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所见资料，哈拉和卓墓地的发掘编号较为整齐，主要有新疆博物馆和吐鲁番文管所的两个发掘编号系统。新疆博物馆在1975年以后因哈拉和卓区域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而未持续进行大规模发掘，故其墓葬编号止于105号。吐鲁番文管所在配合农田水利基础建设的发掘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依然对墓地周边零散发现的墓葬进行抢救性清理工作，故而目前所见编号下限为1985年的384号墓。
新疆博物馆编号系统（64TKM1—75TKM105）
1964年，新疆博物馆对哈拉和卓古墓区进行了发掘，对哈拉和卓的发掘集中在1964年，编号为64TKM1—64TKM14[41]。
1966—1969年，新疆博物馆先后四次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进行古墓葬发掘，所发掘哈拉和卓墓葬编号为69TKM15-54[42]。
197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哈拉和卓古墓区发掘了51座古墓，编号为75TKM55—105[43]。这批文物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www.xing528.com)
吐鲁番文管所编号系统（以数字“3”开头）
吐鲁番博物馆库存文物有编号为“66TKM303”“66TKM304”“66TKM305”者，且注明其出土地为“哈拉和卓”。经查阅目前所见的关于哈拉和卓古墓的相关简报或报告，以及各种辑录性资料，均无1966年对哈拉和卓303、304、305号墓进行发掘的记载。但《高昌重光四年（623）傅僧邴墓表》和《高昌延昌四十年（600）傅之友墓表》的文物编号分别为“66TKM301∶1”“66TKM306∶1”[44]。两相结合，尽管目前我们未见编号为66TKM302的文物，但似乎可以为我们提示一条信息，即1966年至少发掘了哈拉和卓301—306号墓。同样，吐鲁番博物馆库存编号为72TKM308∶1—72TKM308∶9的九件文物，全部为木器，且前面三件为国家三级文物，其出土信息注明为“哈拉和卓”。这说明在1972年发掘或清理了哈拉和卓308号墓。中间所缺为307号墓，不知何时发掘。
1984年，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工作人员对哈拉和卓383号墓进行了发掘，编号为84TKM383[45]。
1985年年底，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工作人员在哈拉和卓古墓区抢救性发掘了1座墓葬，发掘简报上无编号。根据可移动文物普查、研究及当事人回忆，应为哈拉和卓384号[46]，即编号为85TKM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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