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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化研究:探讨古今治乱的实质

时间:2023-08-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後人所云“古爲今用”、“稽古揆今”,與此約略相近。但與徒然託之空言、枉然空言虚語者不同的是,三蘇之“打通古今”,目的在通過對歷代興衰治亂之陳迹的考察,以探求當下治世之道。蘇轍説蘇軾,“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17]。明晰蘇洵、蘇軾之“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對蘇轍古今觀之瞭解,實已奠定基礎。打通古今,勢猶必然。

宋代文化研究:探讨古今治乱的实质

人所共知,無所繼承,便無所創新。换言之,只有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才能有所發展、有所創新,甚或有所超越。後人所云“古爲今用”、“稽古揆今”,與此約略相近。此理乃今人所共知之常識與通識,實則於古人亦然[7],於三蘇亦然。但與徒然託之空言、枉然空言虚語者不同的是,三蘇之“打通古今”,目的在通過對歷代興衰治亂之陳迹的考察,以探求當下治世之道。套用蘇轍的話説,“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8]

表面看來,蘇洵(1009-1066)治學駁雜,好談古今之事、用兵之道、縱横之策;但駁雜中有其宗旨存焉,即旨在通過考察歷代治亂興衰之迹,以探索當下治國之道。蘇洵自陳,“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9],所論“大扺兵謀、權利、機變之言”[10]。誠因如此,蘇洵對明於治亂的賈誼(前200-前168)、陸贄(754-805)是推崇有加。蘇轍説:“昔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簡煉過之。”[11]

再來看看同時代人及後人的評價。

歐陽修(1007-1072)於三蘇有知遇之恩,對蘇洵的推薦與評價尤其入木三分。歐陽修説,“其議論精於物理而善識權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宏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實乃“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12]

後人邵伯温(1057-1134)亦云,蘇洵“有戰國縱横之學”(《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四)。同時代人曾鞏(1019-1083)敏鋭地發現,蘇洵雖“好爲策謀”,“頗喜言兵”,但“大究六經、百家之説,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且“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13],目在自成一家之言。

俗話説,有其父必有其子。此語用之於蘇氏父子,全然適用。蘇洵“自比賈誼”,其子蘇軾、蘇轍則以賈誼、陸贄爲榜樣,而在古今觀上亦一如乃父。

蘇軾(1037-1101)的這一立意與追求,在其早年即已顯露。據《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記載,蘇軾“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由此看來,蘇軾兄弟考察歷代治亂之迹、探索當代治世之道,不但出於父親的教誨,同時還有母親的教道。成年之後,蘇軾又自述,“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14]在蘇軾看來,“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證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群臣之所欲聞也”[15]。這是蘇軾的價值關懷,也是蘇軾的讀書旨趣。誠因如此,蘇軾曾乞朝廷校正陸贄奏議,以爲“治亂之龜鑒”[16]。(www.xing528.com)

父兄的價值關懷、讀書旨趣,蘇轍是瞭若指掌、了然於胸。蘇轍説蘇軾,“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17]。“烏臺詩案”起,蘇軾鋃鐺下獄,蘇轍上書營救。其中數語,對蘇軾之性感剖幽析微,深入骨髓,“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18]。對於蘇軾、蘇轍兄弟的手足之情,史書是不吝筆墨,“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宋史》卷三三九《蘇轍傳》)。對照上述引文,此論的當。

生物學上有所謂“家族遺傳”之説,而中外文化史上所謂“家族現象”實則多矣!明晰蘇洵、蘇軾之“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對蘇轍古今觀之瞭解,實已奠定基礎。

蘇洵、蘇軾之於蘇轍(1039-1112),血緣上自屬父兄,學業上實屬師友,“予少而力學。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19]。“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20],此對蘇轍影響甚深甚巨。蘇轍自我剖析,“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21]。翻開《宋史》卷三三九《蘇轍傳》,首先進入眼帘的便是蘇轍進策直陳時弊,“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宋仁宗爲之感動,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宋史》如此而爲,可謂用心良苦。

蘇轍後來行事之大旨,由此可見其端緒矣,在此毋庸贅述;而蘇轍一生著述之主旨,實多根源於此。其最典型,當數《古史》一書。蘇轍撰作《古史》之意,即在於考歷史之迹,以明治世之道。就中要旨,蘇轍自明心迹,“余竊悲之,故因(司馬)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犧、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22]。對於蘇轍的《古史》,朱熹(1130-1200)給予高度評價,“近世之言史者,此書爲近理”,“秦漢以來,史册之言近理而可觀者莫如此書”。[23]

古語云,“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24]。古語又云,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25]。三蘇往矣,鴻篇留焉。打通古今,勢猶必然。或加留意,或徑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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