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全國性總志研究第19辑

我們先討論全國性總志一類的地理文獻。

趙宋立國以來，編纂過多種全國性的地志和圖經，據王應麟《玉海》卷一四、卷一五記載，宋太祖建國伊始，就着手編纂圖經，連續於開寶四年（971）、開寶六年（973）派遣大臣盧多遜到後漢、南唐收集地志資料，重修天下圖經。顯而易見，宋太祖編修圖經的目的是要掌握這些國家的地理山川形勢，爲消滅這些僭僞國家作準備。圖經最終在開寶八年（975）由宋準編定，定名爲《開寶圖經》。《開寶圖經》現在已經佚亡，其内容如何不可得知。

宋太宗時編成的全國性總志是《太平寰宇記》200卷、目錄2卷。本書是太平興國年間（976—983）由太常博士、直史館樂史主持編修^[8]。這本書現在保存相對完整，只是略有散佚，四庫全書收錄有193卷，而《古逸叢書》采用日本舊宋槧本配補，收錄有197卷，殘缺2卷。《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該書云“采摭繁富”，“考據特爲精核”，它徵引了當時能見到的前代方志文獻達一百餘種。另外，在編纂體例上也有所創新，除了記述地理内容以外，還詳列風俗、姓氏、人物、土産門，因人物又涉及官爵、詩詞雜事等，開創了地志文獻“必列人物、藝文”的凡例，增多了人文方面的内容，四庫館臣稱許其“地理之書，記載至是而詳，體例亦自是而大變”^[9]。顯然，宋代地理志書體例的變遷應當是以此書爲始。不過這本書也有其缺點，它是以《元和郡縣志》爲基礎編修的，而前書劃分的行政區域與宋代實際控制區域大有出入，而且宋代的版圖比唐代小，如北方幽、雲十六州屬於遼國控制，並未納入宋朝疆域，《太平寰宇記》在這部分就只好完全照鈔《元和郡縣志》了。

宋真宗時也編纂有全國性總志。大中祥符三年（1010），翰林學士李宗諤曾上進《諸道圖經》^[10]，此書今已佚。大中祥符六年（1013），王曾奉詔總領新編《十道圖》，參與其事的還有慎鏞、邵煥、晏殊等人，於天禧元年（1017）編成3卷上進。此書又稱爲《九域圖》^[11]，這是全國性的總志，其用途主要是用以考定“郡縣上下緊望”，核准官吏俸給，法寺亦據此定刑罰。^[12]宋仁宗時代，官方編纂的全國性總志有王洙的《皇祐方域圖記》30卷、《要覽》1卷^[13]。上述著述現在均已不存。(www.xing528.com)

宋神宗熙寧間（1086—1077）曾編修《十八路圖》1卷、《圖副》20卷，記載當時州府軍監縣鎮^[14]。同時，大臣又建言，謂幾十年以來，“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原有《九域志》已不能反映當時實際，請求重修。朝廷於是委派王存、曾肇、李德芻重加修纂，編爲10卷，於元豐三年（1080）書成上進，元豐六年（1083）刊板，元豐八年（1085）頒行各地。這一《九域志》，即後來稱作《元豐九域志》的專書，是現存完整的宋代第二部官修全國性總志。王存在自序中云：“國朝以來州縣廢置與城堡之名，山澤虞衡之利，前書所略，則謹志之。”《玉海》亦曰“壤地離合，户版耗登，名號升降，鎮戍城堡之名，山川虞衡之利，皆著於書”^[15]。此書的特點在於簡要，用以彌補前代志書之略，它叙述州縣的沿革，僅僅是限於記述在宋代時候的變化，而不像其他志書那樣從創建伊始一直延續至編修時爲止。在每一府、州下記載其户數、土貢、轄縣，每一縣下詳細記載其距府州的方位、里程，所轄鄉鎮、山川，户口（分主户、客户），土貢名目及數額。這一成書結構顯然也是爲了確定行政區劃、征收賦役而編制的，特别是土貢一門更能顯示出這一目的。此書作爲研究宋代行政區劃、社會經濟的原始史料，受到歷代研究者的重視。然而《元豐九域志》在文化習俗方面的記述同樣顯得相對薄弱，因此紹聖四年（1097）黄裳上書稱“今《九域志》所載甚略，願詔職方取四方郡縣山川、民俗、物産、古迹之類，輯爲一書，補綴遺缺”。在宋哲宗元祐初（1086），沈括嘗上進《天下郡縣圖》，朝廷爲此賞賜絹一百匹。從其書名來看，這是一種地圖集。宋徽宗大觀年間（1107—1110），朝廷專門設置了九域志局，承擔編纂地理志書之職，到宣和間（1119—1125）罷局，但未編成一種總志。

在南宋時代，朝廷組織的官方修志没有持續下去，而私家修志之風則較爲興盛。在宋高宗紹興中，吳澥進獻《歷代疆域志》10卷，余嚞有《聖域記》25卷，載錄宋代州縣沿革、山川風物以及歷代戰争守備險隘。朝廷恩賜其免解進士^[16]。還有税安禮的《地理指掌圖》，王希先《皇朝方域志》200卷^[17]。這些屬於私人編纂的總志，從其書名來看，有圖有文，但可惜都已經佚亡了。

除此之外，現在存世的宋代私家撰著的全國性總志有3種：歐陽忞的《輿地廣記》38卷，王象之的《輿地紀勝》200卷，祝穆的《方輿勝覽》70卷。陳振孫稱歐陽忞是歐陽修的從孫，大概是在宋徽宗政和時代成書；晁公武則以爲這是一種假託之作^[18]。這本書前三卷記錄前代疆域州縣，從第四卷開始列宋代郡縣名稱，體例上特别清晰，燕雲十六州也只是附於各道之後，以示區别。王象之、祝穆都是南宋中晚期人，在這兩種著作中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把已經不屬於宋的中原地域删除去，在書中都没有記載。而且這兩種書還比較偏重於人文方面的記載，像舊志所詳載的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賦户口、關隘要塞，在書中都比較簡略，而對名勝古迹、詩詞歌賦、藝文著述、風土民情反而有較多的記載。以祝穆《方輿勝覽》所載成都府爲例，其欄目多樣：首先列有建置沿革、總論開國之初、總論四路定差、總論四路辟差、總論四路解省試、總論蜀兵、總論蜀鹽、總論蜀酒、總論四川總領、總論四川茶馬、總論四路監司等名目；其次爲“事要”，又分列郡名、風俗、形勝、土産、山川、池井、樓臺、宅舍、橋梁、佛寺、道觀、祠廟、亭閣、古迹、名宦、人物、名賢、題詠、四六等細目。其他州府的列目都大同小異。透過這些名目，我們可以看出編著者的重心所在，而其所載内容對於我們研究宋代的社會風俗、文化事業也極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