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先生和两个读初中的弟弟留守天津

大学毕业在即，也将是失业来临之时。我找到母校志达中学，陈存诚校长一口说定：“你毕业了我就下聘书。”幸运的是，我赶上了国家首届统一分配大学生。河北省缺乏教师，我被分配到宁河县芦台中学。我抱着四个月的儿子，由母亲陪着去赴任。父亲、我先生和两个读初中的弟弟留守天津。不管生活多么困难，只要工作需要，我都无条件接受。待遇是每月240斤小米。

在芦台中学工作得很顺，最不能忘怀的有两件事，一是圆了我多年想演话剧的梦。我参加了学校的教师剧团，演的第一部戏是《思想问题》，我扮演一个参加革命的女知识分子。每周六晚上都有演出，生物试验室成了我们的排练场，青年人聚在一起，欢声笑语，乐不思蜀。每当深更半夜我回到宿舍，总是看到祖孙二人企盼的目光。我感到内疚，因为儿子等着吃奶，母亲需要休息，但这些怎能抵过演戏对我的吸引力呢！二是一段师生情。我教初二语文课，一天，我正在上课，门“哐”地一声被踢开了，大家怔住了：来人衣冠不整，低着头往教室后面走，每走到一个课桌前就将它搬歪，走到最后空座上坐下了，再看那行七扭八歪的桌子，我想：这个入场式真别致。我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继续讲课，不料他说话了：“这个小娘们儿还是一口京腔。”是可忍孰不可忍，太侮辱人格了。下课后我直奔教务处，教务主任说：“他呀！是个三朝元老（留三次级），既然又来了也不能不让念，观望观望吧。”后来我了解到，他幼年丧母，家又穷，父子相依为命。但我还是想尝试着帮助他。

再上课时见他没有课本，我把书给了他。我让他读课文时，他只读了一句就坐下了，我说：“你读得很清楚，再读下去吧！”他羞羞惭惭地读完一段，我大加赞扬，他仍低头坐着。作文时他没写完就交了，我没有责怪他，而是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了许多鼓励的活。他不是智力低下而是长期受歧视，心灵受到挫伤而扭曲了。他慢慢地有了变化，能大胆在课上主动回答问题了。后来，在抗美援朝时期，学校组成文艺宣传队，我举荐他加入。他果真能胜任，演出后还热心帮着拉道具车。郑宗虞同学真的变了，这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

1951年1月底我调回天津，返津的那天，我们三人（母子、保姆）由住校工友护送到三里之外的火车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天寒地冻的夜晚，郑宗虞前来为我送行，我紧紧拉着他的手说：“我们后会有期。”

回津后不久，我因病住进了医院，这期间突然收到郑宗虞的信，告诉我他参军了，是卫生兵，就要开赴朝鲜。我躺在病床上，哭了，给他复信未有回音。几十年来我始终未忘记他，曾写了篇短文抒发怀念之情。他今年应是70岁的人了。郑宗虞你在何处，生活幸福吗？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尽管如此，我在天津工业学校教语文仍认真对待，不久就被提升为语文、政治、外语三学科的组长（当时叫学科主席）。对待老师们，我做到在工作上支持，在生活上关心，尽量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三个学科没有教学参考书，我就根据老师所列书刊名单，经校长批准，订了28种期刊，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个创举。看到教案上摆着满满的参考书，老师们喜笑颜开。不久校长对我说，别的学科有意见，而且你们还订了《中国妇女》有必要吗？我说：“都有用，这叫间接备课。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文科范围很广，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都得知道。否则，孤陋寡闻教不好课。”我接着说：“他们买一台贵重的机器多少钱？教学需要我没意见，文科花有限一点钱，别人就有意见，合理吗？”之后我又买了留声机和歌剧《白毛女》的全套唱片。老师带到课堂，配合教学，效果非常好，师生反映强烈。我还带老师们去看与教学有关的电影，提高教学质量。我经常向校长或其他工科组长宣传学语文的重要性，有时辩论激烈，不胜不收兵。

虽然全校组长中只有我是女的，但处处事事不落后。1958年春，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双革）时，机械、化工、电机三科的教学组差不多都有项目。文科有什么项目可搞呢？原本可以不搞，可是，我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有了办法，成功与否走着看。忆起儿时看家乡的妇女们用马莲草叶子的纤维，加工后做鞋底的事。于是我们到郊外割回许多马莲草的叶子，泡满了大盆小盆，用硫酸腐蚀后，多次用水洗。这些由一位年轻男老师操做，我一直跟在身边不停地嘱咐：“小心”！革新不成功再革出个“伤员”来就热闹了。长长的纤维弄出来了，大家高兴极了，将纤维粗细分开，用大红丝带扎成小捆，送到市棉麻公司鉴定：纤维长、拉力强，可以纺纱织麻袋。我们向学校汇报了成果，受到了表扬，而且为纺织品找到了新原料。

