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丛第28辑：武周时期的敦煌舍利崇拜

据第332窟出土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碑文“以圣历元年五月十四日修葺功毕”^[18]判断该窟年代为圣历元年。碑文记载了先考李达造窟一龛，每年盛夏李达都要来窟设斋、焚香礼拜。“乃于斯胜岫，造窟一龛，藻饰圆周，庄严具备，妙宫建四庐之观，宁惭波若之言；瑞号涌千枝之□，不谢《华严》之说。其上寥廓，其下峥嵘，悬日月于岩中，吐风云于涧曲，岹峣而郁律，杳条而穹窿，？霞焕而栏槛明，落穸沉而山谷静。每年盛夏，奉竭尊容，就窟设斋，燔香作礼。爰届兹日，斯道初宏，接武归依，信根逾固者矣。”据碑文“复于窟侧更造佛刹”，推测李达造窟为紧邻第332窟的第331窟。331窟为初唐时期流行的覆斗顶殿堂窟，西壁开龛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窟顶绘藻井，四坡绘千佛。南壁绘弥勒经变，北壁绘无量寿经变，东壁门上绘法华经变。这个洞窟奠定了李氏家族在莫高窟供养洞窟、崇信佛法的基础。

自李达造窟以后，其二子继承了家族崇佛开窟的传统。《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了332窟营造的初衷是李达之长子李感发愿在李达所供养窟侧更造“佛刹”。“亡兄感，昭武校尉甘州禾平镇将上柱国。……因与昆季闲居，论苦空之理，乃相谓曰：‘是身无常，生死不息，既如幻如化，亦随起随灭。前尊考先有规，今小子□岂无放习？’乃齐声唱和，应诺风从，复于窟侧更造佛刹。穿凿向毕，而兄遂亡。”李感在石窟刚刚开凿完成后即亡故。时任左玉钤卫效谷府校卫上柱国的李克让和时任昭武校尉行紫金镇将上柱国的弟弟李怀操继续召集工匠完成了石窟，主题是通过表现佛祖涅槃的寂灭之乐而追求佛教的八神通六解脱。“乃召巧匠，选工师，穷天下之谲诡，尽人间之丽饰，驰心八解脱，缔想六神通，远□寂灭之乐，后起涅槃之变。”

《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了332窟的布局：“……后起涅槃之变，中浮宝刹，迊四面以环通，旁列金姿，俨千灵而侍卫。……粤以圣历元年五月十四日修葺功毕，设供塔前，陈桂馔以熏空，奠兰馐而味野，伏愿一人有庆，九域无庾……雕镌宝刹，绚饰金辉。真仪若在，灵卫若飞。营葺兮既终，丹青兮已毕。相好备毕圆满，福祥臻兮贞吉。百劫千劫兮作年，青莲赤莲兮为日。著如来之衣，入如来之室，佛道兮旷荡，法源兮迤溢。勒丰碑兮塔前，度后昆兮可悉。”碑文记载与332窟的实际布局相吻合。与初唐莫高窟流行的佛殿窟不同，李克让所修第332窟为典型的中心柱式石窟（图1）。该窟以中心柱为中心，分为前后室。中央安置的四面柱被称为宝刹、塔，中心塔柱的周围有通路，旁边安置佛像。332窟的造像和壁画也围绕中心柱布局，将洞窟建筑与涅槃塑像、经变壁画融为一体，形成了完整的建筑与图像程序。后室的主题是佛祖寂灭——释迦牟尼涅槃：西壁龛内塑造长5.6米的佛涅槃像及二菩萨像，南壁后部画高3.7米、宽6.08米的大型涅槃经变一铺，北壁后部画维摩诘经变一铺，以表现《维摩诘经》所宣扬的在“性空”理论基础上涅槃与世间的统一，体现了大乘佛教的涅槃观^[19]。前室的主题是佛法永恒——佛国世界，以千佛和各佛净土表现佛法时空的无限和永恒。首先中心柱正面（东向面）与前室南、北壁前部人字披下各塑一佛二菩萨像，这三组立佛像可能为三世佛：过去世佛迦叶佛、现在世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世佛弥勒^[20]，象征佛法在时间上的永恒存在；其次，以遍布石窟顶部和四壁的千佛和各种净土经变象征佛法在无限空间的存在：前部人字坡顶饰千佛，西坡中部画法华经变宝塔品；后室平棊顶饰千佛。塔柱东向面与人字坡顶西坡相连。东壁门上画观音净土变，门北画灵鹫山说法图，以表现法身不灭、佛法永恒，门南画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中心塔柱南面画卢舍那佛一铺，代表华严经所说宇宙图像，西面画药师佛一铺、北面画凉州瑞像图一铺，代表现实世界祥瑞。

