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这是近代商业名作《盛世危言》中的一段话。一百多年前，面对西方列强入侵，书中所倡“商战”，洞见治乱之源，富强之本，开启国人心智，震动晚清朝野，为当时的统治者开辟了一条对抗侵略者的新道路，更直接启迪了日后的孙中山和毛泽东。它的作者，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中山三乡雍陌人郑观应。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1842年，他出生于广东中山一户私塾老师之家，本名官应，后又改为观应，别号杞忧生，有忧国忧民、杞人忧天之意。也许正是这股天生的忧虑让他写出旷世烁金的《盛世危言》。
香港对于郑观应是一个寄托了复杂情感的地方，它让郑观应自豪于它是郑观应参与抗击列强的舞台，同时也是在这里，郑观应卷入追赔案被太古轮船公司拘禁半年。
无论在什么朝代，军务与商务总是密切相关的，郑观应出色的军务处理能力正是得益于他在商务中建立起来的信誉、人脉与才干。
1884年春，中法之战正酣，法军势如破竹，屡败清军。为替抗法战争出一分力，当时在上海轮船招商局已经如日中天的郑观应自荐并带着朋友王之春的推荐函接受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差委，来到广东军营听差。
到达军营后，郑观应接到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到香港交涉提取驻德公使李凤苞从德国购回却被港英当局扣押的25门大炮，那是郑观应第一次踏上香港这片土地。据史料记载，彭玉麟之所以派郑观应前往香港斡旋，是因为当时的两广总督张树声认为郑观应“通达交涉事宜，于香港尤为熟悉”。郑观应不负所托，顺利提回被扣大炮。上面提到这是郑观应第一次抵港，那张树声又为什么会在信函中写道其“于香港尤为熟悉”呢？对此，历史上争论甚多，普遍认为是在1883年冬郑观应曾因对招商局的整顿颇有成效，被派接替徐润任轮船招商局总办，随即便到南洋一带考察航运之故，但考察途中是否有涉足香港，历史学家们仍未争出结论。但从宏观角度来看，1884年春的香港之行，是郑观应实践以商从军救国的第一步。就是从这里，郑观应开始了他一边经商富国，一边从军救国的“两条腿”生涯。(www.xing528.com)
很快，郑观应就在上峰的指示下，以香港为中转站过起了斡旋于各地的生涯。然而，命运的考验很快便降临在郑观应的头上。1884年，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
1885年初，为筹办防务积极奔走的郑观应转道香港，准备从香港往汕头、厦门察看海防形势时，被太古轮船公司以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拘禁于香港。在好友的建议下，他选择了“报穷”，宣布破产，同时以各种生意折抵外加5000两赔银来偿清债务，直到五月底郑观应才最终得以解脱。这是郑观应一生中在香港停留最久的一次。这次事件也对郑观应的人生轨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经此一役，郑观应心力交瘁，不得不退隐澳门，将全部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1894年，影响中国百年的33万字巨著《盛世危言》问世，这本书的主题和郑观应38岁著述的《易言》一样，主张富强救国。不同的是，在这本书中，郑观应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方面都有了更成熟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病入膏肓的晚清政府开了一套药方。
《盛世危言》大受好评，广泛传阅，让郑观应的思想如一道光般射入晚清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改变了晚清政府对西学和洋务的看法，促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但没有能够改变晚清的命运。郑观应的思想又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等一代政治家和革命家。孙中山领导人民推翻了旧中国，推行三民主义；毛泽东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划时代的壮举中，郑观应思想的光辉在闪烁——而这一思想的最终完善到《盛世危言》的问世是与郑观应在香港的经历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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