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都的粟特人
唐代文献和唐时各国人一般称粟特人为“胡”[3]。早在南齐时即有“贾胡在蜀”[4]，南梁时又有来自粟特（Soγd）康国的僧人释道仙、释明达入蜀；南梁时在郫县甚至还有以何国人何妥家族为中心形成的粟特聚落，并一直延续至唐代[5]。韦皋任西川节度使时，成都净众寺高僧释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6]。他应出于粟特石国。成都保唐寺无住禅师在贺兰山曾遇见从剑南远道而来的曹国粟特商人曹环[7]。
公元801年，唐、南诏联军在川西南战胜吐蕃，“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8]，这些康国和大食的俘虏应被押往成都献俘。康姓为粟特人传统姓氏[9]。咸通九年（868），有“充西川宣谕制置盐铁法使兼西川供军使”的康某在成都理政[10]。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画家辛澄于成都大圣慈寺僧伽和尚堂作壁画时，“有一胡人云‘仆有泗州真本’”[11]。无相禅师在净众寺时曾为一“巨胡”行刺未遂[12]。天宝二年（743），有胡僧在成都盗女[13]。后蜀广政五年（940），有“西域胡僧来朝”[14]。据《宝刻类编》卷七，广政二十二年（957）成都还立有王中孚撰书的《留住西方和尚碑》。另外在王建未称帝前有一“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见释迦”[15]。
在成都西南的眉州丹棱县尚有粟特人家族聚居。《宋故史子永墓志铭》云：“子永讳大年，姓史氏，以字显。其先太原人也，九世祖□□□□□临邛尉入蜀，遂家于眉之丹棱。高祖克恭，仕至丹棱县令，曾祖□□，祖珵。自君高曾均以气力役属乡里，为丹棱大姓。”[16]史姓为粟特大姓，唐代有许多粟特人以太原为郡望，如康武通为“太原祁人也”[17]。何氏为“太原人也”[18]。安孝臣为“太原郡人也”[19]。翟氏“其先太原人也”[20]。因此史子永应为入蜀粟特人之后裔。墓志云史子永逝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享年65岁。以20年为一代，则其高祖应于五代时任眉州丹棱县令，其九世祖应于公元9世纪中叶的晚唐时入蜀担任成都临邛县尉。此人随后于眉州丹棱县定居，至史子永时史氏家族已成为当地大姓并高度汉化。
安姓为粟特人常见姓氏，武德功臣安兴贵之子安元寿曾被“夺情蒙受益州武威府果毅”[21]。在成都东北的蓬州朗池县太蓬山石窟还有与叛将安禄山同名者遗留的题龛。禄山为粟特语“光明”之意，乃入华粟特人常用名。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即有名曹禄山、米禄山、康禄山的粟特人，敦煌文书、大谷文书中也有名石阿禄山、安阿禄山的粟特人[22]。《旧五代史》记安文祐于唐僖宗时任邛州刺史[23]。另据《九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十国春秋》，在前蜀及后蜀政权中的安姓人士尚有伶人安悉香、大将安思谦及其子安扆、安嗣、安裔、安守范等。史载安思谦为“并州人。幼事知祥于太原，以勤恪闻”[24]。可知其为沙陀系粟特人。
唐代有不少粟特商人在蜀中贸易，杜甫于夔州所作《滟滪》诗即云：“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35]粟特商人对蜀地的称呼见载于公元10世纪的穆斯林地理学著作《世界境域志》中。《世界境域志》第六章《关于河流》云金萨乌（Kisau）河（长江）在流经吐蕃地区，“注入布格舒尔地区后，就叫作江（Ghiyan，拼作Inan）”[36]。而其第九章《关于中国所属诸地》则云“布格舒尔（Bughshur），是中国的一个大城。城中住着许多来自各城的商人，这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地方”[37]。英国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Minorsky）认为布格舒尔（Bughshur）为伊朗语（粟特语），意义为盐水形成的沼泽，指四川重庆附近的自流井[38]。笔者以为布格舒尔（Bughshur）或为汉语蜀的粟特语谐音，其意义表明粟特商人对蜀中盐利印象之深。唐代成都为西南经济中心，其商业远胜于渝州（今重庆），布格舒尔（Bughshur）应指成都。大量进出蜀中的粟特商人的形象也保留在了本地出土文物中。四川大学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产于唐代邛窑的三彩胡人抱角杯[39]。邛窑还曾出土陶瓷质胡人头、陶瓷质戴冠着唐装胡人立俑。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出土一彩绘陶胡人男舞俑。另外据考证，曾任唐西川少尹、为官成都的支讷为入华月氏人后裔[40]。
（二）成都的波斯人