图1　敦煌莫高窟332窟平、剖面图

332窟的建筑和图像程序为从佛祖寂灭到佛法永恒，其主题为武周时期再度兴盛的佛舍利崇拜。通过涅槃，释迦牟尼肉体的存在超越为“觉”，留下佛舍利作为信仰的圣物。因此舍利不仅是佛教圣物，还代表抽象的佛法，是佛教超越追——求“觉”的象征^[21]。佛舍利崇拜最典型的表现方式就是舍利塔。332窟中心的塔正是舍利塔，将后室的佛祖寂灭主题和前室的佛法永恒主题联系起来，前室通过塑像和壁画所表现的遍布时空的佛法正是后室涅槃所达到的超越——“觉”的具体表现，正好体现了《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所述造窟主题“驰心八解脱，缔想六神通，远□寂灭之乐，后起涅槃之变”。李克让兄弟所理解的“觉”即八神通六解脱，是佛祖涅槃的寂灭之乐所达到的最终境界。中心塔不仅是石窟建筑的中心，还是石窟供养礼拜的中心。圣历元年五月十四日石窟完工的时候，供养者（李君）在塔前树立功德碑，并供奉珍馐、礼拜发愿。

正因为涅槃学说具有统摄十方三世的能力和蕴含的众生平等观念，使得涅槃学具有包容性，武周时期涅槃学再度兴盛，并与华严、禅宗相融通。佛舍利崇拜则是涅槃学的具体表现。332窟的中心舍利塔柱也是涅槃学和华严学等其他宗派融合的视觉证据。中心塔柱正面塑造释迦牟尼佛立佛三尊像，南壁绘华严学偶像卢舍那佛、北壁绘河西地区流传的凉州瑞像、西壁画武周时期逐渐流行的药师佛像，体现了佛舍利信仰不仅融合武周时期流行的华严学，还融合地域性瑞像。332窟后室南壁所绘大幅涅槃经变也体现佛舍利崇拜。据贺世哲考证，这幅大型涅槃经变由十个画面组成：第一组临终遗教；第二组双树病卧；第三组入般涅槃；第四组商办闍维；第五组自启棺盖，为母说法；第六组力士举棺；第七组金棺自举；第八组：香楼荼毗；第九组八王分舍利；第十组起塔供养^[22]。这十组画面从释迦牟尼临终说法到起塔供养舍利，以形象的画面表现了佛舍利的生成和供养方式，是对真经、真容、真身信仰的形象阐释。(www.xing528.com)

332窟的中心柱窟洞窟形制、涅槃塑像和大型涅槃经变都和初唐洞窟截然不同，成熟、完备的建筑和图像的程序是时隔将近百年后在武周圣历元年突然出现的，是武周时期敦煌地区新出现的形式。332窟除了继承隋代第427窟舍利崇拜的洞窟传统之外，推测是接受了外来的新影响而产生的，其主要原因可能来自武周时期长安的影响和当时佛舍利崇拜的宗教背景。因此，本文在武周政治视域下研究这种新样式产生的原因，推测其传入敦煌的社会、政治、宗教背景。

