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英净身痊愈后，经主事太监沈兰玉的引领，于咸丰六年（1856年）入郑亲王端华府中当小太监，学习宫中的法规、礼数、用语、卫生、生活习俗等，时名李双喜。清朝后期，太监属直隶河间府的人甚多，大太监也愿意收同乡子弟为徒，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影响。咸丰七年（1857年），李双喜又调入皇城内储秀宫作当值小太监，并改名为李连英。后来李连英当上总管，把小名机灵改为灵杰作为字，但是宫内老辈太监均知其父是皮匠，所以常呼其为“皮小李”，久而久之就成了李连英的宫号（俗称外号）。李连英成年后受慈禧及慈禧娘家人的影响，在白云观入了道门，道号乐元。咸丰十年（1860年）随宫眷去承德，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死时，14岁的李连英随两宫皇太后返京，这两年是李连英命运的转折点，由于在行宫和旅途中常有接触两宫太后的机会，尤其两宫突遭大变，多有依赖身边太监之处，这使李连英有机会充分表现其聪明才干，进而奠定了受宠信、受重用的基础。同治六年（1867年）被封为宫内总管，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被处死，李连英被晋封为副大总管，时年仅22岁，堪称少年得意，其权力地位已非一般朝臣可比，但安德海的下场，对他的警戒是深刻的，所以他终生对接触的大臣官员们都比较谦恭，处世谨慎，绝不张扬。
而今虽有众多稗官野史戏说编排李连英的种种无稽故事，但真正有据可入信史资料的却很少，这是因为清朝自世祖（顺治）就于宫中立有铁牌，要求严驭宦侍，不准参政，所以清朝太监不似明朝太监有被皇帝任命为军政实权大员的，清朝的太监活动仅限于宫廷内部，再大的太监也只能对信息传递、沟通发挥作用，或利用个人地位势力发挥影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活动均未列入史册档案。现仅就已收集到比较有据可信的资料选编如下。
（一）陪阅海军情实清光绪之际，朝臣弹劾李连英之章奏很多，在《清史稿》内只有两人的传记中提到了弹劾李连英的事。其一为浙江义乌人朱一新《朱一新传》中记载：
……（光绪）十一年，转御史，连上封事言论侃侃，不避贵戚。内侍李连英渐着声势。逾岁，醇亲王奕譞阅海军，连英从，一新忧之。而适值山东患河，燕、晋、蜀、闽患水，遂以遇灾修省为言，略曰：“我朝家法，严驭宦侍。世祖宫中立铁牌，更亿万年，昭为法守。圣母垂帘，安德海采办出京，立置重典。皇上登极，张得喜等情罪尤重，谪配为奴。是以纲纪肃然，罔敢恣肆。乃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连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诫愕，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况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唐之监军，岂其本意，积渐者然也。圣朝法制修明，万无虑此。而涓涓弗塞，流弊难言，杜渐防微，亦宜垂意。从古阉宦，巧于逢迎而昧于大义，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我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岂有跬步之地而或敢售其欺？
顾事每忽于细微，情易溺于近习，侍御仆从，罔非正人，辨之宜早辨也。”
疏上，太后怒，诘责疏言“苦衷”何指？一新曰：“臣所谓不得已苦衷者，意以亲藩远涉，内侍随行，藉以示体恤，昭慎重也。顾在朝廷为曲体，在臣庶则为创见。风闻北洋大臣以座船迎醇亲王，王弗受，而太监随乘之，至骇人观听，一不谨慎，流弊遂已至斯，臣所为不能已于言也。”诏切责，降主事，乞终养归。
