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盛于漢，至宋而疾漢如仇；玄學盛于晉，至宋而詆爲異端，此乃時代風氣。宋世，由於受文學、理學的影響，其《詩經》學文獻已不再像漢唐那樣專守《詩序》《毛傳》《鄭箋》和《孔疏》，而是以懷疑和創新的思辨之風貫穿于南北兩宋。因此，宋代的《詩經》學文獻就具有了與漢唐截然不同的特點：
第一，對漢唐《詩經》學的懷疑和批判。眾所周知，自孔子創建儒家學派後，經過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推行，儒學不僅成爲治國之學，有關儒家學說的學術形態——經學，也成爲中國學術的主流，成爲儒生們孜孜以求的對象。但漢儒治經，重傳注而守師法，及其失則多拘囿於儒家經典一些細枝末節的繁瑣箋注，對於儒學的要旨大義則有所不顧。這種模式經魏晉至隋唐都沒有多大改變，其間雖偶有學者試圖擺脫先儒傳注的束縛，但總的情況仍是“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26]。然至北宋仁宗慶歷年間，在當時社會改革和復興儒學浪潮的衝擊下，儒家學者們基於對漢唐繁瑣學風的反動，便主張拋開傳注，直尋經義，形成了一股以疑經惑傳爲特徵的經學變古思潮。這種經學變古思想表現在《詩經》學方面，主要是要突破《詩序》《毛傳》《鄭箋》以及《孔疏》等漢學權威的束縛，而其中又以《詩序》的存廢問題爲核心。因此，宋代《詩經》學文獻的最重要特點就是圍繞着《詩序》存廢問題所展開的激烈論爭。宋代首先對《詩經》的毛、鄭之學及《詩序》存廢問題提出懷疑和批評的是北宋大儒歐陽修的《詩本義》，隨後經蘇轍、鄭樵、王質的繼續闡釋，至朱熹而達到集大成。
第二，經學傳統下的文學闡釋。漢唐以來的《詩經》學者，都以經學的眼光來解釋《詩經》的內容，把《詩經》當做宣揚封建政治倫理的“美刺”教科書，而不是把它看成文學作品，故漢唐人的經解中看不到從文學角度論詩的筆墨。然宋之《詩經》學者如歐陽修、蘇轍、鄭樵、王質、朱熹、嚴粲等人卻已注意到《詩經》的文學特點，在注解《詩經》的過程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文學的眼光。如歐陽修《詩本義》曰：“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失其本義。”[27]“情”是文學的最基本特徵，歐陽修對《詩經》人情的關注，正說明他欲從文學角度探求《詩經》的本義。再如他釋《漸漸之石》篇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敘其所歷險阻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28]這一段注釋，從文學描寫下筆，言簡意賅，頗能曲盡其意。鄭樵《詩辨妄》在論《芣苢》時說：“《芣苢》之作，興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菱則爲采菱之詩，采藕則爲采藕之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爾，何它義哉！”[29]此處鄭樵認爲《芣苢》就是一首歌頌勞動的讚歌，別無他義，同《詩序》的政治道德附會自是不同。至宋之大儒朱熹則更是把經學傳統下《詩經》的文學闡釋發揮得更高，他第一個正確地指出“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其大多數詩篇乃是“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的民歌[30]。而且他還主張用文學方法讀《詩》，如他說：“《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31]總之，宋之學者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從文學角度研讀《詩經》，這爲《詩經》學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使宋代《詩經》學文獻具有了以往不曾有過的嶄新面貌。
第三，《詩》學研究中的理學色彩。宋儒治學的精神與前人大異其趣，他們注重經籍的中心思想，重視義理，講究精微，故稱爲“理學”或“宋學”。理學的核心是繼承傳統的儒家之道，維護儒家的倫理綱常，並把它上升到哲學的高度，著重從宇宙觀的角度，對儒家之道作深入發揮。因此，理學作爲宋學的核心，其鮮明的學術思想特點也體現在對傳統儒家經典《詩經》的研究中。宋代現存和輯錄的《詩經》學文獻中，能具體展現理學色彩的《詩經》學著作主要有三部：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朱熹《詩集傳》和楊簡《慈湖詩傳》。呂氏之作開篇就儘量徵引張載、二程及程門弟子的論《詩》言論作爲讀《詩》的綱領，並將《詩經》作爲修身養性的聖典。而且在融合漢學與宋學的基礎上，他既重視《詩經》在心性涵養中的功用，也突出其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實用價值，這些正是他作爲理學家的身份所展現出的理學《詩》學觀。朱熹爲宋代理學之大成，他的《詩集傳》以“二南”爲中心建立了以理學思想爲指導的新經學詩教理論體系。即“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記之，諷詠以旨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32]朱熹以“思無邪”爲指導，重視對詩本義的挖掘，故提出了所謂“淫詩”的說法。朱子所謂的“淫詩”是具有諷諫作用的，因爲他認爲：“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爲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爲戒，讀之者‘思無邪’耳。”[33]這就從理學的角度闡述了“淫詩”爲教的經學意義。楊簡的《慈湖詩傳》是心學一派的《詩經》研究代表之作，他以自己的心學思想解釋《詩經》，呈現出鮮明的“六經注我”特色。在楊簡看來，《詩經》三百篇，“孔子所取，取其無邪，無邪即道心”[34]。他認爲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一句是《詩經》的核心和宗旨，“思無邪”就是“道心”，就是三百篇的宗旨，《慈湖詩傳》就是以此爲中心反復發明，徹底地貫徹了自己的心學觀點。宋代是理學產生、成熟和繁盛的階段，因此，傳統經學的闡釋打上濃厚的理學色彩也就在所難免，《詩經》學更是自不待言。
