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景教与祆教信仰及外来乐舞

（一）成都的景教、祆教信仰

《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称景教在唐高宗时已“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富”^[90]。可知成都在唐高宗时（650—683）即建有景教教堂。《能改斋漫录》卷七“杜石笋行”条引赵清献《蜀郡故事》云：“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此“大秦寺”即景教教堂。赵清献认为：“盖大秦国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91]

按《蜀郡故事》所记，成都景教教堂为“胡人”即粟特胡或波斯胡建于成都西门外古蜀国墓葬遗物石笋附近，以珠宝装饰，面积宏大。在唐代中国，景教僧侣和信徒多为波斯人和粟特人。波斯商人又以经营珠宝和善于鉴别宝货而闻名。因此成都景教教堂的珠宝装饰可能出于波斯商人之手。成都景教教堂初建时与长安、洛阳的教堂均被称为“波斯寺”，至天宝四载（745）才改称“大秦寺”。该年唐玄宗下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92]

按景教教规，设立教堂之处为一堂区，由1至2名牧师（司铎）主领，在牧师之下还有执事等助手。在8世纪末中国主教区升为大主教区后，成都堂区可能也随之升为成都主教区。成都景教教堂在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毁于战火。公元829年12月，南诏大军攻陷成都外城，与大秦寺紧邻的福成寺在石笋街北，由于南诏军队“或纵火以骇众，此寺乃焚。高门修廊，委为寒烬”^[93]。景教教堂也受到牵连，连景教僧侣都被南诏俘虏而去。战后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查得“蛮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二人，医眼大秦僧一人”^[94]。看来被俘的景教僧侣还精通医术。长期客居大食的唐人杜环曾提道：“大秦善医眼及痢。”^[95]长安景教僧崇一就曾治愈过唐玄宗之兄宁王宪之疾。

唐代入华粟特人多奉祆教。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刘禹锡在夔州所作《牧护歌》、蜀僧苏傒所作《牧护歌》均受入蜀胡商影响^[96]，牧护即穆护，为祆教神职人员的专门称谓，祆教圣典《阿维斯塔》（Avesta）称为Mogu。粟特本土也有穆护长（mwγpt）这一宗教官员。饶宗颐先生认为《牧护歌》为祆教赛神歌曲，“作歌之祆教徒穆护，曾入居中国腹地之蜀”。他又认为隋蜀王杨秀在成都时所造祥瑞以及所施行之厌胜之术均受到祆教影响，“四川诸州之有萨宝及火教徒穆护之往来，更可推想而知”^[97]。另据北周同州萨宝安伽墓志，安伽“父突建，冠军将军眉州刺史”^[98]。安伽所任萨宝一职既是粟特商队首领，又是祆教祭祀主管。安伽墓中出土文物也富有祆教色彩。入华粟特祆教徒世代相传信仰，安伽父安突建在眉州时也应尊奉祆教。

关于成都所流行的祆教，《幸蜀记》云前蜀后主王衍“被金甲珠帽锦袖，执戈挟矢，百姓望之，惊相谓为灌口祆神”^[99]。灌口神一般指二郎神，可见当时祆教信仰已和地方信仰相融合。另据《渊鉴类函》卷五八《公主三·玉环解》引《蜀志》云：“昔蜀帝生公主……公主遂托幸祆庙为名，期与子会。”^[100]此处的“祆庙”应是成都的祆教寺庙，内置拜火坛并有穆护。源于波斯，为祆教常用纹饰的联珠纹也大量见于邛崃龙兴寺、成都万佛寺唐代佛教石刻中，主要集中在菩萨冠饰、经幢、莲座之上。另外在邛窑的陶瓷制品也多有联珠纹饰。

（二）成都的外来音乐

唐代成都“管弦歌舞之多……扬不足以侔其半”^[101]。在唐五代成都流行的乐舞中，有不少源于西域。为“龟兹、高昌、疏勒、天竺诸部皆用之”^[102]的羯鼓在成都比较流行，唐代宗时成都的一名本籍官员李琬精熟于羯鼓，并曾在长安指教太常寺乐工。《羯鼓录》云：“广德中，蜀客前双流县丞李琬亦能之。”^[103]《唐语林》引张敦素《夷坚志》亦云：“宗正卿李琬善羯鼓。”^[104]擅长羯鼓的杜鸿渐任西川节度使时，“有削杖者在蜀，以二鼓杖献”。杜鸿渐离任时以此杖在广元嘉陵驿“酣奏数曲。四山猿鸟，悉皆飞鸣”^[105]。觱篥为西域簧管乐器，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诗云：“此乐本自龟兹出。”^[106]长安宫廷觱篥高手张徽在成都时，唐玄宗以自制《雨霖铃》曲传授于他。《明皇杂录》云：“时梨园弟子善吹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107]后蜀宫中也使用觱篥，《花蕊宫词》云“尽将觱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108]。(www.xing528.com)