朱一新比李连英大两岁，是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劾李之折上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这年朱41岁，他辞官终养8年之后就去世了。其二是曾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他在轰动一时的朱一新疏劾李连英事件之后两年，再披逆鳞，奏请惩连英。《王先谦传》道：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太监李连英招摇，疏请惩戒略言……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事。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禀前谟，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乃有总管太监李连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不敢形诸奏牍。惟思太监等给使宫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亦事理所有。何独该太监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篦小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证。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疏上不报。
王先谦是湖南长沙人，为近代名经学家之一，他年长李连英6岁，是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鼎革后在民国六年（1917年）去世，享年76岁。
光绪十二年（1886年），醇亲王奕譞以皇帝生父的地位，从天津乘舰至大沽、旅顺察炮台要塞，再去烟台、威海卫检阅海军，总管太监李连英随行。这一举动，当时为朝野所侧目，以为唐明两代宦官监军之祸或将重演，乃有多人疏劾连英的事。然而在王照的一部著作中，对李随去的原因及一行的情况曾有叙述。
王照字小航，咸丰十年（1860年）生，比李连英小12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时为礼部主事，以德宗锐意革新，上疏条陈时务，堂官不为奏递，德宗闻悉，遂有怒革礼部六堂官（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癸及四位侍郎）事件，并谕奖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政变随即爆发，王照逃亡日本。他是戊戌政变中要角之一，但他并不附骥康梁，而且对梁任公先生的《戊戌政变记》还有“多以小巧之技，济其毁誉之私。其骂荣禄、李连英，亦大失其真”的批评。
王氏著有《水东全集》，包括《方家园集咏纪事》即《清德宗遗事》，这部分主要咏纪他熟知的晚清史实。其中提到李连英此次随醇王之行事：
醇贤王之掌海军衙门也，太后提用筹备海军之积款以大兴土木，王不敢违。及王赴烟台阅海军。懿旨赐乘杏黄轿，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请派李连英偕往。出京后，每见文武各员，皆命连英随见。主意在避本生擅权之嫌也。而连英怵于安德海之祸。布靴布衣，每日手执王之长杆烟筒，大皮烟荷包，侍立装烟。退则入王之夹室中，不见一人。时直、鲁两省卑鄙官员，欲乘机逢迎大总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左右与连英皆一介不取而归，王大赞赏之。
按照王氏说法，一则李连英随行检阅海军，绝非出自他的钻营谋取，要获得这份差事来夸耀其权势，实是由醇王之力请所至。李不过是一个奴才，他的主人慈禧太后和醇亲王让他去，他敢不遵命吗？二则至少在此行之中，李的态度恭谨已极，未有丝毫弄权舞弊之事。王照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73岁时去世，他曾热心“官话字母”的推行，是个有思想不随俗、肯力行的知识分子，胡适之先生在《小航文存》序言中推许他：“王小航先生是一个肯说老实话的傻子。”对他的这种“敢说真话的精神，表示深重的敬礼”。
（二）对义和团的态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初始时李连英也颇相信义和团，但随着事态发展演变成重大的国际军政问题时，他不敢再参与了。《景善日记》对此有所记载。
景善字弗亭，正白旗满洲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长李连英25岁，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由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累官工部、户部、吏部、礼部侍郎，光绪二十年（1894年）休致于家中，二十六年（1900年）联军入京时，堕井死，年78岁。他是清室近支宗室辅国公载澜的业师（载澜为醇亲王奕譞子端王载漪弟），也与当时的军机大臣刚毅、启秀等人是密友。
