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则天实录》已佚，制作于景云二年（711）的《王同皎墓志》应是目前所知成文最早，且详细记载武周末年朝局的文献资料。志云“张易之及弟昌宗共利颠颐，倶承先比，居中专制，朝右慑伏”，这无疑真实反映了武周末年“二张擅政”的史实。《资治通鉴》载：“许州人杨元嗣，告‘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23]志文所谓“奇家者或谓昌宗面有天子相”即指此事。志文又云：“御史中丞宋璟露版奏其事，上不报，朝廷危惧，坐虑倾夷。”据载，宋璟、桓彦范等以二张谋反为由屡次上奏，极力要求诛二张[24]。然学界多认为二张并无谋反的征兆与证据，“二张谋反”毋宁说是反对者制造的政治舆论，并实际折射出“拥李派”[25]朝臣与二张之间的激烈矛盾[26]。此外，宋璟初奏二张谋反时，则天并未同意审鞫二张，志文所云“上不报”即指此事。后经宋、桓等人屡次上奏，则天虽勉强同意鞫二张，但最后仍找借口赦免之。志文又云“奸臣贼子潜而附离”，按神龙政变后，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等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27]，传世文献与墓志可相印证。
志云：“属火见春季，天下寒食。太原旧俗，人重相延。公因召御史中丞桓彦范至宅……相对潸然，遂定匡复之计。”按此记载，王同皎邀桓彦范至宅应在神龙政变前夕，即神龙元年（705）正月。据学者研究，唐代寒食节固定在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即清明节前一日或两日[28]。而清明多在二三月之间，其日期距发生神龙政变的正月甚远。虽汉魏时寒食曾有长达105日之久的记载[29]，然笔者翻检唐代史籍，未见一例正月寒食的文献记载，故着实不解所谓正月“火见春季，天下寒食”的含义，此处存疑待考。
志云：“寻以谯王重福娶易之甥为妃。公忖其亲迎之霄……乃阴结刺客……会易之不出，其事遂寝。”正史未载此事，兹可补史之阙。据墓志，可知此次针对张易之的行刺是由王同皎与桓彦范共同谋划，并由王同皎具体部署。众所周知，在长安四年（704）的两次“二张被鞫”事件中，“拥李派”朝臣先后以二张诸弟坐赃及“二张谋反”为由，欲寻求用法律途径诛二张，但二张始终因获得则天的庇护而安然无恙[30]。在此情境下，“拥李派”朝臣只能付诸武力行动，王同皎的这次谋刺应是一种冒险性尝试。须注意的是，张易之在外甥成亲时却未露面，此事颇不符合常理。不过，联想到二张此时与“拥李派”朝臣的关系已极为紧张，易之似已意识到“拥李派”的敌对态度，并察觉到潜在危险，遂未敢外出。由于“易之弟兄并宿于中禁”，且极少外出，这在客观上也促使只能通过宫廷政变来诛杀二张。
关于谯王李重福娶张易之甥一事，《资治通鉴》载：“左散骑常侍谯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张易之之甥。韦后恶之，谮于上曰：‘重润之死，重福为之也。’……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31]按大足元年（701），李显子重润（韦后出）因与妹永泰郡主、妹婿武延基窃议二张，而被则天下令杖杀[32]。而据墓志，谯王与张易之甥成婚是在神龙元年（705）正月，可见所谓谯王告密一事确系韦后诬构无疑。如前所揭，李显子女虽为则天杖杀，但却与二张脱不了干系，武则天令谯王娶易之甥为妃，且将成婚时间选在政治氛围极其紧张的神龙元年正月，其用意就是欲通过联姻的形式来缓和太子与二张的关系。但由于双方积怨太深，矛盾已难以缓和。
继之，政变前王同皎与张柬之、桓彦范等谋曰：“凝阴初履……今岁泊乙巳，月栖丙寅，三门具，五将发……此汉执韩信，隋拘杨谅之筭也。应断不举，便有害成。”这段文字描述多与兵法有关，其大意为：同皎劝张、桓等人应果断把握诛二张时机，当机立断。张、桓等人将诛二张与汉诛韩信、隋诛杨谅相提并论，意在为政变谋求合法性，并寻找历史依据。还需特别注意，依天干地支纪年月，神龙元年正月应为乙巳年戊寅月，故志文中的“月栖丙寅”应为误刻。(www.xing528.com)
志云：“公与张、桓等矫发北军虎士。”按北军指北衙禁军，史籍未云是矫制，志文可补之。由此可知，桓彦范、敬晖等任职禁军的时间较短，尚不能有效掌握禁军，故仍需矫制发兵，这也与景龙政变时节愍太子重俊矫制发羽林军的情况相同[33]。若此，则史籍所云之“奉太子令”[34]，只不过是政变时张柬之等人的托词而已。志文所云“会于玄武门”，是指政变时王同皎等人挟太子至玄武门一事，《资治通鉴》云：
（正月）癸卯（二十二日），（张）柬之……遣（李）多祚……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蹔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诚当夷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怛！诸公更为后图。”……同皎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35]
史载，政变前桓彦范与敬晖一同谒见太子李显，“密陈其计，太子从之”[36]，那么为何此时太子又要拒之呢？黄永年先生指出神龙政变的最初目的应是诛二张，而张柬之等人则不满足于此，欲进一步逼迫则天退位，以获得拥立之功[37]。实际上，王同皎亦期冀通过政变获得拥立之功，这从墓志所载政变前其与桓彦范“相对潸然，遂定匡复之记”即可窥知一二。由于太子对逼迫母亲退位犹豫不决，作为女婿与东宫属官双重身份的王同皎，在此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换言之，也正是因为同皎及时挟太子于玄武门指授诸将，才使政变的预期目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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