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藏经》收录隋代佛教撰述考述

《中华大藏经》由佛学专家任继愈先生倡议并主持编辑，自1982年被确立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始，历时13年方告完成。其以金代所刻《赵成金藏》为基础本^[66]，并用现存之《房山石经》《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龙藏》增补，实为一部集历代藏经大成之百衲本大藏经^[67]。同时，选用八种藏经进行对校，并将“校勘记”附于每卷经文之后。故通过《中华大藏经》可了解每部经文于国内各部藏经中之概况，极为便利。《中华大藏经》收录的隋代佛教撰述，于《大正藏》均有收录。分别为：《众经目录》七卷（54册84—141页）^[68]；《历代三宝纪》十五卷（54册142—365页）；《众经目录》五卷（54册366—459页）；《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一卷（61册220—230页）；《国清百录》四卷（83册183—235页）、《妙法莲华经玄义》十卷（93册1—468页）、《摩诃止观》十卷（94册685—951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二卷（95册757—778页）、《大般涅槃经玄义》两卷（96册235—250页）、《金光明经文句》六卷（96册292—365页）、《金光明经玄义》二卷（96册366—394页）、《请观音经疏》一卷（96册766—779）、《四教义》四卷（97册455—491页）、《四念处》四卷（97册621—650页）、《观心论》一卷（97册651—653页）、《观心论疏》五卷（97册654—714页）、《菩萨戒义疏》二卷（97册715—737页）、《法界次第初门》三卷（97册764—794页）、《方等三昧行法》一卷（97册824—833页）、《观世音义疏》二卷（98册927—945页）。

《中华大藏经》作为国内藏经之汇编，收录隋代佛教撰述不及《大正藏》所收一半，仅二十部，且未见独载孤本。然其讹误较少，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原因考略如下：

（一）《中华大藏经》收录隋代佛教撰述数量较少的原因

1.《中华大藏经》仅见正编出版，续编暂未完成

《中华大藏经》拟分两编，正编收千字文编次部分^[69]，即历代藏经中的全部内容；续编再收历代无千字文帜号部分^[70]。《大正藏》《卍续藏经》中收录的佛教典籍为分类编排，并非千字文编号，故不为正编收所录。所以《中华大藏经》正编虽然后出，但并未包含《大正藏》与《卍续藏经》中的内容。至1994年，正编106册历时13年完成。其间，李一氓先生去世，国务院古籍小组领导易人，再加上续编是影印还是校点排印争论等原因，整个编辑工作中止^[71]。故续编至今仍未正式出版。《中华大藏经》至今仅出版正编，故其所收隋代佛教撰述在数量上有所不足。

2.隋代佛教撰述入藏较晚

《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另选多部不同时代之藏经增补而成。《赵城金藏》于20世纪30年代在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被发现，并因此得名。全藏于金皇统九年（1149）前后开雕，大定十三年（1173）前后完成，后代亦有所增补；发现时仍存4957卷^[72]，多方收集至5380卷^[73]。藏经中用于增补《金藏》者首推《高丽藏》，共刻造两次，今存本为《再刻高丽藏》，始刻于高丽高宗二十三年（1236），完成于高宗三十八年（1251）^[74]。《赵城金藏》与《高丽藏》皆为我国第一部雕版大藏经——《开宝藏》之覆刻本，且二者刻造时间差距不大，故可大致反映我国宋代藏经之状况。因此得知隋代佛教撰述至宋代时入藏者仅今所见之20部。换言之，多部隋代佛教撰述自产生之初，历隋、唐、五代、宋数百年，仍未入藏，如《佛祖统纪》明确记载《小止观》和《观心食法》至宋时仍未入藏^[75]。佛典于大藏经之外流传，确难保存。此盖为《中华大藏经》收录隋代佛教撰述较少的又一原因。

