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历程

长期以来，普通高考占据着高考制度的绝对主导地位，高职院校依附于普通高校的统一考试招生制度。^[7]但是，这并没有阻碍高职院校探索相对独立的考试招生模式，并逐步实现了由依附发展到相对独立的阶段转型。

第一，国家主导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实践探索：在各级政策及本科院校考试招生改革的政策语境与实践背景中，探索高职院校主导的考试招生模式。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作为“统一高考制度”的应然组成部分，并没对其进行专门的制度安排。在政策缺位的前提下，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实践探索领先于制度安排，但仍未改变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业已形成的路径依赖。这一时期，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安排略滞后于普通本科院校的考试招生制度，体现出比较明显的路径依赖的阶段性特征。直至高职教育作为职业的教育类型属性不断被凸显，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才开始承担了“试验田”的角色。^[8]2001年，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破冰之旅，拉开了我国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改革的帷幕，截至目前，参与自主招生的普通高校数量也由22所增加到80余所，自主招生考试的参与主体也出现了高职院校的身影。2003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提出了“根据创新人才选拔和专业培养需要，积极探索以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自我约束，政府宏观指导、服务、社会有效监督的选拔优秀创新人才的新机制”的指导思想，有针对性的引导和规范了自主招生考试试点院校的改革实践，并为后续自主招生考试改革的试点工作扩大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单独考试招生的探索过程中，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比如，湖北省的“技能高考”^[9]，江苏省在苏南地区的民办高职院校探索注册入学，浙江省的提前招生改革及广东省的自主招生。这些都已经成为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重要实践。这些改革表明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适度超前于分类考试的政策安排，但是并没有改变统一高考的主导地位。

第二，国家推动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体系建构：在“分类考试”的制度环境中，实现考试招生与高职院校的科学匹配，形成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基本实现了依附向独立的转型。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分界点，我国教育发展进入了“中长期战略”引导的规划设计、系统谋变的新阶段，高考改革也逐步进入深水区，传统的统一高考制度安排开始呈现制度创新实践。高职院校开始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的新阶段。(www.xing528.com)

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分类考试、综合素质评价、多元录取”进程中，对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模式、招生对象、招生形式、考试内容及录取方式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根据政策要求，根据不同生源特点和培养需要，规范实施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以高考为基础的考试招生、单独考试招生、综合评价招生、面向中职毕业生的技能考试招生、中高职贯通招生、技能拔尖人才免试招生。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成为浙江省提前招生试点院校，正式由自主招生跨入提前招生，落实“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招生录取制度，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生源选拔机制。提前招生的考生可以同时报考5所学校，2016年，提前招生计划报名2 390名，共录取414人。^[10]注册入学也成为重要的制度创新实践。2010年，江苏省在部分民办学校开始试点注册招生，之后逐步推广。山东、河北、辽宁、陕西等也开始试点注册入学。通过注册入学，弥补了高职院校“招录缺口”，从而保证高职院校提供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有效利用，提高高考的制度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制度供需的基本逻辑来看，注册入学制度满足了高职院校的短期发展困境。分类考试背景下，高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遵循“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原则，开始探索符合“地域高职教育特色”的招生模式。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改革基本形成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的制度体系与实践模式。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变迁的快速推进得益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国家主导统一高考转变为国家推动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成为国家制度供给的主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