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都的马球运动
马球起源于波斯，隋唐时期流行于粟特诸国和吐蕃。马球传入唐朝后，成都建有马球场。西川节度使路岩曾“尝夏日纳凉于球场厅中”[120]。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天平军在镇压成都突将变乱时，“至城北，时方修球场，役者数百人”[121]。王建建前蜀后，“改球场门为神武门，球场厅为神武殿”[122]。前蜀后主王衍“好击鞠。常引二锦障以翼之，往往至于街市”[123]。后蜀后主孟昶也“好打球走马”[124]。他“酷好击球驰骋，虽盛暑不已”[125]。花蕊夫人所作《宫词》对后蜀宫廷的马球竞赛多有描写，如“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西球场里打球回，御宴新从苑内开”[126]。孟昶还亲自教宫人打球，《宫词》云“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127]。内侍还有意将被孟昶宠爱的宫女列为每次比赛的优胜者，“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128]。孟昶与近臣或宫人的比赛往往是“供奉头筹不敢争，上棚传唤近臣名。内人酌酒才宣赐，马上齐呼万岁声”[129]。除马鞠外，唐代成都还有驴鞠。西川节度使郭英乂曾“教女伎乘驴击球，钿鞍宝勒及它服用，日无虑数万费”[130]。
（二）成都的外来香药
唐代上层社会风行使用香料。《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称唐德宗时成都宝相寺有熏陆香。《太平御览》引《魏略》云：“大秦出熏陆。”[131]又引《南方草木状》云：“熏陆香，出大秦。”[132]《唐本草注》《本草衍义》又云其产于天竺。前蜀后主王衍在宫内“好烧香，沉檀兰麝之类，芬馥氤氲，旦夜不息”[133]。其宫中“宝香来于绝域”[134]。前蜀武成三年（910），后梁遣使通聘前蜀，前蜀高祖王建获赠大量珍贵礼品，其中产于域外的即有“金香一十斤，麝香五十剂，犀一十株，琥珀二十斤，玳琩二百斤”。另有新罗人参、羚羊角等一些域外药物，被后梁国书称为“或来从燕市，或贡自炎方”。前蜀致后梁国书亦称这些礼物“宝带辍异方之贡，名香加远国之珍”。“上药非蜀都所纪，名香从外国称奇”[135]。
后唐灭前蜀后从成都得到大量香料，《清异录》云：“后唐龙辉殿，安假山水一铺，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零藿、丁香为林树，熏陆为城郭，黄紫檀为屋宇，白檀为人物，方围一丈三尺，城门小牌曰‘灵芳国’。或云平蜀得之者。”[136]蔷薇水即玫瑰香水，为9世纪穆斯林用蒸馏法所制造。苏合即苏合香，主要产于波斯、马来。《新修本草》云：“此香从西域及昆仑来。”[137]丁香产于南海，《证类本草》云其“生交、广、南蕃”[138]。紫檀于印度、印度尼西亚安达曼群岛、马来均有出产。白檀则出于印度尼西亚。《本草拾遗》记“白檀树如檀，出海南”[139]。(www.xing528.com)
后唐还从蜀中得到“珠玉犀象二万”[140]，“犀象”即犀角和象牙，除南诏、安南出产外，也产于马来、印度尼西亚。这些物品大都是前蜀与南诏及南汉贸易所得，史载南汉“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141]。前述成都景教教堂的装饰物“瑟瑟”一般指波斯宝石（天青石），也出于粟特康国。后蜀高祖孟知祥曾厚待流亡至成都的后唐庄宗诸子，“敕起用局以沉香降真为钵，木香为匙箸”[142]。沉香主要产于中南半岛的林邑国。《海药本草》引《蜀本草》云其“生南海山谷”[143]。《证类本草》引《本草图经》云沉香“今惟海南诸国及交、广、崖州有之”[144]。木香即青木香，主要产于马来、印度、斯里兰卡。《证类本草》引《唐本草注》云木香“以昆仑来者为佳”[145]。后蜀宫中还建有用沉香制造的亭子，《花蕊宫词》云：“沉香亭子傍池斜。”[146]后蜀广政十二年（949），孟昶游赏浣花溪，引得“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147]。孟昶所坐步辇也用香囊装饰，《五国故事》载其“出则乘步辇，垂以重帘，环结珠香囊，至于四角，香闻数里”[148]。前蜀时还有“海客鬻龙脑蜀中，贮以水晶瓶”[149]。另据《清异录》，孟昶与花蕊夫人登楼望月时曾落下一柄龙脑香白绢扇。龙脑香据《太平御览》引《本草》，出于南海婆律国，“形如白松脂，作杉木香气，明净者善”[150]。另据《香谱》，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也产此物。《花蕊宫词》还记后蜀宫中“尽铺龙脑郁金香”[151]。《本草拾遗》云郁金香“生大秦国，花如红蓝花，即是香也”[152]，但多产于波斯、印度一带。
（三）成都的于阗玉及外来动物
前蜀永陵出土的玉大带、谥宝、谥册、哀册以及做装饰用的玉片、玉环等精美绝伦。制作玉大带的玉“其温润洁白异常，虽良工目所未睹”[153]。此玉为前蜀后宫火灾后王建收藏奇珍异宝的百尺楼所存唯一遗物，弥足珍贵。前蜀王建周后墓也出土有玉册残简。后蜀宫中“天子亲簪白玉冠”[154]。宫人则“六宫一列罗冠子，新样交镌白玉花”[155]。宫中建筑亦为“七宝阑干白玉除”[156]。另据《清异录》，孟昶经常用的青玉枕为其宫中至宝。前蜀宫中“美玉荐于殊封”[157]，而五代时敦煌与于阗玉石贸易十分发达，敦煌又与成都在唐末五代时联系紧密[158]，这些玉石应由敦煌从丝路青海道转运而来。回鹘服饰在前后蜀宫中为流行服饰，前蜀后主王衍曾“入妃嫔中作回鹘队入宫”[159]。后蜀宫人亦“回鹘衣衫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160]。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出土彩绘描金陶质伎乐俑中的部分陶俑，其服饰也颇具异域风格。
在唐五代的成都还有一些外来动物。韦皋曾养南诏敬献的孔雀于节度使宅。武元衡作有《西川使宅有韦令公时孔雀存焉暇日与诸公同玩座中兼故府宾妓兴嗟久之因赋此诗用广其意》。王建、韩愈、刘禹锡、白居易纷纷和之。王建又作有《伤韦令孔雀词》。蔡鸿生先生考证薛涛《犬离主》中的小犬为“犬呙子”[161]，即源出大秦的哈巴狗。西川节度使郭钊也“有番狗，随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辄噬”[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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