《景善日记》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兴起后，记录了一些和李连英有关系的事，如五月初五的日记：“虽李总管（李连英）甚信团，并时常将其所睹之神术为老佛陈之，慈圣果能允准否，尚在两可之间，盖荣相（荣禄）现尚圣眷至优极渥，非端等（指端王载漪等）可比者也。”同日另记：“刚中堂（刚毅）在此谈叙一时之久，然后往端邸赴李总管所订之约，以便密商要事。”五月十八记：“但李总管告知刚相，似不可于老佛前过于赞美义团。除荣相外，大臣均不敢建白也。”五月二十六记：“闻以老佛每日于万机之暇，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诵毕，由李总管言以‘又亡洋夷一名’等语。”
从这几则记载可以看出，李连英与刚毅、载漪等一伙，是同情义和团并谋如何支持义和团的人。义和团的兴起，反映了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尚且同情义和团，更何况从未受过教育的李连英呢？
（三）在帝后间的表现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日益不和与李连英是不是有关系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就有“李连英平日既恃西后之宠幸，凌蔑皇上”的记载。
就目前所见当时较为接近宫廷人物的记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情形，但亦有相反的说辞。例如：(www.xing528.com)
1.谷虚所写《清宫琐记》中记载：“一日，后在暖宫书字，召帝入。仰视景帝曰：‘汝能书此否？’帝适旁视，不知后作何语，愕然不知所措。显后曰：‘外间有，鸿鹄乎？’帝曰：‘末见。’后曰：‘汝读掌故、亦知祖宗缔造艰难乎？’帝默然。李连英跪奏曰：‘祖宗缔造国家艰难，皇帝尝为奴才道及。此时慑于圣威，不敢发扬其说耳。’帝退出，谓李曰：‘子真朕之青衣也。’”
另又写有：“端王载漪尝谄事太监李连英，使在太后前陷帝，李终不忍。”
2.刻印关外版《清史稿》的金梁（1878—1962年），字息侯瓜尔佳氏，满洲人，晚清为内阁中书，民国后曾于宣统未出宫时任内务府大臣。其《光宣小记》中记有：李连英“世皆指为巨奸，而见人却颇尽礼。余在批本处李每见必请安问好；行必让道；坐侧席；凡遇士大夫皆然，不似众奄之傲慢也”。并在《四朝佚闻》“德宗”条中写道：“……帝慑于积威，见太后辄傈，虽亲政不敢自主。……李连英亦颇遇事调和，太后怒帝时，常久跪不令起。李每佯责帝而为之请曰：‘久惹佛怒，曷速去！’帝颇感之。”
3.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中有诗云：“炎凉世态不堪论，蔑主惟知太后尊。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鸣咽老黄门。”是诗乃叙述两宫自西安回銮，行至保定时的一段纪事，王在诗注上说：保定行宫太后寝殿铺陈华美，供给周备；李连英次之；皇上寝殿极冷落。宫监及内务府诸人趋奉太后事毕，各散去饮博或休息。李连英伺太后已睡，潜至皇上寝宫，小阉无一在者，上一人对灯兀坐，连英跪安毕，问曰：“主子为何这时还不睡？”上曰：“你看看，这屋叫我怎么睡？”连英环视之！时正隆冬，宫中除硬胎之坐褥、椅垫、靠枕外，无他物。连英跪抱皇上之腿痛哭曰：“奴才们罪该万死也！”连英出，旋抱衾枕至，曰：“今夜已深，不能再传他们，这是他们为奴才所设被褥，请主子将就用之。奴才罪上加罪，已无法也。”余尝闻上驷院卿福启言，上还京后，每追念西巡之苦曰：“若无李俺答，我活不到今日。”“俺答”系满语，即奶妈或保姆。
不仅这些人的著述上没有描写过李连英刻意虐待光绪帝的记载，连江苏武进人、晚清曾任内阁中书的恽毓鼎（1863—1926年）在《崇陵传信录》中也未提及光绪帝衔恨李连英的事。而且当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帝病故瀛台时，恽毓鼎为此写道：“……十月二十一，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一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吉祥轿者，似御辇而长，专备载大行，若古之辕辌车也。皇后被发，群奄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宫，有侍奄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诸奄踉跄回西苑。李连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奄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
