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佛教语境中将“东国”指向中国，非佛教文献中“东国”出现的次数较少，且多是诗赋作品的用典之语，指的是中国东部地区。
卢照邻：“别有东国儒生，西都才客，屋满铅椠，家虚担石。”[65]储光羲：“迢递别东国，超遥来西都。”[66]以上“东国”指的是东都洛阳。柳宗元有诗“染毫东国素，濡印锦溪砂”[67]，“东国”指的是唐淮南道靠东部的地区。储光羲《临江亭五咏》：“南州王气疾，东国海风微。”[68]这里的“东国”意指东部沿海地带。陈子昂有“鸱鸮悲东国”[69]的诗句，指的是周公在不被周王理解的情况下平定东方诸侯国叛乱，作《鸱鸮》以呈周王。
唐代中后期，佛教语境中的“东国”逐渐不再指向中国，“唐国”是中国的称呼之一。慧能晚年为弟子讲解佛法时，称达摩“吾大来唐国，传教救名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在言及佛法的传承时又说“唐国僧惠可第三十六”[70]。唐代中期不空所译的《都部陀罗尼目》：“依毗卢遮那成道经，大本十万偈，可有三百卷经，唐国所译略本七卷。”[71]唐窥基所撰的《金刚经般若经赞述》称“今唐国有三本流行于世”[72]。前引神会与崇远对话中提到的“唐国菩提达摩既称其始”“唐国以菩提达摩而为首”“唐国有惠可禅师承菩提达摩后，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有一十三代”[73]等，则将“西国”天竺与“唐国”并列。
新罗僧人也称唐代中国为“唐国”。新罗通晓大师“洎乎大和年中，私发誓愿，往游中华”，后随新罗王子金义琮“达于唐国”[74]。新罗僧人大贤所编的《梵网经古迹记》：“十八种物者，义寂师云：‘除杨枝澡豆取三衣等，别开经律佛菩萨故。’然唐国说，三衣为三，经律为一，佛菩萨为一，故十八。”[75]也是直接称唐代中国为“唐国”。
“唐国”与“东国”并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东国”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唐国”则是对作为政治实体唐的指称，二者并不属于同一范畴。“东国”不再指向中国，但同一时期指代中国的还有“东夏”“中国”等。
随着中国文化向东传播，“东国”在唐代中期开始向东转移，可以代指日本和新罗，并最终成为新罗、高丽、朝鲜的代名词。
空海于唐宪宗元年回到日本后，向天皇上《御请来目录》，其中提到长安青龙寺惠果曾告诫空海：“义明供奉，此处而传，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76]这里的“东国”可能是惠果的原话，也可能是空海自己的语言，说明“东国”可以指代日本。
但总的来说，“东国”指的是新罗。
新罗僧人元晓、义相曾赴唐学习佛法，宋代僧人延寿在《宗镜录》中称“如昔有东国元晓法师、义相法师，二人同来唐国寻师”[77]。新罗僧人大贤著有《菩萨戒本宗要》，道峰在《大贤法师义记序》中称其为“东国大贤法师”[78]。有着新罗“迦智山”开山祖师之称的道义和尚是新罗北汉郡人，唐百丈山怀海和尚称其为“东国僧”[79]。新罗国师无染禅师是新罗武烈王八世孙，于长安初年入唐，其师华爽（光）寺如满禅师评价无染：“吾阅人多矣，罕有如是东国人。他日中国失禅之时，将问之东夷焉。”[80]通晓大师是“鸡林冠族金氏”，于大中年间随新罗王子金义琮入唐，其自称从“东国来”[81]。慧目和尚被称为“东国慧目山和尚”，俗姓金氏，是“东溟冠族”，长庆四年（825）入唐，开成二年（838）随新罗王子金义宗回国[82]。此外，齐云和尚、福清和尚、桐里和尚、实相和尚也都是“东国”新罗人[83]。
从以上史料可知，不仅新罗僧人自称“东国”人，唐高僧也称新罗僧人为“东国”僧，《祖堂集》著者也以“东国”人称呼新罗僧人，说明《祖堂集》成书的五代时期，“东国”已是朝鲜半岛国家之代称。(www.xing528.com)
取代新罗的高丽王朝也以“东国”自称，这显然是受到了佛教语境中“东国”内涵和指向的影响。高丽诗人李仁老《破闲集》载，李子渊称“况我东国去蓬莱山不远”[84]。李承休在《〈帝王韵纪〉进呈引表》也称高丽为“东国”，列出了“东国则自檀君而洎我本朝”[85]的国王名号。高丽时铸有“东国重宝”和“东国通宝”，高丽时期李奎报的文集为《东国李相国集》，朝鲜王朝时期编写有《东国通鉴》《东国舆地胜览》等书，朝鲜半岛国家已把自己等同于“东国”。
朝鲜半岛国家自称“东国”，与其位于“海东”的地理位置有关。隋炀帝征高句丽时称其所在之地为“海东”[86]，唐高宗在给百济国王义慈的玺书中称百济、高丽、新罗为“海东三国”，义慈王被称为“海东曾子”[87]。相对于强大的唐代中国来说，新罗及后来的高丽、朝鲜既位于东海之东，也位于中国之东，被称为“东国”是对其地理位置的恰当描述。
新罗被称为“东国”，是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概念，这与唐代中国是东亚世界的中心是一致的。“东国”只是按照地理位置对朝鲜半岛国家的代称，并不是对新罗政权的实称。但高丽、朝鲜自称“东国”，既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承认，也把“东国”由虚称变为实称。
“东国”成为朝鲜半岛国家的代称，但在同一时期朝鲜半岛的文献中，“西国”指的并不是朝鲜半岛之西的中国，而是佛教诞生之地天竺。
日本推古天皇时期，百济观勒僧上书天皇：“夫佛法自西国至于汉经三百岁，乃传之至于百济国而仅一百年矣。然我王闻日本天皇之贤哲，而贡上佛像及内典，未满百岁。”[88]在百济僧人看来，佛教从“西国”天竺传到中国，之后经中国传至百济，再经百济传至日本。
据《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文武王死后，“便于库门外庭，依西国之式，以火烧葬”[89]。火葬不是古代中国的固有风俗，唐义林和尚为其师基洪道迁葬时，“得全躯依西国法焚而瘗之”[90]。据《大唐西域记》，印度“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水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91]，可见火葬之法是“西国”印度的风俗，“西国”指的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
在日本僧人看来，“西国”指的也是天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多次提到“西国”，开成五年（841）五月圆仁见到的佛顶骨是“西国僧贞观年中将来者也”；在提到香山时，圆仁称“昔天竺僧来，见此三峰，乃云：‘我在西国，久住香山’”[92]，会昌五年（846）三月，“西国北天竺三藏难陀，在大兴善寺；南天竺三藏宝月兼弟子四人，于中天成业，并解持念大法、律行精细、博解经论，在青龙寺。”[93]此处的“西国”更是直接指向了“天竺”。
从“唐国”和“东国”“西国”的指向和位置关系来看，虽然并未明确地以“唐国”为中心，但“西国”“东国”都是从“唐国”出发观察西部和东部世界形成的概念，“唐国”是这一世界认知体系事实上的中心。唐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非常强大的国家之一，也是东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包括中国化佛教在内的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持续输出，新罗对唐的认知也更为全面和深入，“东国”的向东转移并成为朝鲜半岛国家的自称，说明新罗、高丽等对中国在东方世界的中心地位有一种心理上的接受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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