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梅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也是我國古代文化的淵藪。自漢迄清，它更作爲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而備受重視，其注釋、解說的論著，層出不窮、歷世無絕。著名《詩經》學學者夏傳才先生曾說：“從漢初到清末，歷代的《詩經》著述，於歷代公私目錄、書志和文獻的零散記載，可考者約三千種，他們或存或佚，有真有偽；據中外各圖書館館藏目錄，現存有五百餘種，分散世界各地。”[2]《詩經要籍集成》的前言也說：“兩千多年來，《詩經》學著述浩如煙海，據歷代各種文獻書目著錄兩千餘種，大部分已經散佚。經調查，現尚存六百餘種，分散各處。”[3]然筆者近時翻閱歷代各種公私書目、序跋及其方志等文獻，共揀得先秦兩漢至民國年間的《詩經》學文獻2756種，其中現存1283種，散佚1473種，這還並不包括石經類及五經總類、文集、學術筆記中有關《詩經》部分之能獨立成卷者。洪湛侯先生在做《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選目時說曾“從一千餘種《詩經》著作中篩選出140種”，後經刪補，“最終確定《續修四庫全書》收《詩》類著作105種”[4]，這說明現存《詩經》學文獻共有千餘種之多實爲不假。(www.xing528.com)
《詩經》學文獻如此蔚爲大觀，于兩宋則更是繁花錦簇，異彩紛呈，正如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兩宋之世。”[5]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恭帝德祐二年（1276），南北兩宋總計317年。此期間，外患頻仍，初有契丹、遼、金、西夏，後有蒙古，強敵壓境，國土分裂。然其學術卻能獨創新局，蓬勃發展，宋學與漢學遂分庭抗禮。作爲《詩經》宋學形成的重要階段的兩宋《詩經》學，相對於《詩經》漢學注重《詩經》詞語的訓詁，宋代學者則更注重對《詩經》義理的闡發，將《詩經》宋學的懷疑和創新精神始終貫穿於始終，故此時的《詩》學研究不僅能揚棄先前《詩》學研究之腐氣，而且更是開啟後世《詩》學研究之新風。皮錫瑞有言宋代乃“經學變古時代”[6]，誠然，宋代的《詩經》學研究的確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成就。現今學者劉毓慶先生于《歷代詩經著述考》曾就宋代《詩經》學文獻的具體存佚情況作有具體考證，其著錄現存及輯錄的《詩經》學論著和單篇論說之文爲86種，散佚及未見的爲217種，共計303種。然筆者所統計的數目與劉先生所考卻稍有差異，據筆者考察，宋代現存及輯錄的《詩經》學論著爲67種，宋人文集中單篇論說及序跋之文爲105種，散佚及未見的《詩經》學文獻爲257種，除去單篇論說、序跋之文外，尚有324種，這足見宋代《詩經》學文獻的繁榮。本文試圖立足于宋代現存及所輯錄的67種《詩經》學文獻，對其概貌及特點做一全面、系統的論述，以期具體展現宋代《詩經》學研究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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