1958年暑假，中专校升格为学院，工业学校的电机和机械两科合为机电学院，仍在原校址，化工科成为化工学院，迁至韩家墅（俗称韩柳墅）附近化工设计院的化工大楼里，我分到化工学院仍是学科组长。老师们不坐班，我则是风里来雨里去，每天必到。黎明即起，连续换乘三次公交车，到了丁字沽，还要徒步走八里路才到学校，直到夜深人静时才到家。我小儿子刚四个月，不得不给他断奶。为了工作披星戴月，毫无怨言，但健康大受损害。让人更头痛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师，业务生疏，心态各异，诸多难题等着我解决。再说我的能力有限，实在勉为其难。我自己制定了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教务处批准后，又独自选教材印教材。大家集体备课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意见很难统一，在新生事物面前，试探着走吧。

工作中，我对老师们以关怀为主，而且处处以身作则。每到放寒假，我提前为家在外地的老师放假，条件是将总结交上来即可早走，否则不行。结果家在山东和山西的两位老师乐于接受我的条件，早走了四五天，并按约定时间回来了。全学院只我一人这样做，有事我顶着，既不影响工作又使教师受惠，何乐不为呢！硬到放假时才让走，其实他们人在心早跑了，何必呢？事后我曾向教务长打过招呼。其实我早有替人受过的思想准备，好在学校没批评过我。

1958年秋市政搞河网化建设，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机电学院、化工学院等学院的师生参加了这项公益劳动，我也带病参加，还受到了表扬。接着我们又修建了西沽公园，当年师生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仍历历在目。1960年国庆节前，化工学院师生到武清县灰锅口村去抢三秋，我是带病去的，照样每天下地劳动。说实在的，我真是拿出百分之百的力气去干，干出的活儿全合乎要求，每晨上工点名时我都在被表扬之列。回校后，听说我们种的秋小麦长出了五六寸，生产队长还特意给我寄来了一封感谢信，并随信寄来几棵麦苗。我虽然已全身浮肿，还发烧不退，但是见到劳动成果甚感安慰。此后，校医确诊我患上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国家每月给点营养品黄豆和红糖，因为我为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糖待遇。而更高的享受肉和蛋等待遇，故有“糖豆”干部和“肉蛋”干部之称谓。

化工学院成立了京剧组，让我这个外行当组长，这纯属是凑热闹。我也学着敲锣，遇喜庆事师生上街游行时，鼓乐队里有个女的敲锣，那就是我。语文课结束后，我们全组人到学校菜园劳动，我是群龙之首，什么样的困难都咬牙克服。我们语文科组无论劳动和室内卫生，总是得红旗。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我认真自学，除上课、吃、睡外，随时随地学习，终于学会了。

1960年化工学院和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班的汉语拼音由我教，用土建学院教务长的话说是用“借条”，将我借去的，因为我爱逗，所以人家也和我逗，至今我仍很欣赏这句话。

1961年学院不招专科生了，本科没有语文课，院领导让我管图书馆，我执意要教书。于是调到工农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志成道旧省师原址），我仍是长途跋涉去上班。学院从成立到解散不足一年，根本没招学员。所有人员都重新分配，我要求到中学去教书。教中学又累又苦，待遇还低，可我不在乎这些。我的同学说我傻，但是至今我也不悔，因为教书就是我终身职业，这个信念不可动摇。1962年我受聘去女六中教书。

位于和平区的女六中是重点校，虽距我家（成都道）远些，但校园很美，我愉快地接受了聘请。因中学教师坐班，所以每日我仍要乘公交车奔波。我如饥似渴地翻阅大量参考书，认真写教案，一课书有时五十五六张教案纸。根据教学大纲规定，隔周一篇大作文，小作文不限，我乃大小作文交替着让学生作，一学期共十篇。所以几乎每天都在批改作文，工作量很大，但为了提高同学写作水平，我愿不遗余力地去做。

解放初政府提出教育改革，学习前苏联经验，天津市教育局组织专人给教师上大课，地点多为中国大戏院、十六中（今耀华学校）礼堂或操场，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其中特别强调启发教学和理论联系实际教育。

大家都在积极摸索着教学模式。我的作法是将一些环节交给学生自己去完成，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女六中学生的学习基础较好，与教师配合也很适当。我教高中学生所以比较省力，是将熟悉课文和查生词、生字让学生完成。课上教师范读课文后，分析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时，由教师提问学生问答，课堂气氛生动活泼，而且学生掌握得牢。

