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字哲生，孙中山独子，1891年出生于香山县， 1895年随祖母移民夏威夷檀香山，1917年回中国，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
1921年2月，广州正式设市，时任市政厅长（即市长）的孙科与好友程天固参照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建设广州为世界大港”的构想，起草了《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章程。孙科在广州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管理机构——市政府，并且以公安局名称冠于警察部门，公安局的名称为中国特有并被沿用至今。他大力推进广州的现代市政建设——修马路，建公园，推动了广州市的现代化建设，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开拓者之一。他曾三任广州市长，两任立法院长，还担任过交通、青年、铁道等部的部长，以及行政院长等职。1947年任国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月，蒋介石下台，国民党政权陷入混乱。3月，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举家移居香港。 同年7月，孙科参加完国民党非常会议后，认为“大局已无法挽回”，对国民党前程不抱任何希望，心灰意冷下决定蛰居香港。
孙科留港期间，对时局深感“悲观”、“情绪非常不好”，以致身心交瘁，对政治及一切事务均表倦怠，社会活动也能免则免。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宅邸每天都有滞留在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叩门拜访，向孙科告贷。开始时，孙科对这些昔日的军政人员十分同情，每当有人上门求援，孙科就给他们每人10港元来缓燃眉之急。后来上门的人数日益增多，孙科便改以5港元搭救。但前来借钱的人仍络绎不绝，孙科只好离港暂避。
其实孙科刚到香港的时候，早已向港英政府申请出国护照，这本是很快就能收到批复的小事，但没想到中途却发生了变故。在孙科一家抵港不久，便有一名广东籍女子大肆宣扬与他有染，又向台湾和香港两地法院同时状告遭孙科遗弃，要求孙科立刻支付一笔数目不菲的赔偿。当时口袋已渐空的孙科自然无力支付，但状告孙科遗弃罪的女子得到了孙科政敌的支持，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了诉讼。港英政府以诉讼未决不得离港为由，拒绝签发孙科的出国护照。直到1950年春，港英政府宣判孙科胜诉，孙科才得以离开。
1950年秋，孙科偕夫人经印度、希腊赴法国，抵达巴黎后，暂住老友、前驻苏大使傅秉常在巴黎郊外的别墅，开始了晚年流亡海外的岁月。这一年孙科60岁。
1952年7月，孙科夫人先行离开欧洲前往美国，12月下旬孙科才启程。孙科夫妇住在长女孙穗英家，次年迁居加州洛杉矶西部圣塔莫利卡，在此地居住四年，后迁至洛杉矶。(www.xing528.com)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英国客人马坤，请与孙科有数十年私交之谊的马坤代向孙科致意。周总理说，我们不能让孙中山先生的儿子长期流亡国外，中国政府仍然欢迎孙科先生返国。
然而，此时的孙科似乎已倦于政治，他对周恩来的口信没有作出回应。在南加州乡间已无任何固定收入的孙科夫妇与次子治强一家共同生活，依靠子女的小额接济，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甚至有一段时间，孙科夫妇因经济窘迫只能吃番薯充饥。然而，他每天仍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家中也堆满了书籍，完全过着一种普通老人的困窘生活。
1965年，孙科已经75岁高龄，在他流亡海外16年间，孙科从未返回过台湾。此时的孙科已步入垂暮之年，渐生归台之意。而台湾方面，自60年代初开始，孙科的某些故旧也为孙科赴台多方积极活动。1962年“双十”节前夕，中山县籍“立委”刘崇龄向“行政院”提出质询。他说：“哲生先生功在国家，过去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最近孙先生于言词之间也怀念台湾的老朋友，同时表露出有思乡之感。”刘崇龄要求当局主动邀请孙科返台。对刘崇龄的质询，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答说：“政府非常欢迎哲生先生回国，而且在筹备中的第三次阳明山会谈，哲生先生也列入尽先邀请的名单。”不久，孙科的故旧、国民党元老梁寒超等粤籍要人积极活动，为孙科赴台进行各项具体安排。
1964年由台湾出资，在美组织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并推举孙科任董事长，孙科前往华盛顿参加年会，来往机票及餐宿费用均由该会负责。从此孙科与台湾官方机构重新建起了联系。1965年10月29日，孙科搭机从美返台，在台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及两千余人的热诚欢迎。从此，孙科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投奔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
1973年3月，孙科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日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及台湾植树节，孙科亲到台北中山公园，手植一株连翘树，此后即闭门静养。8月23日，孙科因胃部不适前往台北荣民总院治疗，住院一天后返家。8月26日清晨，突感胸痛，呼吸困难，再入住荣民总院，经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并发心脏衰竭，至9月13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院，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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