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882－954）是五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産生的特殊人物。唐末，馮道爲幽州掾，遷河東節度掌書記。後唐莊宗即位，任翰林學士，逐漸顯貴。明宗時，任端明殿學士，不久晋昇宰相。明宗死，立第五子李從厚爲帝（閔帝），潞王李從珂謀反，馮道率百官迎接，立爲帝（末帝）。石敬瑭（晋高祖）起兵滅後唐，馮道爲首相。石敬瑭死，擁立齊王（少帝）。契丹滅後晋，又歸附契丹，朝拜遼太宗於京師，授太傅。後漢高祖建國，爲太師。後周滅後漢，爲太師兼中書令。顯德元年（954），周世宗親征北漢，馮道勸阻且不願隨行，爲山陵使，不久病死。馮道歷任五朝十一帝，三次入中書，在相位二十多年，自稱“長樂老”。“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馮道死後，“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舊五代史·馮道傳》《新五代史·馮道傳》）。
入宋後，與馮道有類似仕宦經歷者，如范質、王溥、魏仁浦、薛居正等，仍受太祖重用，皆曾任宰相之職。開寶間，薛居正監修五代史，即《舊五代史》，將馮道列入後周的大臣，以一卷的篇幅詳載其經歷，措辭也無貶意，最後總結其一生説：“道歷任四朝……以持重鎮俗爲己任，未嘗以片簡擾於諸侯。平生甚儉，逮至末年，閨庭之内，稍徇奢靡。”參照薛居正的經歷和當時士大夫“皆習見以爲固然無足怪”（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二《張全義馮道》），《舊五代史》對馮道肯定不會有抑辭。宋太宗曾對宰相説：後晋石敬瑭“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禮”，“馮道、趙瑩位居宰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長編》卷二六）。太宗認爲石敬瑭對契丹甚爲屈辱，但並没有對馮道加以譴責。
宋、遼澶淵之盟後，真宗有一次與輔臣談論五代歷史，説：“馮道歷事四朝十帝，依阿順旨，以避患難。爲臣如此，不可以訓也。”（《長編》卷六五）開始對馮遭作出新的評價。天禧元年（1017），宰相王旦病死。社會上評論王旦：“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長編》卷九〇）顯示人們認爲王旦晚節不終，就像馮道一樣。仁宗明道元年（1032），下令錄用馮道和王朴的後裔爲官（《長編》卷一一一）。王朴也是五代的名臣，後漢時狀元，後周歷任樞密使等職。此後，由於范仲淹等名士大力提倡氣節，對歷史人物也完全以新的觀點進行評價。歐陽修在重編五代史（《舊五代史》）時，將馮道列入“雜傳”，又在傳序中對馮道進行評價。他説：“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又説：“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把馮道視爲“無廉耻”之徒。皇祐三年（1051），馮道的曾孫馮舜卿進呈馮道的官誥二十份，希望朝廷錄用爲官。仁宗一改明道元年的態度，對輔臣説：“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無可旌之節。所上官誥，其給還之。”（《長編》卷一七一）認爲馮道“偷生苟禄”，不忠不義，没有值得表彰的氣節。(www.xing528.com)
宋神宗時，王安石在神宗面前稱贊馮道“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反駁説：“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得爲純臣乎？”王安石答道：“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豈非純臣乎？”以伊尹爲例，認爲只要能安定百姓，就可算作“純臣”。唐介又説：“有伊尹之志則可。”王安石聽後“色變”（《永樂大典》卷二九九九《人字》引張師正《倦遊錄》）。司馬光則痛斥馮道爲“不忠”之臣，説：“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者。”進一步指出五代時人們不以馮道等人“失節”爲耻的原因説：“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他擔心“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三《史贊評議·馮道爲四代相》）。
南宋時，對馮道的評價始有定論，即完全否定其業績，視爲奸臣叛賊。其中以高宗時學者范浚爲代表。范浚在所撰《五代論》中説：“五代之亂極矣，凡八姓十有二君，歷四十餘年，干戈戰伐，殆無寧歲。其間悖逆禍敗，自古未有若是其烈，而興滅起廢，亦未有若是其亟者也。”馮道生活其間，不管王朝更替，照樣高官厚禄，還“著書自陳更事四姓與契丹所得階、勛、官爵以爲榮。嗚呼！有臣如此，唐與晋、漢安得不亡乎？”范浚還指出，像馮道之類“靦顔於梁，於唐，於晋、漢、周者，皆傾巧亂人，謀身賣國”（《香溪集》卷八）。把馮道看成個朝秦暮楚的無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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