總之，宋代的《詩經》學研究，基於懷疑和創新的思辨學風，創造性地闡釋了漢唐《詩經》學，使它上承漢唐，下啟明清，成爲《詩經》學研究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同時，宋儒所開創的舍訓詁而趨義理，好以己意解經的思維方式也成爲了《詩經》宋學的主要闡釋手段。
【注释】
[1]本文係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宜賓學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一般資助項目“巴蜀歷代《詩》學著述考”（SXJZX2007－003）階段性成果。
[2]劉毓慶：《歷代詩經著述考（先秦—元代）·序》，北京：中華書局，2002：1。
[3]夏傳才、董志安主編：《詩經要籍提要·前言》，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1。
[4]洪湛侯：《詩經學史·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02：2。
[5]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45。
[6]皮錫瑞：《經學歷史》，周予同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156。
[7]陳鐘凡：《兩宋思想述評》，《民國叢書》第二編第五冊，第8頁。
[8]錢大昕：《重刻孫明複小集序》，《潛研堂集》，呂友仁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30。
[9]此67種《詩經》學文獻中，有部分論著爲五經總類、文集、學術筆記中能獨立城卷者，亦有主題意旨不甚明瞭，爲雜錄性質的，此處分類所選論著，基本爲《詩經》學專著，其他酌情而錄。
[10]馬宗霍：《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110～111。
[11]皮錫瑞：《經學歷史》，周予同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156。
[12]《宋史》卷四三二《周堯卿列傳》。
[13]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孫通海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190。
[14]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卷四五，《四部叢刊》本。
[15]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孫通海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190～191。(www.xing528.com)
[16]洪湛侯：《詩經學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310。
[17]朱彝尊：《經義考》卷一〇四，北京：中華書局，1998：563。
[18]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三《七經小傳》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270。
[19]蘇轍：《潁濱遺老傳下》，《欒城後集》卷一二，曾棗莊、馬德富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83～1284。
[20]蘇轍：《詩集傳》卷一，曾棗莊、舒大剛主編《三蘇全書》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266。
[21]晁說之：《景迂生集》卷一一，《四庫全書》本。
[22]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7。
[23]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
[24]王質：《詩總聞》卷首《詩總聞原序》，《四庫全書》本。
[25]王應麟：《詩考》卷首《詩考自序》，《四庫全書》本。
[26]皮錫瑞：《經學歷史》，周予同注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156。
[27]歐陽修：《詩本義》卷六，《四庫全書》本。
[28]歐陽修：《詩本義》卷九，《四庫全書》本。
[29]鄭樵：《詩辨妄》，《續修四庫全書》本。
[30]朱熹：《詩經集傳》卷首《詩經集傳序》，《四庫全書》本。
[3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〇，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2086。
[32]朱熹：《詩經集傳》卷首《詩經集傳序》，《四庫全書》本。
[33]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二三，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538。
[34]楊簡：《慈湖詩傳》卷一，《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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