唐季成都的波斯人主要为李珣一家。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前蜀校书郎尹鹗曾戏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41]李珣弟“李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也，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42]。陈垣先生认为李珣、李玹兄弟可能为唐敬宗时波斯大商人李苏沙之后[43]。李珣妹李舜弦还被前蜀后主王衍纳为昭仪。受波斯文化的影响，在前蜀高祖王建的亲将中甚至还有名为“陈波斯”者[44]。蒲江县飞仙阁唐代摩崖石窟第九龛中的胡人造像也被美国学者考证为“西方来的波斯商人”[45]。邛窑蓝釉所用的钴蓝可能由波斯输入[46]，或由波斯商人贩运而来。在邛窑还出土有三彩波斯人头陶瓷[47]。唐末阿拉伯商人称成都为“Mudhū”（穆祖）[48]，他们还曾到过南诏，或由南诏前往成都。秦方榆先生甚至认为前蜀永陵墓室的拱券建筑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49]。
（三）成都的印度人和吐火罗人
神会在荆州时曾被一从成都来的印度僧人问法，此僧人还为无相禅师弟子。《历代法宝记》云：“会和上在荆府时，有西国人迦叶贤者安树提等二十余人，向和尚说法处问……却问贤者等从何处来。迦叶答从剑南来。问识金和尚否？迦叶答并示金和尚弟子。”神会明确指出“汝姓迦叶，是婆罗门种姓”[50]。《酉阳杂俎》云：“张魏公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变化无穷。”难陀在成都不仅受到军将的宴请，还“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往，闭关留之”[51]。唐懿宗咸通年间，“有天竺三藏，经过成都，晓五天梵语，通大乘论”[52]。该僧欲从成都经云南返回北印度。《佛祖统纪》还记载后梁贞明四年（918），“西天三藏钵怛罗至蜀，自言从摩伽陀国至益州，途经九万九千三百八十里”[53]。
前蜀光天元年（918），“西域胡僧满多三藏来游峨眉山，却归西国”[54]。满多三藏实为印度僧侣。杜光庭《宣进天竺僧二十韵表》云：“臣某伏睹西天三满多到阙朝对者……况身毒居葱岭之阴，于阗隔雪峰之外。天竺辽夐，跋涉辛勤。慕中华亿兆之尊，向大蜀圣明之主，专申朝觐，实美简编。”继云：“紫霞洞之仙客効祥，天竺国之胡僧入贡。”同氏作《贺西域胡僧朝见表》则云：“臣某伏以西域天竺僧到阙朝觐者。天慈迩被，异域怀归。致万里之蕃僧，朝千年之圣主……今者天竺远戎，葱山夐俗，在积雪流沙之外，比峰岑鹿岛之间。”同氏作《寿春节进元始天尊帧并功德疏表》亦云：“身毒罽宾，三满多则倾心入贡。”[55]可知满多三藏在前往峨眉山巡礼前，曾于成都觐见前蜀高祖王建，此事还被编入前蜀国史。吐火罗人佛陀达摩（buddhadarma）也于成都出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其为“睹货罗速利国人也……云于益府出家”[56]。有许多吐火罗人在成都经商。《册府元龟》记吐火罗“其地与益州邻，尝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57]。另有一东南亚僧侣也曾云游蜀中，张蠙作有《送南海僧游蜀》一诗。
（四）成都的新罗人
开创蜀地净众—保唐禅的无相禅师“俗姓金，新罗王之族，家代海东”[58]。李商隐亦称其为“辰韩显族”[59]。无相于开元年间入蜀，被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迎请居于净众寺，被本地律师称为“外国蕃人”[60]。唐玄宗还将他延请入成都行宫内殿供养。另有一新罗全禅师也曾在成都活动。唐玄宗敕建大圣慈寺时曾“敕新罗全禅师为立规制”。寺建成后全禅师“往池州九华山坐逝”[61]。新罗高僧、曾被新罗王待以国师之礼的行寂法师在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曾至成都，“巡谒到静众精舍，礼无相大师影堂”[62]。(www.xing528.com)
新罗景德王曾遣使溯长江而上至成都朝贡唐玄宗。《三国史记》云：“王闻玄宗在蜀，遣使入唐，溯江至成都朝贡。玄宗御制御书五言十韵诗，赐王曰‘嘉新罗王岁修朝贡，克践礼乐名义，赐诗一首’。”[63]新罗宪康王亦遣使至成都探望唐僖宗。崔致远《新罗探候使朴仁范员外》称赞不畏艰险的新罗使者朴仁范云：“今者仰恋圣朝，远衔王命，捧琛执贽，栈险航深，能献款于表章，欲致诚于官守。虽无奉使，难在此时，九州岛之侯伯倾心，万国之臣僚沮色。”[64]当时在成都的翰林学士乐朋龟亦记有“鸡林之郡来朝”[65]。
中和二年（882），新罗入朝使金直谅也被淮南衙将护送至成都朝见唐僖宗。《三国史记》云金直谅由于“叛臣作乱，道路不通，遂于楚州下岸，逦迤至扬州，得知圣驾幸蜀，高太尉差都头张俭，监押送至西川”[66]。前蜀后主王衍时还有新罗人来朝。杜光庭《贺德音表》云王衍即位后有“鸡林绝域，雾集梯航”[67]。在后唐时还有“新罗僧携庄宗诸子为僧，入蜀投孟主”[68]。另外高句丽末王高藏曾被流放至成都附近的邛州并殁于此，“诏送至京师”[69]。