4.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和政变期间，作为大总管处于帝后之间地位非常为难，犹疑之处怎能逃过慈禧的眼睛，对他也就不太信任了，而另一大太监崔玉贵非常得宠，其地位几乎与李连英等同，一些机要之事如监视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及逼珍妃投井等均由崔来执行。
（四）庚子西奔、辛丑回銮（再获宠信） 义和团运动迫使慈禧携光绪帝与后妃们沿西北山野小路仓促出逃，途中常有食住、安全护卫失缺的问题，李连英在指挥调度中又显示了他的身手和干练，表达了他的忠心，因而挽回了慈禧对他的宠信，在随銮公卿大臣们的心中地位也更加显要。白克好司和浦兰德所写《慈禧外纪》中有：两宫于拳乱后自西安回北京，到达正定后光绪帝奉慈禧太后旨率后妃及王公大臣等，以铁路交通返回北京，这是中国皇室第一次乘用火车。书中引用1902年3月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的报道：
特别车载宫廷往北京者，一车头带二十一辆列车。其次序如下：装货及行里车九辆。然后有载仆役、骡轿等之车（第十辆）。其次为铁路办事人员之车（第十一辆）。次头等车二辆，坐王公大臣（第十二、三辆）。次即皇帝之特别车（第十四辆）。又次坐荣禄、袁世凯、宋庆、鹿传霖、岑春煊及内务府诸人车（第十五辆）。又次太后之特别车（第十六辆）。又次，为皇后、妃等之特别车（第十七辆）。又，二等车两辆。坐侍从太监等（第十八、九辆）。又，头等车一辆，坐总管太监李连英（第二十辆）。最后为杰多第之事务车（洋员杰多第为当时京汉铁路局局长）。
这是英国记者目击实况的采访。李连英在太后及皇帝所率的后妃、王公、文武大僚之中，竟独占头等列车一辆，其侍从两宫西幸，虽受了些辛苦，但也算不虚此行。
（五）参与三项重大事件
1.李连英入宫后，沈兰玉对他关心呵护备至，既为师徒又情若父子，直至沈兰玉终老。慈禧与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时，咸丰帝的御前总管太监亦参与其间。而作为储秀宫的小太监李连英正好是不引人注目的传信跑腿最佳人选，由此奠定了其在宫内显露头角的基础。
2.同治十三年（1874年）穆宗驾崩，慈禧诏定醇亲王子载恬继帝位（光绪帝）。李连英身为大总管太监与钦差大臣同往醇亲王府奉迎伺侯年仅4岁的载恬入宫，醇亲王妃婉贞福晋（慈禧的妹妹）深知她姐姐的性格，对爱儿难于割舍，又诸多担心，反复嘱咐李连英细心照料，恳切托付，李连英跪地向醇亲王及王妃保证：“奴才一定尽心竭力护伺小主子，请王爷王妃放心。”光绪入宫后，在孩童时代与李连英颇为亲近，所以光绪帝常称之为李俺答。
3.1900年，慈禧于七月二十一日急于仓促出逃，但在如何装饰问题上难坏了近臣和太监，平时给皇太后梳头的老太监（梳头刘）更不知怎样给太后作发式，此时李连英主动上前，不到片刻即轻巧地为慈禧梳成汉民婆婆式头型，端庄而不俗气，随后李连英又奉上几套平民老年妇女的服装，将慈禧改扮成一位整洁的汉族平民婆婆。在政治动乱中，如此机敏干练、应对措施周全得宜，给慈禧和光绪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大总管与外臣关系三窥 由于李连英熟知慈禧的喜恶，以及政治核心人物即各王公大臣的性格和实际担任的角色，所以很多大臣甚至王公贝子都愿拉拢他，以便于获知宫内政治人事动态、信息或通过他与某权要建立关系：
