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地理文獻中還有“方志”之作,所謂“方”是四方,“志”是記載,“方志”就是記載某一地域歷史的專書。宋代的方志著作從其描述的地域分佈來看,記述西部和東南沿海地域的方志較多。博士生馬强統計過涉及西北的方志大概有36種,現在除了宋敏求的《長安圖志》、吕大防的《長安圖記》、程大昌的《雍錄》還存世以外,均已佚亡了;涉及西南地域的地方志更多,有94種[19],但基本都亡佚了。宋代西部地域地方志數量衆多,我們於前已經討論過乃是因爲宋代面臨西部長期用兵所致。其次是東南沿海地域的方志較多,尤以現在的浙江、江蘇兩省區的方志爲最多,是因爲宋代時這一地區經濟水平高,文化發達,尤其是南宋偏安江左,江南地區更是成爲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大量編修方志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宋代編纂的方志數量極大,據現代學者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統計[20],總共大概有600餘種,而這些文獻大部分都已佚亡了,現存的僅有30多種,僅僅是原來數量的二十分之一。關於現存的宋代方志名目,可以參看四川大學古籍所劉琳、沈治宏先生編著的《現存宋人著述總錄》的記載[21]。以下我們開列出現存宋代地方志的詳目:
宋敏求:《長安志》20卷、《河南志》20卷
程大昌:《雍錄》10卷 周應合:《景定建康志》50卷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3卷 范成大:《吳郡志》50卷
孫應時:《寶祐琴川志》15卷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30卷
盧憲:《嘉定鎮江志》22卷 凌萬頃、邊實:《玉峰志》3卷
邊實:《玉峰續志》1卷 楊潜:《雲間志》3卷
羅願:《新安志》10卷 周淙:《乾道臨安志》3卷
施諤:《淳祐臨安志》6卷 潜説友:《咸淳臨安志》100卷
常棠:《澉水志》1卷 談鑰:《嘉泰吳興志》
張津:《乾道四明圖經》12卷 羅浚:《寶慶四明志》(www.xing528.com)
梅應發:《開慶四明續志》佚名:《寶慶昌國圖志》2卷
施宿:《嘉泰會稽續志》20卷 張淏:《寶慶會稽續志》8卷
高似孫:《剡錄》10卷 陳耆卿:《嘉定赤城志》40卷
劉文富:《嚴州圖經》8卷 鄭瑶:《景定嚴州續志》10卷
佚名:《壽昌志》梁克家:《淳熙三山志》42卷
趙與泌:《仙溪志》4卷[22]
現存宋代方志有以下特點:一是其撰修時間主要集中於南宋時代,除了宋敏求、朱長文以外,都爲南宋時之著;一是其地域主要集中於東南地區,又以今江蘇、浙江、福建地域爲多。其緣由如前所述,在有宋一代,這些地方的經濟、文化都較發達,尤其是南宋時代更是成爲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區域,故而表現出超乎其他地區的優越,在纂修方志方面自然會超過其餘地區。
另外,這些地區的方志往往有重修、續修的現象,現存方志中像臨安志、四明志、吳郡志、會稽志等都有過重修、補修、續修,在原有方志的基礎上增加了不少内容,也糾正了原有方志中的一些訛誤。有的方志雖然未標署重修、續修的名目,但是核查其内容,仍然可以斷定其爲後人補撰。如像梁克家編纂的《淳熙三山志》即爲一例。梁克家所修《三山志》,成書於淳熙九年(1182)之前,有其自序爲證。梁氏於《宋史》卷三八四有傳,稱其卒於淳熙十四年(1188)。而檢核《三山志》所載内容,其卷二七至卷三〇“科名”一類所列進士人物,時限却一直延續到了南宋寶祐四年(1256),其時距梁克家逝世已近八十年矣。很顯然該書後面所載的内容絶非梁氏所編,編者一定另有其人,現存《三山志》當屬續修或補修無疑。宋代方志之所以會有這種重修、續修的現象,除了這些地域在宋代較爲重要、特殊以外,地方長官重視文化工程也是重要原因。
在方志所載的内容、撰修的體例上,宋代的各類方志也有所創新。在内容方面往往是在舊志的基礎上有所擴大,更注重於記載經濟、文化、歷史古迹、人物傳記、文學創作方面的部分。在撰修體例上擴充了許多門目,像范成大的《吳郡志》就設有39門,談鑰《吳興志》則設有57門,施宿《會稽志》設了117門,其門類的設立完全是根據志書的需要而定。有的方志更是依仿史書的體例創立門目,像周應合的《景定建康志》即是在乾道、慶元二志的基礎上采掇慶元以後事,專門設置了留都錄、圖、表、志、傳、拾遺等門目紀事,後人稱之“援據該洽,條理詳明,凡所考辨,俱見典核”[23]。這種設紀表志傳的體例是從南宋方志開始的。
總體而論,宋代的方志除了能爲我們直接提供該地區的行政區劃、賦役等基本史料以外,由於這一時期的方志編修者還注重記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的史料,因此對於研究宋代的地域經濟、地方治政、科舉學校、民風民俗、歷史人物來説,宋代方志都是不可忽略的基本史料,乃至於現代編纂宋代詩、詞、文總集也都離不開宋代方志。宋代方志具有極高的文獻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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