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頤《春秋》經解中有着顯明的體恤民生、愛惜民力、認可民權的思想，顯示出他對民眾的重視。
1．體恤民生。這主要體現在程頤對《春秋》所書“螟”、“螽”等天災的解讀上。如他解隱公五年秋“螟”條云：
書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45]
解隱公八年秋“螟”條云：
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46]
於前一條，《公》《穀》皆解爲“災”；後一條，三傳無說。杜預釋“螟”爲“蟲食苗心者”[47]，程頤進而點明其損害民食，爲災，是國之大事，並認爲《春秋》因此而書之。可見，主導程頤這一解讀的正是其體恤民生的思想。
2．愛惜民力。這主要體現在程頤對《春秋》所載大閱、土功等國君興作之事的解讀上。他認爲《春秋》“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48]。在解隱公七年“夏，城中丘”條時，他集中論道：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複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www.xing528.com)
時，非人君之用心也。[49]
民力之用，有當用者，有時且義者，有不時害義者。但總體來說，“爲政以民力爲重”，故《春秋》“凡用民力必書”，以示後代君王“慎重于用民力矣”。
3．認可民權。如前文所引，程頤有語云：
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50]
此說與唐太宗所謂的“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爲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51]如出一轍，肯定了民眾群體的政治權利及其對於以君王爲代表的政治上層的決定作用。誠如劉澤華先生所論，此“民擇君論肯定了民眾群體在政治生活中的最終決定作用，實際上承認君權並非絕對的。如果沿着這一思想邏輯發展下去，把民的最終決定作用轉換爲一種法定程式和政治權利，就會導向民主思想”[52]。
《春秋》三傳中，《穀梁傳》最重視民眾，浦衛忠先生認爲“民本思想是《穀梁傳》闡述的主要思想之一”[53]。如《穀梁傳》於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條、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條，兩度云“民者，君之本也”。程頤的重民思想應該受到《穀梁傳》民本思想的影響。但《穀梁傳》仍置君於民之上，“君重於民；其次才是民爲君本。君之爲君，以民爲根本；民之爲本，以君爲前提。……重民最終還是爲了重君”[54]。而程頤所謂的“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則從根本上將民置於優先於君的目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接續了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這又顯示出其與《穀梁傳》民本思想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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