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年整，在香港回归之后，谭惠珠也为推动这部凝聚了自己心血的基本法的实施而整整进行了20年的努力。
“一国两制是一个新的东西，全世界历史上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起初，香港人对于了解基本法，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将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总是说不清楚，所以一开始对基本法的解释权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作为一部法律，这是实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因此需要执法的人去掌握和推广。”参与起草基本法之后，作为为数不多深入了解基本法的香港委员，谭惠珠没有因为基本法的确立而功成告退，而是在担任商业投资管理职务之外，投身到推动基本法实施的义务工作中。在帮助香港市民接受基本法的过程中，谭惠珠积极宣讲，参加讨论，全方位地在媒体上针对敏感的问题阐述前因后果和立法原因。
在基本法实行后，还有很多司法差异显现出来。为了帮助香港市民尽快了解基本法，谭惠珠与王叔文特地编写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把讨论和有争议的原因，以及最后的决定原汁原味地写出来。此外，谭惠珠还在香港基本法推广和督导委员会里任委员。从2006年9月起，她又成为基本法信息小组的召集人，组织了一批在香港相当有资历的律师和大律师，在高校里演讲，谈中央和地方关系、“高度自治”的含义等。
香港是一个普通法系的地区，法律都由法官解释而非由立法会解释。而大陆是大陆法系，作为立法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最终解释权。不但普通香港人不明白，香港很多律师也只能通过对大陆法系的了解来解释基本法，因此在推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偏差。虽然这些偏差体现在法律推行的细枝末节，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香港的生活与稳定。谭惠珠的工作就是消除这些差异。
在基本法实施的20年来，谭惠珠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普及基本法的工作中，并向社会公众做了很多工作。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一条，关系到中央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在制定之初就比较敏感，有人担心这样会变成引入内地法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争论得沸沸扬扬。谭惠珠指出，在基本法生效时，已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香港不会引入内地法律，因为两者法律模式完全不同。
而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直接指这一条为“井水犯河水”。谭惠珠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反驳道：“本来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是应由全国人大来完成的，但中央政府特别将这一权力委予香港特区政府。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让一个地区的立法机关有权为保护全国的法律立法，因此香港立法会应视此为光荣任务，而不是枷锁！”
“根据香港的法律，人权与自由仍要与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取得平衡，依据《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香港的责任，如果港人把精力白白浪费在政治争议上，对香港的发展绝无好处。”
“先有民族，才有民主；先有国家，才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产生。”(www.xing528.com)
作为一个香港人，在谭惠珠眼里，基本法保持了香港的安定繁荣，也帮助了祖国继续改革开放，统一和平。
2007年6月21日，谭惠珠（前中）与中山市侨务局调研员卢艳红（前右）及采访组成员合影
2017年3月6日，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谭惠珠在北京表示，香港今天的成绩是“一国两制”优势的体现；“两制”不能冲击“一国”，“一国”是“两制”的前提。
谭惠珠说，香港经济在过去几年温和增长，今年的财政储备有9000多亿港元。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2017年度《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香港连续23年蝉联榜首。香港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完全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体现。
她指出，近年来，香港出现“港独”分离主义是有意将“一国”与“两制”对立，背离了“一国两制”。内地与香港只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同，“两制”不能否定或冲击“一国”，“一国”是“两制”的前提，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香港的生命力在于经济发展，这是金科玉律。”谭惠珠称，当今世界正面临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科技革命，新的行业和经营模式不断出现。香港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定要进行产业升级换代，利用好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内地市场融合，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壮大经济实力。“事实会证明，疏离祖国的行为没有前途。”
这位为香港回归呕心沥血的历史参与者，仍在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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