武周时期王权与佛教的关系非常密切，笔者已研究过武周时期“佛教礼治化”的问题，即把佛教作为国家礼治对待^[23]。武周政权的最高级礼制建筑——洛阳的明堂成为一座集中体现政教合一的复合型礼制建筑^[24]。天册万岁元年（695）“正月，辛巳朔，太后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证圣”^[25]。“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将慈氏（弥勒）与皇帝、神权与君权结合起来。在武周政治中，将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表现为君权神授的方式，综合运用了佛教的“转轮王”“弥勒下生信仰”以及道教的“祥瑞”^[26]信仰。这些佛教信仰或符号都会促进舍利崇拜。供奉舍利和制造伪经《大云经》、弘扬弥勒信仰、建造大佛等手段同样是武周政治中重要的对佛教象征符号的运用。

武则天的佛舍利崇拜始于显庆五年（660）奉迎法门寺舍利入东都大内供养时为舍利造九重金棺银椁。《法苑珠林》卷三十八记载“至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请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时西域又献佛束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敕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道僧道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经一宿还收入内。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27]。武后所制“九重金棺银椁”体现了将“转轮圣王葬法”中国化为帝王的九重棺椁之制，以此崇供佛舍利的仪式建立了佛祖与世俗帝王的直接联系。仪凤二年（677）舍利发现以后建造了光宅寺^[28]。像隋文帝仁寿年间给全国州发放舍利一样，武则天将光宅寺发现的万余粒舍利分发给京师和诸州府的寺院各49粒，令其供养。《大云经疏》注释中将鼓吹武则天登基诸多谶语《广武铭》中“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解释为“即明神皇先发弘愿，造八百四万舍利宝塔，以光宅坊中所得舍利分布于四天下，此则显八表一时，下舍利之应，斯乃不假人力所建，并是八表神功共成，此即显护持正法，大得舍利之验也”。这种大规模分发舍利及造塔活动继承了阿育王、梁武帝、隋文帝的崇佛活动，是转轮王的政治惯例和仪式^[29]。光宅寺发现舍利也为武则天称帝奠定了舆论基础：“今神皇临驭天下，频得舍利，前开祥于光宅，今表应于载初。”^[30]仪凤三年（678）《大涅槃经后分》传入宫廷，得到重视并开始流行全国，成为各地舍利供养和瘞埋的指导性经典。推测在690年之后的几年间，武周全国兴起舍利信仰和崇拜的风潮。天授二年（691）武周国家公开宣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前^[31]。同年，山西省猗氏县（临猗县）峨眉山大云寺为神圣皇帝敬造涅槃变相碑；延载元年（694）甘肃省泾川县贾家庄村大云寺开创舍利地宫的新制度：模仿墓葬、带甬道长方形地宫形制^[32]；延载二年（695）敦煌莫高窟96窟建造大型弥勒像；圣历元年（698）甘肃省古浪县大云寺供养凉州瑞像碑^[33]；同年，敦煌莫高窟出现典型的舍利崇拜中心柱窟——332窟。

武周时期因为佛舍利崇拜的兴盛，中心塔柱式洞窟这种源于印度、代表石窟寺最原始象征意义的古老洞窟形式（瘞埋佛骨舍利的支提窟）再次出现。从长安开始经河西走廊至敦煌莫高窟连续分布的中心柱式洞窟是武周时期石窟寺布局的特点^[34]，武周时期来自长安佛舍利崇拜热潮波及敦煌地区，在随之而来沿河西走廊传来的中心塔柱式洞窟的造型风潮的影响下，武周圣历元年修建的332窟一改初唐时期佛殿窟造型，呈现出中心塔柱式洞窟形制。与332窟涅槃经变最相似的临猗天授三年碑记中说明供养人为神都洛阳太平寺上坐义通，李静杰认为此碑粉本很可能是义通从洛阳携于此地的，造碑之目的也主要是歌颂武氏的功德^[35]。推测依据《大般涅槃经后分》，武周时期的两京地区佛寺壁画中率先形成大型涅槃经变，经来往其间的僧侣传播至临猗大云寺、敦煌莫高窟崇教寺。332窟率先吸收这些来自长安的新佛教艺术因素，创造出符合敦煌莫高窟石窟寺建筑和艺术特色的独特的佛舍利崇拜形式。可见，武周时期的敦煌地区和长安的政治和佛教联系十分紧密，通过官寺大云寺建立的全国佛教网络使得两京的佛教信息和制度迅速传播往各地并得到有效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