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中央朝廷重視醫學著述的推廣普及，也對各級地方官府産生了積極的影響，有力地推動了他們的執政作爲。
王禹偁在地方官任上，曾上表謝頒賜《太平聖惠方》説：“皇帝陛下與世作範，視民如傷，窮百病之根源，選十全之方術，爰自朱邸，逮於紫宸，垂十五年，成一百卷，救疾病瘡瘍之理，盡金石草木之情”，“更延遲暮之年，實自生成之德”[17]，對皇上的恩賜感恩戴德。
景德年間，邵曄出任廣西帥，兼領漕事，因廣南一帶瘴疫流行，缺少醫藥，巫風盛行，請求朝廷“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宋真宗“皆從其請，歲給錢五百緍，令每歲夏至前，漕臣制藥以賜一路之官吏，蓋自曄始”。[18]
慶曆六年（1046）十二月，蔡襄出任福州知府，鑒於“閩俗左醫右巫，疾家依巫作祟，而過醫之門十才二三，故醫之傳益少”的局面，他委派何希彭從中選擇醫方，另編《聖惠選方》，收載便於民間運用的藥方6096首，並“取其本謄載於版，列衙門之左右”，稱此舉“導聖主無窮之澤淪究於下，又曉人以依巫之謬，使之歸經常之道，亦刺史之要職也”。[19]
元豐元年（1078），時任泰州德興令的陳直編著《壽親養老書》，將《太平聖惠方》列爲“奉親養老”的重要著作，公開宣揚“爲人子者，宜留意焉”[20]。
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六月，右朝奉郎朱同知南雄州還，向朝廷禀報“嶺南無醫，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束手待斃。望取古今名方治瘴氣者，集爲一書，頒下本路”，宋高宗從之。[21]
隆興元年（1163），周湛通判戎州，“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周湛“爲禁俗之習爲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22]
類似的記載，在文獻中俯拾即是。中央朝廷的重視，對地方官吏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地方官吏積極回應，認真履行職責，親自過問民生疾苦，將之作爲一項重要的政績，推動了醫學著述的推廣普及。
綜上所述，在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府的積極推動下，三百餘年間，宋代醫學著作迅速推廣到全國，醫藥學知識廣泛傳播。在推導的過程中，中央朝廷在醫學領域内的主導地位得以牢固確立。醫書著作以醫載道，對於改變世風、宣揚儒家仁政思想和規範社會秩序，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南宋時期，盡管政府在本草學、方書學著作的編修策略方面有所轉變，但政府和地方官員仍很重視醫學著作的推廣，延續了北宋時期醫學著述繁榮的勢頭，確保了兩宋醫學在中國古代醫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注释】
[1]［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四《御定醫宗金鑑》提要，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7。
[2]逯銘昕：《宋代官刻醫書流向初考》，《中華醫史雜志》，北京：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2010年，卷四〇，第5期。
[3]參見《玉海》卷六三，《宋史》卷四六一《王懷隱傳》。
[4]《宋大詔令集》卷二九。
[5]王應麟：《玉海》卷六三。
[6]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三，《叢書集成初編》第277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7]［元］脱脱等：《宋史》卷七《真宗本紀》二，北京：中華書局，2007：131。(www.xing528.com)
[8]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二月”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1529。
[9]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己巳”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1926。
[10]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六“慶曆四年正月丙子”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3532。
[11]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二三“經籍考”《皇祐簡要濟衆方》，北京：中華書局，1986：1797。
[12]［唐］王燾撰、［宋］林億等校：《外臺秘要》卷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25。
[13]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七“熙寧五年八月”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5776。
[14]［宋］趙升撰，王瑞來點校：《朝野類要》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7：61。
[15]［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二五，北京：中華書局，1957。
[16]［日本］富士川游：《日本醫學史》，東京：日新書院，1941：46。劉伯驥：《中國醫學史》，臺北：華崗出版部，1974：671。
[17]王禹偁：《謝聖惠方表》，《小畜集》卷二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18]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三，《叢書集成初編》第277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19]［宋］蔡襄撰，陳慶元、歐明俊、陳貽庭校注：《蔡襄全集》卷二六《聖惠方後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583。
[20]［宋］陳直：《壽親養老新書序》，《壽親養老新書》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九“紹興十九年六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2587。
[22]［宋］李元綱：《厚德錄》卷三，叢書集成初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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