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明确了小农家庭维持生计的必要支出与蚕桑纺织的收入，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其最低经营规模。假设农家维持生计的必要支出为Z，总田亩数量为T，粮食生产的收入为L，蚕桑纺织的收入为S，则可以得出：
Z=L+S
Z=70.4+0.05T
L=（T-20）×1.5+15
S=31.2(www.xing528.com)
计算得出T=37.4、Z=72.3、L=41.1
需要指出的是，种粮与纺织并不是农家全部收入，小农的生计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土地上未必只是栽桑种粮，农闲季节兼业的现象也并不鲜见，这些都是耕织之外的必要补充；由于我们在计量时没有把生活用具等开支计入在内，为了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以及婚丧、娱乐等临时性消费，还应该留有一部分弹性支出。综合考虑，农家维持生计大约至少需要粮食75石，田地40亩。这其中20亩桑田采用桑粮间作，栽桑50株，蚕桑收入约为31.2石，约占农家总支出的42%。如果只种粮食不事蚕桑，需要田地50亩才能维持生计，蚕桑纺织对于农家生计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以上计算出唐前期华北地区小农家庭维持基本生计大约需要田地40亩，那么该地区的户均田地有多少？能否满足维持生计的需要呢？要想计算华北农民户均土地数量，需要知道该地区的田地数量和户口数量，可惜前者在史料中并无详载。这里我们只能借助相关资料推算一下。
关于唐前期均田制下农民的户均受田数量，学者们分别从均田制下的农民占有垦田的实际情况，人口与耕地总量的平均计算，或是敦煌文书中的受田数量等角度进行了估算，基本都认为唐前期农民的户均田地数量约为40亩[59]。这样看来，如果唐前期华北地区农民的户均田地数量能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就可以维持生计。唐代的授田分为宽乡和狭乡，“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60]，“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61]。从唐代律文规定可知，50亩是狭乡受田的上限，也是宽乡受田的下限[62]。经过隋末战乱的影响，华北地区人口锐减，成为名副其实的“宽乡”。隋大业五年（609），河南道有2 721 272户，河北道2163345户，二者共占全国总数的53.7%[63]。然而到贞观十三年（639），河南道仅剩275 618户，河北道有369 730户，约占全国的21.2%[64]。华北地区呈现出“千里无烟”[65]，“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66]的景象。这种情况下，民户受田不仅多有逾限，而且往往籍外占田[67]。此时华北农民的户均田地数量自然远多于40亩。此后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华北地区的人口随之增长，到天宝十一载（752），河南道户数达到1795539，河北道达到1514765，约占全国户口总数的37%[68]。这个时期华北农民的户均田地还能否达到40亩？开元二十五年（737）规定：“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二升，以为义仓。”[69]据此可知义仓是根据田亩征收的，可以通过义仓储存量来推测田亩数量。《通典》卷一二《食货·轻重》提供了天宝八载（749）全国各道的义仓储存量，全国共计63 177 660石，其中河北道17 544 600石，河南道15 429 763石[70]，华北地区的义仓总量约占全国的52.2%，亦即华北地区的田亩数量约占全国的52.2%。天宝年间，华北地区的田亩数量约占全国的一半，而户口数为全国的37%，以此比例来看，该地区的户均田亩数量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考虑到王公的土地不征收义仓税，实际耕地面积应该更大，不过户口统计中也存在隐漏的情况，综合来看，到天宝时期华北户均田地至少不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唐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民户均田地保持在40亩或更多的水平，普通小农家庭足以维持生计，甚至大多还有剩余。从小农家庭实际生产能力与人地关系的变化来看，随着人口增长、户均田地减少，反而更有利于经营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人地比例结合逐渐走向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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