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与香港回归前后的故事：产业优势互补

新中国成立后，中山与香港经贸交流也进入全新时期。许多香港乡亲关心中山，积极捐资捐物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同时大批侨汇经过香港寄到中山千家万户侨眷侨属手中，在那个特殊年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山人的生活，这些侨汇也为当时受到帝国主义封锁的新中国国家对外贸易提供了大量的外汇硬通货。中山人也响应国家号召，为保障香港居民生活稳定尽心尽职。1953年起，中山每天都有一支由两艘船组成的特殊运输队把鱼虾等鲜活水产品运往香港地区。即使是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候，运输队也没有中断过。至1997年，中山“水出集团”出口的塘鱼类货品已占香港市场总份额的30%至40%。

改革开放后，中山与香港的经贸交往进入鼎盛时期。珠三角是内地率先实行同香港经济合作的重点区域。20世纪80年代初，适逢香港制造业向服务行业转移，珠三角以其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等低成本优势，为香港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空间。由此，两地创造了“前店后厂”的独特的经济合作模式。

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回乡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接踵而来，一部分具有远见者率先大胆投资，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外商在中山投资的序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由霍英东、马万祺、何鸿燊、陶开裕、何厚超等参与注资兴建的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旅游宾馆——中山温泉宾馆。沙溪申明亭村的旅港乡亲杨玉维、杨帝增、杨文立等，1979年冬趁回乡探亲之便，对本村加强村办企业建设的需要和可能，同村干部及群众交换意见。次年春主动捐赠衣车30台、资金10万港元以及配套零件和布碎一大批，同时提供裁缝师傅和技术资料，帮助申明亭村办起第一间村办制衣厂，也是全县第一间新型制衣厂。由于设备、技术、服装款式均适应新潮流，制衣厂业务发展迅速，两年后再扩建一间新厂。两间制衣厂共解决本村250多人的就业问题，还为全村100多名退休老人按月提供生活补助。村民说：“办起一间厂，富了一村人。”

小榄永宁村旅外乡亲投资家乡办企业的成绩也很可观。旅港乡亲李立为香港添利电子集团董事长，1983年便投资在永宁办起电脑版厂。旅港乡亲麦克贞为香港大华集团董事长，1984年投资1660万港元，同永宁村合办永大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永华胶带厂及永昌电工带厂等。这些企业引进国外80年代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是国内大型胶粘带生产企业之一。

石岐莲峰区旅港乡亲毛楚坚为香港晶苑纺织集团董事，也是投资家乡办企业的积极人士。1980年他率先在莲峰区办起第一间来料加工厂——莲盈毛织厂。随后几年中，他继续兴办中山织造厂、中山织造二厂、东凤毛纺厂、东凤染厂、湖滨制衣厂等八间工厂，为中山纺织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南朗翠亨村旅澳门乡亲王启翔，家族三代管理澳门侨光公司。20世纪70年代末，王启翔与兄妹回家乡考察后，决定在南朗成立中山侨光纺织有限公司，独资办厂。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王启翔与工人们同甘共苦，使公司的生产蒸蒸日上，后来成为集毛纺、染整、毛织、针织、制衣于一体的大型毛纺织生产基地。

浪网旅港乡亲陈广球积极投资浪网镇工业。1980年他在浪网兴办“三来一补”企业——新华手套厂。随后五年间，他继续投资在浪网办起皮鞋、织布、服装等九间工厂，为本镇解决三分之一共3000人的就业问题。按1985年统计，这十间工厂工业总产值达到3000多万元。

港口镇旅港乡亲郑伯勋先生1981年回乡探亲，发现家乡几无机械铸造业，便提出兴办铸造厂。他无条件提供资金和设备，无私传授技术，使铸造生产持续稳定发展。该厂铸造的生铁排污水管质量上乘销路广，还解决了40多乡亲的就业问题。(www.xing528.com)

还有不少港澳乡亲投资家乡渔农业。石岐郊区旅港乡亲蔡继有为香港新华海产集团董事长，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投资兴办横门机械捕捞作业队，共有新型捕捞渔船20多艘，使中山的海产捕捞业步入现代化。大涌的旅澳门乡亲李炳俊和萧文龙于1989年投资大涌镇，办起良种“妃子笑”、“糯米糍”荔枝园，同时兼办瘦肉型良种猪场。民众旅港乡亲梁炎胜、三角旅港乡亲吴程伟、沙溪旅港乡亲黄观金、王广连以及张家边旅澳洲乡亲陈炳林等，先后在本镇本村投资办起有一定规模的果场和农场。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山利用外资一直平稳增长，到1997年5月，全市已批办“三资”企业2000多家，其中港资企业在数量和资金上都占75%以上。1996年，中山“三资”企业全年实现总产值128个亿（港资企业占75%以上），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29%。

与珠三角大部分地区相似，港资企业在中山有三个特点：一是资金主要集中在制衣、制鞋、玩具和电子行业，如三乡宝元鞋城总投入达10亿元，嘉华电子城总投入也达5亿元；二是一般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多，附加值高的产业群组少；三是直接投入到制造业的多，投入到服务行业及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产业的少。

除了“前店后厂”这种合作形式，中山与香港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合作也是空前的。广东省当年80%左右的出口通过香港，在中山对外出口总额中，直接出口到香港的也占80%。除淡水鱼类外，中山的许多农副产品如蔬菜、水果、“三鸟”及一些来料加工、净料加工品等也直接供应到香港市场。1996年，“中山水出”公司出口创汇4000万美元，“中山果出”公司出口创汇2000万美元，食品进出口公司出口总创汇也达500万美元左右。

香港也是中山名牌工业产品——“中山货”的主要市场和出口中转站。1980年，中山家用电器厂生产的“千叶牌”电风扇已开始风行港澳市场，“珠江桥牌”酱油也以名牌货姿态进入香港。1982年，“中山濑粉”在香港市场被誉为“广东米粉五大皇牌”之一。接着，“威力牌”双缸半自动洗衣机等一批新兴工业产品也先后在香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进入经济调整期和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是粤港经济合作的第一次机遇，那么“九七”香港回归无疑又成为粤港经济合作的新的契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七一”回归之前，香港实际上已完成了经济上的回归。据统计，回归之前，香港迁入广东的制造业工厂已有四万多家，雇用工人超过五百万人。专家指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寸土寸金，劳力和土地成本不断攀升，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竞争力大为降低。因此，在当前粤港两地科技工业水平都还不高的情况下，依靠高新技术来实现工业转型已势在必行。

由经济发展客观情况决定的粤港“厂店”合作关系的升级，显然也是中山与香港“九七”后经贸合作的客观需求。“九七”香港回归后，粤港合作方式转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山目前亟须在旅游业、房地产业、信息业乃至金融业和农业方面利用香港国际经贸中心的优势，展开“相互支持、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新合作。

展望中山与香港经贸合作的未来，中山学院经济系主任罗文彬认为，2l世纪，中山与香港合作可望在生物工程、电子技术、资讯服务和服装制造四大领域有所作为。罗文彬尤其看好中山与香港两地在生物工程领域的合作前景。她指出，与内地相比，香港有非常好的中药提炼技术，但生产、加工能力不足，中山的国家高科技健康产业基地正好可以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