让学生背书我不串行走，而是一直站在讲台上。一次，第三排的一个学生站起来背书时，我见他眼睛一会看我一会看前排同学后背，我已明白了。等他背完，我和蔼地说：“你觉得你背得怎样？”他立刻脸红了：“老师我不会背，下次补背。”我仍笑着让他自定时间。下次上课他主动走到我跟前来背，表示没作弊。我表扬了他，并带动了全班，同学们都争着抢着要背书，而且下课了我身后总跟着几个男生要到办公室去背书，这虽然影响了我课间休息。他们说：以前背书都将书倚在前排同学背上看着念，骗老师。萧老师严格要求，我们欢迎。他们端正了学习态度，也密切了师生关系。时至今日，还有几个学生来看望我。(www.xing528.com)

在习作教学上我的做法是：无论是老师命题或是学生自拟题，都要在审题后列出写作提纲，胸中有个框架后再考虑写作内容和方法及选词造句。我批改原则是多批少改，多鼓励少批评，试想学生煞费苦心地写出来，到老师这里红笔刷刷地给划掉或打个大红叉，太伤害他们的尊严了。我将学生的好作文背下来，评讲时我当众朗诵一遍，不指出是谁的文章，让同学们充分发表意见。这样做，作者和评者都无思想压力，最后我作指导性的总结。为了培养学生们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上习作课时让学生们先到校园去观察，回来再自拟题，校园一隅、小楼一角、傲霜的秋菊、巍峨的礼堂……真乃百花齐放，写出的文章确实有特色。然后再让他们互相评论。我的作法受到了欢迎，学生们也感到非常受益。别人称我的写作教学“路子”为“萧路”。

我在古典文学教学中采取大胆批判和综合练习的作法，也得到了市教研室的肯定。所谓批判并非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指出由于时代的不同，作者的观点与我们不同。师生共同来认识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思想之后，就能更好地理解课文，吸收精华，摒弃糟粕。

在复习巩固时，我叫一人在黑板上默写课文，另一人来加标点和改错，再由二人读一遍并讲解全文。这个做法也大受欢迎。一次教研室派人来听课，并评价说：“教师做得游刃有余，说明教师有水平。”

自1964年起，我就多次与学生到农村或工厂参加劳动，这叫学工学农学军（我们没去过部队）。

春季割麦子，学生割我打捆，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干，腰酸腿疼，若不是为人师表，我真想躺下歇歇。秋季收高粱时仍是我打捆，刚抱起几棵欲打要子，就被重重的高粱穗坠倒了，怎么也捆不好这头重脚轻的长长高粱。原来我是多此一举了，农民说，要把高粱穗子割下来就好打捆了。

1966年后女六中开始招收男生，并改名长征中学。招收来的是在校外闲散两年的小学四至六年级的学生。我被认为是信得过的教师，仍在教学第一线，担任一年级班主任。担任小学四年级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对我是个考验。语文课我按老路走碰了钉子，学生们说：“老师您讲的故事我们爱听，就是有些字还不认识。”听后令人哭笑不得，我费了半天力气分析课文，却被当成讲故事了，不懂得自己课前预习时应查字典，以扫清文字障碍。这些情况是我始料不及的，这才认识到各年级段的情况不同，教法也要各异，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但很快调整了过来。几年教下来师生皆大欢喜。

除了学农学工，又添了拉练。一次，恰巧有拉练的机会，而我正患感冒。为了争取这次机会，赶快吃了退烧药，不料一小时后我去上课时晕倒在楼梯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四个多小时。下午我睁开眼睛见后勤主任坐在病床边，他说：“老兄你活过来啦！”又见女儿们和我做医生的弟弟都在场，两个女儿都哭红了眼。后勤主任是我大学校友，又说：“你闹得全校都轰动了，革委会主任来请求医院全力抢救，让我留下照顾你。”事后我才知道，药有问题，在某医院也收了几个和我一样的过敏体质病人，还死了两个。

