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聖惠方》在編成後，即受到朝廷高度重視，宋歷朝皇帝曾多次下詔各地官府，行於全國。
醫藥之書，人命攸係，將疾疫之是療，必學術之志精，故太醫之職，以十全而爲能；聚毒之家，非三世而不餌。朕軫念黎庶，慮其夭枉，爰下明詔，購求名方，悉令討論，因而綴緝，已成編卷，申命雕鎸。宜推流佈之恩，用彰亭毒之意。其《聖惠方》並《目錄》共一百一卷，應諸道州府各賜二本。仍本州選醫術優長治疾有效者一人，給牒補充醫博士，令專掌之。吏民願傳寫者並聽，先已有醫博士即掌之，勿更收補[4]。
在詔書中系統地闡明了朝廷頒佈《太平聖惠方》的意圖，在宋太宗看來，頒行《太平聖惠方》是“軫念黎庶，慮其夭枉”和“推流佈之恩，用彰亭毒之意”的惠民之舉，給全國十六道（路）所屬州、府各賜二本，“置醫博士掌之”，令醫術優長治疾有效者一人專門保管，允許官民鈔寫，鼓勵民間推廣普及。
在頒佈諸州的同時，宋太宗還將《太平聖惠方》賞賜給重臣。淳化三年（992）二月，“内出五部”，賜宰相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黄中、李沆，知樞密院事温仲舒、寇準等人[5]，以示褒寵。其目的也是要執政大臣關注醫書，並藉助他們的影響力來推廣醫學典籍。
宋真宗非常重視《太平聖惠方》的推廣普及。當時邊遠地域醫藥極其匱缺，像“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病。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始見也”[6]。宋真宗於景德三年（1006）七月，“賜廣南《聖惠方》，歲給錢五萬，市藥療病者”[7]，將《聖惠方》推廣到廣南路。景德四年（1007）九月，宋真宗又“賜徽縣《聖惠方》”，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宋真宗“令川峽諸州勒醫博士按《聖惠方》合本土所須藥，以給兵戍”[8]。這是首次頒行《太平聖惠方》於軍中的記載。大中祥符八年（1015）夏四月己巳，宋真宗又“賜戎、瀘州、富順監《聖惠方》各一部，以其地多瘴疫也”[9]。戎州（今四川宜賓）、瀘州（今四川瀘州）、富順監（今四川富順）地處僻遠，極易發生瘟疫，故也將其納入頒賜醫書的範圍。
宋仁宗也非常重視《太平聖惠方》的推廣普及。慶曆四年（1044）春，韓琦奏“極邊之地，人皆不知醫術”，宋仁宗於是“賜德順軍《太平聖惠方》及諸醫書各一部”[10]。德順軍隸屬秦鳳路，是宋與西夏交兵的前沿，駐紮着大批軍隊，疫病流行的幾率很高，《太平聖惠方》因而成爲軍隊中應對疫病診治的指導方書。皇祐初，江南諸路發生疾疫，爲了救治患病者，宋仁宗下詔精簡《太平聖惠方》諸方，另編輯爲《皇祐簡要濟衆方》。他對輔臣説：“外無善醫，民有疾疫或不能救療”，“令太醫簡《聖惠方》之要者頒下諸道，仍勒長史按方劑以時拯濟，令醫官使周應編以爲此方，三年頒行”。[11]《宋刻外臺秘要剳子》亦載皇祐三年（1051）臣僚上言，“南方州軍，連年疾疫瘴病，其尤甚處一州有死十餘萬人”，宋仁宗詔令“逐路轉運司指揮轄下州府軍監，如有疾疫瘴病之處，於《聖惠方》内寫錄合用藥方，出榜曉示，及遍下諸縣，許人抄札”。[12]這一史實，在《宋史》卷一二《仁宗本紀》也有記載，云皇祐三年（1051）五月乙亥，宋仁宗“頒《簡要濟衆方》，命州縣長吏按方劑以救民疾”。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八月辛丑，詔令“文臣京朝官至幕職州縣官，武臣諸司使副以下至三班使臣，朝辭日，並罷賜誡勵敕並七條、《攝生論》，其賜《儒行篇》亦罷之，内《攝生論》並藥方惟廣南州軍各賜一本，與《聖惠方》同頒之”[13]。
宋哲宗紹聖年間，朝廷詔令刊刻小字版《太平聖惠方》，這是官府第二次刊刻該書。據《刻脈經牒文》載：“國子監準監關，準尚書禮部符，準紹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據國子監狀，據翰林醫學本監三學看治任仲言狀，伏睹本監先準朝旨，刊雕小字《聖惠方》等共五部出賣，並每節鎮各十部，餘州各五部，本處出賣。”從牒文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朝廷大量頒行《太平聖惠方》的舉措。(www.xing528.com)
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福建路轉運司奉旨刊刻《太平聖惠方》，題名爲《大宋新修太平聖惠方》，這是宋代官府第三次刊刻該書。紹興二十一年（1151）十二月，宋高宗詔“以監本藥方頒諸路”。二十六年（1156），宋高宗下詔太醫局刊刻兒科著作《小兒衛生總微論方》，摘錄《太平聖惠方》中有關兒科諸方，另編爲專書。
紹熙二年（1191），宋光宗下詔批準太醫局擬定的《太醫局諸科程文》，將《太平聖惠方》列爲太醫局醫學生考試的科目，《太平聖惠方》由此上升爲醫學經典的地位，與《難經》《素問》《脈經》《本草》《仲景傷寒論》《諸病源候》齊名，成爲南宋禮部醫學考試“七經”之一[14]。嘉泰三年（1203），太醫局選採民間常用驗方，集印成册，由朝廷“頒之諸路監司，監司行之州縣，州縣又撮其要者大書揭示於聚落要鬧去處”[15]，顯然是要將醫藥方書廣泛推行到民間。
兩宋朝廷不僅在其統治區域大力推廣醫學方書，治病救人，對於周邊“國家”（包括西夏、遼等國家），也常常頒賜《太平聖惠方》，作爲仁被天下的一種舉措。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高麗遣使郭元至闕下，請賜曆日及《登科記》、御製賜詩。九年正月丙寅，郭元辭，賜王詢詔書七函……曆日、《聖惠方》，從其請也。”天禧五年（1021），又“賜權高麗國主王詢陰陽地理書、《聖惠方》，從所請也”。這是《太平聖惠方》傳到高麗的文獻記載。此後，朝鮮醫學家崔宗峻於1226年以宋朝醫書爲基礎，撰寫《御醫撮要方》，創建了朝鮮醫學理論體系。
仁宗慶曆四年（1044），與西夏達成和議，宋亦屢次頒賜西夏書籍。嘉祐八年（1063）四月，宋英宗“以國子監所印……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由於詔令内容簡略，未提及所頒醫書爲何書，估計應包括《太平聖惠方》在内。
據日本醫學史家富士川游《日本醫學史》記載，《太平聖惠方》在兩宋時代東傳到日本，對日本醫學的發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劉伯驥在《中國醫學史》中也指出，日本醫學家梶原性全所編的醫學名著《頓醫抄》，就深受《太平聖惠方》等中國醫書的影響[16]。
宋王朝向高麗、日本等周邊國家及地區多次頒賜醫書，其目的固然在於同周邊諸國（少數民族政權）建立睦鄰關係，有顯示大國聲威的考慮，但在客觀上促進了我國醫學知識的對外傳播，爲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百姓解除疾病之患，對世界醫學的發展作出了較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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