（二）《中华大藏经》校勘价值高的原因

《大正藏》和《卍续藏经》错讹较多，但《中华大藏经》避免了这些失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中华大藏经》是对基础本进行必要整理之后，影印出版。这样不仅避免了排字过程中造成新的错误，而且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典籍原貌，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卷题名等信息，对于鉴别佛教撰述著写时间及传承均有较大价值。第二，在任继愈先生组织下，多位专家学者曾利用多部藏经进行校勘，改正了错误。第三，《中华大藏经》充分继承了历代藏经的优点，而这些优点具体又可从三个角度加以考虑：首先，历代大藏经编辑者水平较高。中国古代纂辑藏经多由当世大德文士主持，其不仅具备版本目录等方面的素养，往往对佛教理论也有着精深研究，所编藏经质量自然能够保证。其次，隋代佛教撰述传承至今，历代高僧大德对佛典之著者、背景、内容、文字多有考订，在新的藏经编撰过程中往往能够吸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及时纠正错误，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佛典中信息的准确性。其三，大藏经在中国古代多有编辑，已形成传统，后出之藏经多对前代藏经有所继承，好的本子传承有序，亦可减少错误。《中华大藏经》选用《赵城金藏》为基础本，而《金藏》是现存最古老的藏经，其中有不少珍贵孤本。后又在十余种大藏经中，选用《高丽藏》等八部大藏经进行补充及校勘，这就保证了《中华大藏经》对历代藏经优点的充分继承。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注释】

[1]冯国栋：《略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必要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第125—132页。

[2]周叔迦：《周叔迦佛学论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3]［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987年陆续出版。本文中述及此藏经者，均用该版本，不再赘述。

[4]［日］前田慧云、中野达慧等编：《卍续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本文中述及此藏经者，均用该版本，不再赘述。

[5]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612页。

[6]《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赵城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北藏》等均依千字文编次，以天字为始。详见任继愈：《中华大藏经序》，存于《中华大藏经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页。

[7]以本文之隋代佛教撰述研究为例，隋代佛教撰述仅指隋代人撰写之佛教典籍，自不涉及翻译部分，故于《大正藏》中查找资料时，可直接查阅中国撰述部分。

[8]俞学明：《试析“法华三教相”在天台判教中的地位》，载麻天祥主编《中日韩天台学术对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9]廖明活：《嘉祥吉藏学说》，台北：学生出版社，1985年，第13—14页。

[10]《大正藏》第38册《目录》，第3页。

[12]俞学明：《湛然研究》附录一《湛然简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13]（唐）释湛然：《维摩经略疏序》，载《大正藏》第38册，第562页下。

[14]周叔迦先生亦指出“昔隋炀帝为晋王时，从智者受菩萨戒，欲得一经，用为心要，智者为之述《维摩经文疏》”。详见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3、84页。

[15]《大正藏》第44册《目录》，第1页。

[16]《大正藏》第55册《目录》，第1页。

[17]《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54册，第366页。

[18]《碛砂大藏经》影印宋元版，第9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254页；《永乐北藏》整理委员会：《永乐北藏》第17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249页；据蔡运辰考订，嘉兴、天海、至元、义门、知津、等藏经均题“隋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撰”。详见《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246页。

[19]（唐）释彦悰纂录：《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载《大正藏》第52册，第443—474页。

[20]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第84页。

[21]关于彦琮与彦悰辨析之文章主要有二：李普文：《唐释彦悰与隋释彦琮考辨》，《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76—79页；钟书林：《〈大藏经总目提要〉之〈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作者辨正——兼论隋朝彦琮、唐朝彦琮、唐朝彦悰》，《文献》2012年第1期，第153—162页。

[22]（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十《历代所出众经录目》，载《大正藏》第55册，第337页。

[23]（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七《总括群经录上之七》，载《大正藏》第55册，第550页中。

[24]《续高僧传》卷二《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第51页。

[25]（唐）魏徵：《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页。

[2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页。

[28]（隋）释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载《大正藏》第50册，第195页上。

[30]《大正藏》第33册，1705号，第253—286页。

[31]《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载《大正藏》第50册，第194页中。

[33]《大正藏》第34册，1718号，第1—149页。

[34]《续高僧传》卷一九《唐天台山国清寺释灌顶传》，第718页。

[36]（隋）释灌顶：《国清百录》卷二《隋高祖文皇帝敕书》，载《大正藏》第46册，第802页。

[37]《大正藏》第37册，1764号，第613—903页。

[38]冯焕珍：《净影寺慧远著述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43—54页。(www.xing528.com)

