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東周之時，諸子蜂起，百家争鳴，是爲中華文化的第一大高峰。暴秦繼起，“以法爲教”、“以吏爲師”，春秋戰國百家争鳴之氣象迅即偃息。降而至於漢初，漸有修復氣息，但已不復周季之舊觀。故後人所云“諸子百家”，多係先秦至漢初學術思想流派的總稱。本文所云，亦猶斯旨。
《漢書·藝文志》云，“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三蘇之於諸子百家，雖然泛覽博觀，實則各有取舍，旨在以之爲“通萬方之略”，目在自成一家之言。對於蘇洵之融通百家，曾鞏的評點是，“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26]。可謂知人之言也！當然，對於諸子百家之學，蘇氏父子學習的重點有所不同，而取舍的對象亦有所不同。
就求學致思歷程而言，蘇洵曾經博覽諸子百家之書。根據張方平的追憶，蘇洵青年時期發憤爲學，一度翻然悔悟，“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絶賓友，翻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27]。這一次悔悟自新，可謂難得而又極其寶貴。對於蘇洵的學思成就，今人的分析是，其學術思想以儒家爲本，又兼收並蓄，吸收兵家、法家、縱横家等先秦諸子百家之學[28]。對於兵家，蘇洵素有偏愛。《宋史》卷四四三《蘇洵傳》引蘇洵之文二篇，其一即《心術》。通讀《心術》，兵家氣息撲面而來，如“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時人謂蘇洵“好爲策謀”、“頗喜言兵”[29]，良有以也！對於縱横家，蘇洵並非全盤接受，而是重在借鑒其權謀之術。蘇洵嘗云，“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30]。
但蘇洵之所云，似乎特易致使他人誤解。個中緣由之一，端在其對儒家“經”、“權”範疇所作之新解，不由得使人産生“雜而不純”之印象——即以兵家、縱横家之説詮釋儒家經典。如《遠慮》所云，“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宋史》卷四四三《蘇洵傳》），確實與正統儒家之詮釋頗有差别[31]。再如《六經論》，朱熹全然不予認可，“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32]，所采取的是酷評態勢。客觀而論，此實係朱熹之誤解。因爲蘇洵嘗云，“仲尼之説，純乎經者也；吾之説，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33]，此即“以儒家爲本”。下文還將對此話題予以辯解。
就蘇軾而論，他對道家似乎更加鍾情，尤其對《莊子》鍾愛有加。《莊子》之吸引蘇軾，除義理外，辭章自然是其大宗。據史書記載，蘇軾第一次接觸《莊子》便心有靈犀，油然而嘆：“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莊子“善屬書離辭”，“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蘇軾之鍾愛《莊子》，誠屬惺惺相惜。南宋伊始，宋高宗便推許蘇軾爲“文章之宗”；蒙元史臣，對蘇軾之文更是褒揚極致，“雖嬉笑怒駡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蘇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34]。(www.xing528.com)
相對而言，蘇軾對法家則另眼相待，批評頗多。法家之士，“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書·藝文志》），此尤爲蘇軾所鄙棄、厭惡。在蘇軾看來，法家置仁義禮樂於不顧，而欲純以刑法治天下，此乃匪夷所思，“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35]。對於先秦儒家與法家，蘇軾的總體評價是，“孟子既没，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説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36]。對於楊朱和墨子，蘇軾也提不起興趣，“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减於申、韓哉”[37]。
兩相對比，蘇轍對道家亦是青眼相待；但與蘇軾之鍾愛《莊子》不同的是，蘇轍相中的是《老子》。蘇轍作有《老子解》（即《道德經解》），吸收儒、佛思想注解《老子》，“乃欲和會三家爲一”[38]。《老子解》完成後，蘇轍嘗寄示蘇軾，竟頗得蘇軾之贊譽，“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而嘆：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晋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39]。無獨有偶，蘇軾兄弟對法家與道家關係的看法亦有深相契合之處。在《韓非論》中，蘇軾認爲商鞅、韓非未得老子、莊子學説之真義，并且是歪曲發揮老莊之説，“商鞅、韓非求爲其説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40]。蘇轍之持論，與蘇軾極其近似，“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説耳”[41]。
對於以上“打通古今”、“融通百家”兩大部分之所論，在此需要附加數語，算是補充説明。即三蘇父子均雅好賈誼、陸贄之書，并且以賈誼、陸贄爲榜樣，甚至自比賈誼。推究緣起，中有深意存焉。原因之一，賈誼、陸贄均屬博古通今之士，均注重古今的“打通”，并且明於治世之道。《舊唐書》卷一三九《陸贄傳》云：“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涂淪躓，皆相類也。”這是後晋時人對賈誼、陸贄异同之處的比較，而清人王夫之（1619－1692）則進一步對賈誼、陸贄、蘇軾异同之處加以比較，“賈誼、陸贄、蘇軾之三子者，迹相類也。贄與軾，自以爲（類）［誼］也，人之稱之者，亦以爲類也。贄蓋希誼矣，而不能爲誼，然有愈於誼者矣。軾且希贄矣，而不能爲贄，况乎其猶欲希誼也”[42]。在王夫之眼裏，蘇軾已然不及陸贄，更是遠遠不及賈誼；雖然如此，但三人之相似則不容忽視。其次，就“融通百家”層面而言，三蘇與賈誼有心靈共鳴之處。《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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