不了。谁说的，我忘了，但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

前面说到家里人对我的支持，实际上，除了家里人以外，我的领导、我的老师、同事、朋友、学生……大家都从各自的角度支持了我。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会一事无成的。很多读者说，读了我的著作的“后记”都会非常感动，说我特别感恩，而且非常周到，谁为我做了什么，我都会提到他们的名字和为我所付出的心血。我在学院里开大会时，也是尽量表扬各个岗位上的职工。有人说，这不是本职工作吗？为什么还这么感激？我说，不对啊，如果大家都不好好干，人家都是国家公有制职工，不会因此失掉工作，倒是给我找了麻烦。我感谢我的同事们让我省了不少心，我感谢从市里和师大的领导对我鼎力支持，我感谢我的朋友们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我，我感谢我的学生，尤其是第一个研究生要彬，在生活上关心我，在工作上勇于担重任。有多少人，多少年，多少个日日夜夜，从写作计划到填写表格，从准备会场到接待学术研讨会代表，从打印书稿到修改审稿，从拓展思路到宣传成果……多少人在我的发展之路上，默默地伸出了友爱之手。我时常会有这种感觉，当我们过沟越坎时，前方伸过一只手，我扶着这只手，坦然地越过，这不就像人生吗？这一只手给了我们多大的安慰与力量啊！如果没有这些人，我其实会一无所成的。

前些天看了一本书的介绍，说的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48种区别。我感触最深的有3种：一是失败者单打独斗，成功者有效合作；二是失败者为名为利所累，成功者淡然看待得失；三是失败者缺乏热忱，成功者充满激情。我感受最深的是，离开了大家的帮助，离开了恬淡的心志，博大的胸怀，还谈什么成功？

当然，一些体悟是需要时间和阅历的，太年轻不容易体会那么深。而且，不同年龄段的工作态度也不会一样。我现在虽然还在不停歇对于事业的追求，不满足守业，一直都在创业，但毕竟注意休息了。悠着点儿，这也是时尚。可是年轻人不行，年轻人太慢了，怎么行？紧着时间学习还未必能够把事情做好，节奏跟不上，怎么在如此竞争的社会上有立足之地？

我三十几岁时出版了《中国服装史》，有人就劝我千万不要太累，免得英年早逝。我四十出头时就是正教授了，又有人告诉我不必再干了，其实我的书大多是当教授以后写的，这时与职称已没有关系。出版社也因此愿意与我合作，一则我已具权威性，二则我心很静，没有急功近利等私心杂念，这样才能写好书。有一点特别重要，急功近利不行，鼠目寸光更不行。一个人站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他是否能成功。因为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志存高远方能成就大事业。荀子在《劝学》中讲的：“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先王遗言，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中外经典的名著和各种知识。荀子还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从小时至今，很多中国传统治学名言指导着我在学术之路不断向前。

有了崇高的境界，还需要有平静的心态，这主要来源于两种关键的理念：一是视名利如过眼云烟。越到现在，越发现曹雪芹老先生说得太对了，《红楼梦》第一回，那跛足道人说的“好了歌”，简直太是人生真谛了，不只是金钱，包括名誉，包括财物，包括权力，都是“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甄士隐解得也特别好：“……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当然，看透了人世，并不等于从此慵懒，我不喜欢意志消沉。

我的第二个理念是，永远进取，永远阳光。我喜欢好看爱笑的小孩儿，我喜欢勤奋活跃的学生，我喜欢乐观向上的朋友，我喜欢光明无私的同事。总之，我喜欢一切光明磊落，喜欢一切积极奋进。哲学家说：同样是半杯水，乐观的人看，再有半杯就满了；悲观的人看，这半杯没了就没了。我心中充满阳光，感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都是照耀着人类幸福生活勇往直前的。我的成功不是个人的，是国家的，是民族的；我的努力能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贡献一份力量，这我就很高兴了。我相信会的，而且我的服饰文化团队已经宛如初升的朝阳，正在显现一个学术团队的后劲与潜能。我将继续奋斗，以不辜负党对我多年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