[39]《大正藏》第38册，1781号，第908—991页。

[40]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第129页。

[41]（隋）释吉藏：《维摩经义疏》，载《大正藏》第38册，第908页下。

[42]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第129页。

[43]《续高僧传》卷二十《唐京师弘法寺释静琳传》，第747页。

[44]《大正藏》第39册，1787号，第160—174页。

[45]详见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第133、134页。

[46]《大正藏》第46册，1917号，第475—548页。

[47]（隋）释灌顶：《国清百录》卷四《智者大师年谱事迹》，载《大正藏》第46册，第823页中。

[48]《大正藏》第46册，1917号，第549—555页。

[49]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1974年，第252页。

[50]（清）杨文会撰，周继旨校点：《杨仁山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第380页。

[51]（唐）释道仪：《维摩经文疏·跋文》，载《卍续藏经》第28册，第384、385页。

[52]《卍续藏经》第96册《目录》，第1页。

[53]（姚秦）释僧肇：《肇论》，载《卍续藏经》第96册，第61页。

[54]（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介整理：《高僧传》卷六《晋长安释僧肇》，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9—252页。

[55]（东晋）僧肇著，张春波校释：《肇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56]（唐）释元康：《肇论疏》，载《大正藏》第45册，第161页。

[57]《卍续藏经》第96册《目录》，第1页。

[58]释印顺：《中国佛教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30、231页。

[59]《卍续藏经》第71册，1764号，第613—903页。

[60]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第75页。

[61]《续高僧传》卷八《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传》，第286页。

[62]《续高僧传》卷八《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传》，第281页。

[63]冯焕珍认为该书撰于公元550之后，详见：《净影寺慧远著述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第5期，第46、47页。

[64]《卍续藏经》第73册，第737—844页。

[65]《卍续藏经》第87册，第195—254页。

[66]基础本与底本有一定差异，任继愈先生指出：“《赵城金藏》长期存放在矿洞中，有的组卷水湿、霉变，字迹有残援、有漫漶。在抢救搬运中，卷帙有破损。虽经过北京图书馆的精心修整，基本恢复旧貌，但有些经卷水浸后有霉点，原件可以辨认，照相制版后即不够清晰。我们还要在底片上除去霉点。有残缺不全的字，确定为某字的，如‘菩萨’有缺损一半的，即用《赵城金藏》中相同的字剪贴补足。经卷中遇到一行半行或一版半版漫漶不清的也用此法补足。遇到整卷缺失的，即用《高丽藏》补，并在该卷校勘记中说明。按照傅就校勘义例，虽经过编辑人员慎重加工，《赵城金藏》已不能称为底本，而只能说是以它为基础本。”详见《中华大藏经》序文，载于《中华大藏经总目》，第12页。

[67]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574页。

[68]每部典籍之后标出其在《中华大藏经》中收录册页及页码，方便读者查看。

[69]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561页。

[70]续编的重点是过去未入藏的佛典文献，以及逸散在前代大藏经之外、近百年新出的佛教文献。具体包括五部分：（1）近代由梵文、巴利文、藏文、蒙古文的等文字译为汉文的佛典；（2）敦煌藏经；（3）正史、方志、丛书、个人文集中保存的有价值的佛教资料；（4）佛教相关之金石资料；（5）近代佛教著作与有价值的资料。详见任继愈：《中华大藏经序》，见《中华大藏经总目》，第13页。

[71]《中华大藏经》续编最终确定以校点排印的形式编辑，笔者有幸参与部分文字的校订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该书就能正式出版。

[72]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载《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第232页。

[73]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574页。

[74]任继愈：《中华大藏经序》，载《中华大藏经总目》，第4页。

[75]（宋）释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卷二六《山家教典志第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8、5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