1969年秋，天津第六建筑公司在南开区小稍子口附近修建一批单元式平房，我们也参加了盖房劳动。这里原为坟场，工人师傅说这里不甚安全，无形中使我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尤其是下班了，只有我要走遍每个院子，而且不停地喊：“还有同学吗？”知道同学们确实全走了，才放心回家。一天早晨，发现一个女同学先我到工地，正坐在女生休息室门外哭，我立刻紧张起来，忙问怎么回事，她不说话往屋里指。我进屋一看，原来是一个长着绿毛的骷髅，用粗铁丝穿着。我很生气，不知是谁这样搞恶作剧吓唬女生，于是提起来扔到很远的乱泥坑里。还有一次是两个女生跑着来找我说，她们已检查完某屋的门窗，且已清扫，可转眼工夫，地上不知哪来的一堆死人骨头。我听后谁也没找，直接拿起院里的大铁锨，将白骨扔到了远处。在经过过道时，坐于墙根休息的工人们和男生们，起哄似地大笑。我心里暗想：这种玩笑开得无聊，一堆枯骨有什么可怕的。其实我也害怕，身为人师，唯有故作镇静。通过这两件事，男生很佩服我有胆量，女生更感觉到我是她们的靠山。

在学工劳动结束那天我向师傅们送感谢信时，右脚不慎踩在钉子上（建筑工地随处有带钉子的木条），但无暇顾自己，照旧回校上班。

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离开工地仅两天，几百间平房便被一场罕见的龙卷风所毁，几个男生伤心地说那里已成为一片瓦砾，我也很惋惜，我们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同时被毁的还有一个电缆厂和其他建筑，损失很大。

在干中学，也是学习知识的一种方式。1970年秋，我们班被分配到冶金机械修配二厂（位于黑牛城道）学工，除了上课外，就到各车间学习车、钳、铣、刨等工种，并学会了绘机械三面图。

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严重损害了我的健康。初期营养不良引起浮肿和肝大，进而是肾盂肾炎、胃溃疡。我的面色青黄肿胀，学生们说：“别闹了，看老师都病成这样了。”学校虽然为我配备了代课教师，但我的工作一点也没耽误。1973年暑期的一天，我参加各科组长会，主持人让我发言，我努力半天也说不出话来。他过来见我趴在桌上不能动，而且脚肿得鞋带子都系不上。就喊：“快看呀！萧老师是不是要死了！”送到医院检查，结果为尿蛋白四个加号等疾病。医生说：“怎么把病人延误到这个程度！”其实都怪我自己，别人不知道我的病情。

按照医生要求，我严格卧床休息，但仍时时关注着我们班学生毕业分配情况。除一男生，其他人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借去医院看病的机会找到校领导问明了情况，转天就赶到其父单位说明情况，指出这关系到孩子的前途，请实事求是地给开个证明。对方很快就出具了证明，这位学生很快就被分配到一个较好的单位。他拿着报到单后来看我时，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为他感到高兴之余，心里也踏实多了。

连续多年我都参加高考工作。监考、阅卷、试卷分析、研究评分标准等环节我全参与。一次在十六中（今耀华学校）考场，刚过十五分钟，一位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男生进门了，按规定凡迟到十五分钟的考生即不准入场，但我与另一位监考老师仍准许他入场。因为客观原因迟到十五分钟就不准入场，对于考生将意味着什么，不堪没想。

吸了几十年粉笔末儿，教过的学生有几千人，光阴似水一样东流去，但师生情却是永恒的。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放首位说明其重要性，教书先教做人，学生也是看重老师的德。至今来看望我的学生很多，1999年教师节来看我的六位白发老头儿，是我在工业学校教的第一批机械科毕业生。我高兴之外，最难接受的是他们满头的白发。京剧《武家坡》一句戏词：“十八年老了王氏宝钏”，我们这里是48年老了一群少年；我明知是谁也扭转不了的客观现实，但总抑制不住心里的沧桑。此时大家互道衷肠：50年代初国家体操健将杨健民带来有关他的录像带，还有中央电视台访问的录音带；天津市健康老人王正石，不仅带来被访问及在公园带动老人跳绳的录像带，还带来绳子，在楼下表演花样跳绳慰问老师，我也发起狂来，顺手摘下华姓同学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扭起来。这场白发人的表演惊动了邻居，都赞叹不已。杨健民和王正石皆为有作为的人，以前我教过的工科学生在工业战线上不是工程师就是厂长，教育战线上的多数为高校教师，少数是领导。因为当时各部门需要他们，所以中专或大专毕业后多数得到再深造的机会。我是教文科的起的作用不大，难得他们没忘我。至今常来往的一位大学教师（也是杨健民同班）对我说：“萧老师，您生动形象的教学法，影响了我的一生，几十年我就是这样讲课的。”而且只要他来看我，总会在我面前背诗词，虽然孙子已是大学生了，可是他在我面前仍像个天真的学生。

几十年间，许许多多的师生情，演化出多少感人至深的故事。虽然没有都写出来，但是它们蕴藏在我的心里，时时激励着我、安慰着我。选择粉笔生涯终生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