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所关注的分类考试的文献主要是2010年以来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相关研究。分类考试的实践探索早于其正式制度安排。有研究者认为，分类考试实现了从分层到分类的转变。本科与高职高专之间学历层次上的差异将真正转化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之间办学类型上的差异。纵向层面的分层分类考试的概念将逐渐淡化，最终转化为横向分类考试的概念。[6]关于分类考试的历史定位，田建荣教授提出，我国高职教育招生考试大体经历了学校单独招生、多元化招生、高考统一招生、高考分类考试等发展阶段，也标志着我国高考制度由国家本位、政策本位向社会本位、人本立场的转变（田建荣，2017）。关于分类考试的实质，有研究者提出，分类考试反映了考试招生制度变迁的新动向——效率导向，呼应了高职教育的发展规律、政府规制及社会认知的诉求（李小娃，2017）。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高考分类考试改革对于形成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并行发展提供了契机（李勇，2013）；关于分类考试的理论依据，有研究者提出，分类考试改革的理论基础包括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理论（王伟宜、罗立祝 ）、多元智能理论等；关于分类考试面临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当前分类考试改革面临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建立、技能型高考宣传力度不够、人才与高校评价机制不成熟、高中阶段学生缺乏职业规划教育及普高生尚未开设职业技能课程等”（吴薇，2017）问题；关于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推进策略，有研究者提出了“统一入学考试，规范高职院校招生行为；考试与招生分离，高职院校自主选择合适生源；计划管理弹性，严格控制高职院校专业结构；生均拨款差异化，鼓励高职院校办出特色”[7]等等。总之，关于分类考试制度安排，研究者基本肯定了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并提出了继续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相关意见与建议。此外，也有研究针对现代学徒制等新招生模式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如现代学徒制自主招生考试改革中，针对中职生、普通高中学生、企业员工、社会人员四种生源，考试模式可归结为两种：以考察语言应用能力、逻辑判断、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形式为“综合文化考试+面试”；以考察专业技能基础知识、职业技能为主的专业技能模式，形式为“专业技能理论基础+专业技能实践+面试”。普通高中生、社会人员可选择理论模式，中职生及企业员工可选择专业技能模式。[8]针对技能考试，有研究者认为，技能考试作为选拔技术技能预备人才的工具有效性不足。主要问题在于，招生对象普遍缺乏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导致技能考试无法进行有效考核。[9]
随着“职教高考”概念的提出，职教高考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命题。职教高考是与高职院校百万扩招政策紧密相关的。有研究者以“生源危机和百万扩招”为背景，提出了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的现实价值逻辑可以化解职业教育与企业之间的供需矛盾、克服扩招生源压力与生源危机的主客矛盾、消除晋升需求与封闭办学内外矛盾。当前，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面临着自主招生与招生自主相冲突、“文化+技能”与“技能+文化”相互矛盾以及传统生源与非传统生源相差异等现实困境。因此，百万扩招背景下的职教高考制度建构需要、建立职教高考统一考核机制，合理制定“文化+技能”考核比例，实施分层教学、考核、培养、管理，从简建立起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现代职教高考制度。[10]诚然，职教高考只是在特定背景下被提出来的，但是从考试招生制度变迁历程来看，是制度变迁过程的边然产物，并不因为“百万扩招”政策而呈现出差异性。建立以技能基础为主要依据的职教高考体系，成以“技能高考”为主体，以职业适应性测试—高考和推荐—测试制为辅的高职招生体系。[11]孙善学从“把握职教高考的类型性、包容性、开放性、适应性、自主性、标准化等特点”，提出了“中高职直升通道、高职专转本通道、普通高考通道、自主考试招生通道、成人入学专门通道、自主择校报考通道”考试招生入学模式。[12](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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