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佛法与敦煌宗教空间

杨效俊

依据莫高窟发现的三通功德碑，可知敦煌李氏家族唐代连续在莫高窟供养修建洞窟。

第332窟中心塔柱前原存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一方^[2]，录文为P.2551号卷，该碑又称《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在敦煌遗书中通称“李君碑”，现藏敦煌文物研究所^[3]。宿白依据P.2551号卷和北大图书馆拓片，参照徐松、罗振玉录文进行了校辑、补缺，发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4]。第148窟前室出土一碑，碑阳为《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录文为P.3608V，简称《大历碑》；碑阴为《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录文为P.4640，简称《乾宁碑》。马德订正李氏系并整理、抄录了敦煌文献中另一份李氏在莫高窟营造洞窟碑文的残录文：《李庭光莫高窟灵岩佛窟之碑并序》^[5]，编号为S.1523和上博40。

前人已对以上四碑进行了校对、考释，并据此研究了李氏家族的世系。李永宁通过校对、考释《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研究这三碑所反映的敦煌李氏家族世系、碑刻者和立碑时间^[6]。马德通过考证碑文，指出敦煌李氏主干的李克让、李大宾、李明振一系在造像碑中分别攀附汉代李广李固、西凉李暠、李唐皇室借以抬高自家门第^[7]。马德通过对敦煌其他世家大族造窟的综合研究，认为敦煌李氏不管出自何人望自何地，都堪称莫高窟营造史上最活跃的家族^[8]。谢生保在《敦煌李氏三碑研究综述》^[9]一文中从莫高窟建窟史、唐代河西归义军史、中国李氏之源、敦煌李氏兴衰史等方面，对众多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尚待解决的问题。谢生保梳理各家观点，概括出李氏家族修窟的线索^[10]。依据332窟出土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可知李克让为该窟的功德主，附近的第331窟是李克让的先父李达所建；从148窟出土的“时大历十一年（776）龙集景辰八月十五日辛未建”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可知李克让的侄孙李大宾于大历六年至大历十一年（771—776）供养修建盛唐第148窟；依据该碑背面刻《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碑》，可知龙纪二年至乾宁元年（890—894）李大宾的重孙李明振又对第148窟、“当家三窟”（拟即55窟门顶小龛、56、57窟）^[11]进行了重修。因碑文有“□□□元年岁次甲寅拾月庚申朔五日甲子□□ □”的纪年，李永宁推测其为唐昭宗乾宁年号。(www.xing528.com)

艺术史学者对李氏家族所营建的第331、332、148窟的洞窟形制、图像分别进行了研究。贺世哲考证了第332窟、148窟的涅槃经变^[12]，指出了二窟涅槃经变的经典依据和图像变化。赖文英指出第332窟出现绘塑结合的大型涅槃经变的意义，体现了涅槃与诸大乘思想的融合^[13]。黄韵如指出第332窟融合了涅槃和华严信仰^[14]。赵声良肯定第332窟三世佛的思想^[15]。公维章在专著《涅槃、净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研究》^[16]中考释了第148窟的壁画内容，探讨了各图像所体现的涅槃、净土主义及这种主题对莫高窟中唐洞窑的影响及其与法华信仰的密切关系。

李氏家族在敦煌莫高窟连续供养营建石窟的时间跨度有200余年，因为有三通功德碑对洞窟年代、供养人、发愿文、造像和壁画内容的确凿记录而成为扎实可靠的研究资料。前人研究因为分别关注造像碑所体现的李氏家族世系历史、洞窟造像和壁画图像，尚未将功德碑资料和洞窟图像资料结合起来，因此对洞窟主题的解释存在分歧。

本文认为功德碑是解读洞窟主题的第一手资料，直接反映了供养者的动机、意愿，供养者对洞窟造像和壁画的要求，反映出他们的知识和信仰背景。因此，本文首先从功德碑入手，解读李氏家族所营建石窟的内容和主题、建筑及图像程序。巫鸿指出研究‘原创性’（originality）洞窟必要性，“所谓‘原创性’，是指这些石窟的设计和装饰引进了以往不见的新样式。这些样式有的是昙花一现，未能推广；有的则成为广泛模拟的对象。一旦把这类洞窟大体挑选出来，我们就可以进而确定所体现的特殊建筑和图像程序（或称‘样式’）的特点和内涵，并思考这种样式产生的原因或传入敦煌的社会、政治、宗教背景”^[17]。李氏家族所营造的第332窟、第148窟都是精心设计的“原创性”洞窟，本文以此二窟为中心，结合敦煌地区的社会和宗教背景分析这些李氏家族造像窟如何在王权、佛法、家族等力量综合影响、相互作用下形成反映敦煌地域特征的宗教空间，并探讨这种具有多种功能的宗教空间如何融合了宗教信仰与世俗伦理、王权与佛法、中央行政力与地域传统等多种互动因素，分析其承载的敦煌地区从武周时期至中、晚唐社会发展和文明传承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