琵琶在唐代风靡一时。《酉阳杂俎》云：“蜀将军皇甫直，别音律……好弹琵琶。”^[109]杨贵妃所奏琵琶为“宫官白秀贞自蜀回，得琵琶以献”。此琵琶“其槽逻桫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跃可鉴，有金缕红文，影成双凤”^[110]。可见蜀中制作乐器技艺之绝伦。唐末琵琶高手石潨在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后“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111]。他还为西川军人演奏过琵琶。成都万佛寺唐代石刻中也有弹琵琶伎乐像。另据《茅亭客话》卷八《瑞牡丹》，前蜀大臣王宗政家也有一擅长演奏琵琶的女妓。

前蜀高祖王建永陵墓室棺床下方有二十四伎乐浮雕，除2位舞伎外，其余22位乐伎手持琵琶、竖箜篌、筝、觱篥、笛、箎、笙、箫、贝、拍板、正鼓、和鼓、齐鼓、毛员鼓、答腊鼓、羯鼓、鼗牢鸡娄鼓、铜钹、吹叶。其中筝、琵琶、竖箜篌、笛、笙、箫、毛员鼓、答腊鼓、鸡娄鼓、齐鼓、贝、铜钹都是唐代宫廷十部伎之一的龟兹伎的乐器。永陵乐伎所持琵琶为用牙拨弹奏的四弦四柱的曲项琵琶，最初源于波斯，经龟兹传入中原。贝则为古印度乐器，亦称蠡，唐时经西域传入中原。竖箜篌、拍板、正鼓、和鼓、铜钹等亦是域外乐器或西北少数民族乐器。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出土彩绘描金陶质伎乐俑所执的琵琶、觱篥、箜篌、羌鼓、齐鼓、笙、排箫等乐器，以及后蜀宋琳墓棺床浮雕伎乐所持乐器也有很多属于龟兹伎乐器。在成都蒲江县关子门发现的唐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造像中，还有怀抱凤首箜篌弹奏的女乐伎形象。该乐伎与二名舞伎、击鼓乐伎以及其他乐伎共同组成的十二人乐队，“乃是一场天竺伎舞蹈的写实”^[112]。

（三）成都的外来舞蹈

柘枝舞源出粟特石国。《新唐书·西域传》云石国：“或曰柘枝、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113]晚唐成都官妓灼灼即善舞柘枝，《丽情集》云：“灼灼，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调为幽抑幽怼之音。”^[114]韦庄所作《伤灼灼》一诗感叹其“流落锦江无处问，断魂飞作碧天霞”^[115]。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南诏王异牟寻遣使拜谒西川节度使韦皋，请求往长安献乐。在异牟寻子寻阁劝率领南诏乐团抵达成都后，韦皋将南诏乐舞改编为《南诏奉圣乐》。《新唐书·骠国传》云此乐共有舞蹈演员64人、乐工196人。乐设龟兹、大鼓、胡部、军部四部。在序曲时，有16人手执羽毛依四纵四横队形进行演出，并按“字舞法”在舞“南”字时歌唱《圣主无为化》，舞“诏”时歌唱《南诏朝天乐》，舞“奉”字时歌唱《海宇修文化》，舞“圣”时歌唱《雨露覃无外》，舞“乐”时歌唱《辟土丁零塞》。序曲结束后的舞蹈分为独舞、群舞，歌分独唱、合唱，舞者皆服南诏服装。乐舞在长安大明宫麟德殿演出时轰动全城。

受南诏影响，位于今缅甸中部的骠国也派遣使团经成都往长安献乐。公元801年，骠国王雍羌派遣其子悉利移城主舒难陀与大臣那及元佐、摩诃思那率领使团经南诏到达成都。对于使团所献乐舞，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异常，乃图画以献”^[116]。骠国尊奉佛教，因此“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117]。整个乐舞分为《佛印》《赞娑罗花》《白鸽》《白鹤游》《斗羊胜》《龙首独琴》《禅定》《甘蔗王》《孔雀王》《宴乐》《涤烦》，“乐工皆昆仑”^[118]，昆仑即南海诸群岛的黑皮肤人种，“一般应是指南海诸国的土著尼格利陀人，包括与之逐渐融合的黑色卷发的南海诸国人”^[119]。骠国乐在长安同样受到欢迎，白居易、元稹均作有《骠国乐》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