1.张荫桓字樵野，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广东南海人。与康有为是同乡，长康有为21岁，长李连英11岁。他在光绪十年（1884年）受曾国荃举荐，以三品卿衔入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二年派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5年后返国，擢户部侍郎，再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率团赴英国，为祝贺维多利亚女皇在位60大庆专使。次年戊戌政变，张以同情新政被罪，充军远配新疆。他与吴永的岳父曾纪泽在总理衙门曾共事，又是吴永的荐举人，所以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卷一中详述其事：“张公得罪之由，曾亲为予言之，谓实受李连英所中伤。其自英使回国时，曾选购宝石两枚，预备进奉两宫，一为红披霞，一为祖母绿，足充帽准之用。归国后乃以红宝石进之德宗，祖母绿进之太后。论其价格，绿固远胜于红也。但通例，京外大员进奉必经李手，即贡呈皇上物品，亦须先由李呈明，太后过目，方始进御。因此率另备一份，为李经进之代价，大抵稍逊于贡品，而相去亦不能过远。彼时侍郎眷遇方隆，平日高才傲气，于李殊不甚注意，本已不免介之；此次又一无馈赠，若有意为破成例者，故衔怨至深，而侍郎固末之知也。进呈时，太后方拈视玩弄，意颇欢悦，李特从旁冷语曰：‘难为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么？’盖通俗嫡庶衣饰，以红绿为区别，正室可被红裙而妾媵止能用绿。太后以出身西宫，视此事极为耿耿，一言刺激，适中所忌，不觉恼羞成怒，遂赫然变色，立命将两份贡物，一律发还。此消息既已传播，当然必有投井下石之人，未几即以借款事被参。……乃一日忽下严旨：户部侍郎张荫桓，着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张荫桓当然不会想到，这一去，此生就未能再入玉门关。两年后爆发义和团运动，诏命新疆巡抚饶应祺杀张荫桓。这年他64岁。
2.四川泸县人高树字蔚然，曾为军机章京，著有《金銮琐记》一书，把他知道的很多京朝掌故，咏之以诗，缀以小注，述于书中。他说，不学无术助拳乱的刚毅之能入主枢机，就是夤缘贿赂了李连英。他在讥评刚毅的诗注中写道：“祸国殃民唤奈何，阉门纳贿进銮坡；他年编辑奸臣传，开卷惟君笑话多。”下注云：“刚毅由粤抚入京祝太后寿，献各国大小金银钱于李阉，约计千余元，全球略备，无一雷同。大得阉欢心，遂为太后宠任。”刚毅字子良，镶蓝旗满洲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长于李连英11岁。光绪执政期间，其历任山西、江苏、广东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值慈禧太后60大寿，刚入京祝嘏，既阴得李连英之助，留为枢臣。
3.吴永字渔川，浙江吴兴人，同治四年（1865年）生，少于李连英17岁。初娶曾纪泽次女，他自承是受张荫桓的保荐，在光绪二十三年聘任怀来县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联军入京，两宫仓皇出奔，他是第一个接驾的地方官，颇受慈禧太后器重，立擢知府，命随扈办理粮台。西幸途中，太后常有召见，垂询各事，那时他只36岁，已做了几年地方官，不免时或陈奏地方疾苦。因吴永于两宫前“出入左右，似多添一重耳目，军机、内监，均视为不便……务出死力排挤之”。由于招忌之故，不久就以道员外放其于广东。
民国十六年（1927年）由吴永口述，刘治襄撰写成《庚子西狩丛谈》。在书卷三中，曾说他受李连英告诫及诸大僚不满的情形。“太后喜闻外事，每召见，陈奏公事毕，辄温言霁色，令随意说话。予每为陈述地方利弊，民间疾苦。每问一事，必根端竞委，娓娓忘倦，往往至一二点钟之久，方始告退，以此故，又大触枢臣之忌。一日在西安行宫，李监忽附耳告曰：‘尔已闹大乱子矣。’予惊问：‘何事？’曰：‘尔昨日于老佛爷前曾作何语？今日诸军机入见，均大碰钉子。老佛爷厉声诘责，谓外间种种情形，尔等平时何无一语奏闻，直尽蒙蔽我母子耳目。诸军机必且抱怨于尔，须当注意云云。’予始悔一时轻率尽言，意本冀两宫稍知民隐，大臣不言，小臣言之，确未顾及越分逾等之嫌也。一日在军机房，荣（禄）、王（文韶）两中堂和瞿（鸿矶）尚书咸在座，王中堂忽正色语予曰：‘渔川，我与尔系同乡，不能不向尔正告尔今日召对，乃至二点一刻之久，致我等久候，究竟所说何词，以后在本等范围，自可简单明了，扼要陈奏。切弗东牵西曳，横生枝节。天泽之分奏事有体，非儿戏也！’予唯唯而退，荣瞿皆默然无言，然窥其容色，似皆深不惬于予。盖诸公会集，或正议论予事也。
吴永后来佐宦广东、山东各地，续娶为盛宣怀侄女。晚年居住北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去世，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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