（五）成都的日本人
日本僧人金刚三昧于晚唐时到峨眉山礼法。史载“倭国僧金刚三昧，蜀僧广升，峨眉人，与邑人约游峨眉”[70]。“从宗教地理的角度看，外方僧人礼峨眉普贤，多要经过成都”[71]。因此金刚三昧应到过成都。韦庄于唐末入蜀后，作有《送日本国僧敬龙归》，送别自成都归国的日僧敬龙。《茅亭客话》称西蜀文士勾令玄为日本瓦屋和尚撰写塔偈。《茅亭客话》云：“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国人也，嗣洞山悟本禅师，天复年初入蜀，伪永泰军节度使禄虔扆舍碧鸡坊宅为禅院居之，至孟蜀长兴年末迁化时，齿有一百六十三。”[72]可知能光居于成都碧鸡坊并坐化于此。
（六）成都的吐蕃人
据藏文史籍《拔协》记载，吐蕃赞普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为太子时，有桑希（SanSi）等四人被派往汉地学习佛法。在返回吐蕃时，于益州（eg-chu）停留，从金和尚（kim-hwa-shang）授业，金和尚授与经书三帙[73]。可见吐蕃使臣曾到过成都，且在无相门下学习过禅法。《拔协》和《布顿佛教史》还记载，赤松德赞亲政后又派巴赛囊、桑希等往汉地求法，被唐廷批准随从益州的尼玛和尚学习禅法。
至德二载（757）三月唐玄宗在成都时，巂州刺史段子璋“俘所获吐蕃生口来献，诘责而舍之”[74]。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向西川节度使李德裕请降。他率“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继，空垒来归”。悉怛谋抵达成都后，李德裕大量出动牙兵举行受降仪式，与他盟誓不相背弃。仪式隆重以至于“南蛮在列，莫敢仰视”[75]。虽然李德裕屡次请求唐廷赏赐悉怛谋等人，但由于受降违反唐蕃长庆会盟之约，所以悉怛谋一行被遣返，在边境被吐蕃军队屠杀。在唐代到过成都的吐蕃人还有论惟贤，论惟贤“其先西土人也。高祖讳东赞，作相于西戎，因官立姓，遂为论氏”[76]。论惟贤高祖父为吐蕃名臣禄东赞，由于赞普墀都松（Khri‘dus srong）翦除禄东赞子论钦陵势力，噶氏家族（mGar）在吐蕃势微，钦陵弟赞婆和钦陵子论弓仁逃往唐朝。论惟贤即论弓仁之孙，于唐肃宗广德二年（764）为剑南节度副使，任官成都。
（七）成都的南诏人
有唐一代，大量的南诏留学生、使节往来于成都、南诏，还有许多南诏使臣经成都前往长安。甚至有南诏使者任职于西川节度使麾下，如韦皋下属“讨击副使段忠义，本阁罗凤使者也”[77]。韦皋镇蜀时，始“择群蛮子弟聚于锦城，使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78]。50年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以致“军府颇厌于禀给”[79]。南诏留学生于成都府学就学，助教鲜腾“导之以礼仪，诱之以柔驯”，使“南诏诸徒久习皇风，素明诗礼”[80]。高骈《回云南牒》亦云唐廷及西川节度使对南诏留学生“赐书习读，降使交欢，礼待情深，招延意厚，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81]。
咸通七年（866），南诏清平官董成等在成都时，被西川节度使李福关入大狱，直到刘潼继任节度使后才被放出。唐僖宗南奔成都后，南诏王蒙隆舜“遣宰相赵隆眉、杨奇混、段义宗朝行在，迎公主”[82]。翰林学士乐朋龟记云：“鹤拓之城入贡，象驾来王。”[83]中和元年（881），南诏再遣使者往成都迎亲，“献珍怪毡罽百床”[84]。中和三年（883），南诏布燮杨奇肱又来成都迎亲，但这次和亲最终“乃托以他岁而止”[85]。
唐代西川禅法大盛，一些南诏僧人于内地游学后讲法于成都。如出身南诏王室的北院通禅师“遂辞王出家，遍游天下。初参夹山和尚，次谒洞山价祖。有省乃为法嗣，开法于西川”[86]。
前蜀乾德年间（919—924），大长和国布燮段义宗与判官赞卫、姚岑等奉使成都。段义宗在成都时，“谈论敷奏道理，一歌一咏，捷应如流”[87]。他还前往大圣慈寺礼佛，作有《题大慈寺芍药》、《题三学院经楼》（二首）、《题判官赞卫有听歌妓洞云歌》、《思乡》等诗。还有一些大长和国人作为战俘长期居于成都。前蜀永平四年（914）年年末，前蜀军击败入侵黎州的大长和国军队，俘获甚多。永平五年（915）正月，前蜀高祖王建“御得贤门受蛮俘，大赦”[88]。这批俘虏一直到后唐灭亡前蜀后才被遣返。《五代会要》云：“郭崇韬平蜀之后，得王衍昔俘获数千，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于界上，唯国信与蛮俘得往。”[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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