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与香港回归：跨境故事的唯一民选议员

19世纪，英帝国主义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逼迫清政府将香港岛、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并把九龙界限北至深圳河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新中国的成立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长期受侵略、被压迫、遭凌辱的历史，中国历史迈进新的纪元，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在深入讨论如何对待英国占领下的香港、何时收回香港对新中国更为有利等问题后，作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定。“暂不收回”并不意味新中国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或放弃香港，而是有更加深远的考虑。“维持现状”有利于新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使香港成为新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周总理讲得很清楚：香港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对港澳工作又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即对香港的未来要作长期打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采取足以改变香港现状的政策，同时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香港成为新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保持与西方世界对话的“桥梁”和“窗口”。

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来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全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从国际上讲，冷战格局开始打破，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

随着“九七”日益临近，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如何处理新界租约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英国出于保护其在港既得利益的考虑，是极不愿意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的，并一心想通过某种方式延续对香港的统治。但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英国没有其他选择。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的立场，并断言由中国取代英国的管治，“香港就会崩溃”。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回答：“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和办法。邓小平说：“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了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还说：“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邓小平铿锵有力的表态，迫使英国不得不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同中方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

1983年，中英双方就《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进行谈判。港督麦里浩委任谭惠珠进入到行政局，她是参与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谈判中的唯一民选议员。

1983年5月底，中英双方就谈判的程序问题及三项议程达成协议。一、为维持1997年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做出安排；二、为香港由现在起到1997年做出安排；三、为有关政权交接事宜做出安排。

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后，英方最初坚持“主权和治权分离”的立场，即“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大体上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而中方则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所谓“主权属中、治权属英”，实质上是否定了中国的主权，以一项新的不平等条约来代替旧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前三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第四轮谈判也不欢而散。(www.xing528.com)

因为中英谈判没有任何进展，前景不明，香港人心浮动，港元汇率及股市急速下滑。英国政府与港英当局不仅不采取措施稳定局面，反而推波助澜，借机大打“经济牌”，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就是所谓的“九月风暴”。香港各界人士及舆论界对英国企图以“经济牌”压中国让步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市民举行集会示威，要求港英当局尽快采取措施稳定局势。眼见“经济牌”再打下去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0月15日港英当局宣布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同时取消港元的存款利息税。英方打出的“经济牌”以失败而告终。

1983年10月14日，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领导人，表示双方可以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英方不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立场，谈判有所进展。但是撒切尔夫人又想在1997年以后让英国人在香港的行政管理中继续发挥作用，譬如保留一名英国总督，并称这是保持香港繁荣必不可少的。中方严词拒绝了这个主张。最后撒切尔夫人不得不让步。

1983年12月至1984年4月，中英双方共举行了6轮（第7轮至第12轮）谈判，主要议题是1997年以后的安排以及过渡期的有关问题。5月至9月，双方又接连举行10轮（第13轮至第22轮）谈判，主要议题是讨论1997年前过渡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并商定最后文件内容。这些问题的商谈也并非一帆风顺。例如中方建议特区政府官员由当地人组成，实行“港人治港”，英籍和外籍人士可担任顾问或政府部门中最高至副司级的职务，但是英方则提出外籍人士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最高级的官员，企图使英国人在未来特区政府中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又如中方主张香港特区的防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在港驻军，而英方则一再提出香港无需派驻军队。英方的这些主张直接违背了中国主权的原则，理所当然地为中方所拒绝。双方后来还在是否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上发生过争执。

经过中英双方激烈较量，历时两年之久的香港问题谈判终于达成协议。1984年9月26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由两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伊文思草签。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百余人组成的香港各界人士观礼团应邀出席，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中英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在漫长的13年过渡期内，中英双方为落实联合声明、履行彼此的承诺，还在众多领域进行了艰苦的外交谈判。除政制问题外，中英双方的谈判最终取得了积极成果，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

在当时的谈判桌上，由于谭惠珠的市政局背景，她是唯一的民选议员，也是行政局最年轻的议员。因为对香港民情与市政都十分了解，在谈判的过程中，谭惠珠从香港人的角度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参加联合声明的讨论，谭惠珠开始了两个国家间政治核心的斡旋。

“一方面我知道港英政策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也清楚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和讨论、争议的核心在于什么位置。”谭惠珠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沟通中英双方，“虽然有争议，有抗争，但也希望有一个沟通。”不论是作为律师打官司，还是参与联合声明的谈判，“和谐”与“双赢”都是谭惠珠不变的理念。谭惠珠由此集立法局、行政局、市政局和区议会议员于一身，是香港唯一的“四料议员”。也许当时连谭惠珠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些不同领域、不同门类的经历，在以后的日子里为她的生命履历书写了怎样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