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国在佛教语境中的含义

丝绸之路开辟后，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传播高峰，唐代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佛教在中国流布的过程中，许多印度、西域高僧来到中国，中国不少高僧也前往印度求佛法，在中印文明的互动、碰撞中，佛教语境中“东国”“西国”的内涵和指向，有了不同于非佛教文献的新变化。

《出三藏记集》在提到佛经的译行时，称“始缘兴于西方，末译行于东国”^[44]；卷九在言及佛教的流传路径时又说“东国明殃庆于百年，西域辨休咎于三世”^[45]，卷一四：“什道震西域，声被东国。”^[46]以上三则史料把“东国”与“西方”“西域”进行比较，佛教的诞生地是“西方”天竺，经由“西域”传至“东国”，“东国”指的是“西域”以东佛教的新传之地中国，而不是中国的某个地区。

陶弘景与沈约相互论难时多次提到“东国”，陶弘景难曰：“阎浮有四，则东国不容都无。”沈约答曰：“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阎浮有四，此道已流东国者。”^[47]道安评价弟子慧远：“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48]以上“东国”指的分别是东汉和南北朝时期的中国。

慧皎在《明律论》中在论及《十诵》的流传情况时说：

虽复诸部皆传，而《十诵》一本，最盛东国。以昔卑摩罗叉律师，本西土元匠，来入关中，及往荆陕，皆宣通《十诵》，盛见《宗录》。昙猷亲承音旨，僧业继踵宏化。其间璩俨隐荣等，并祖述猷业，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钻掘。其后智称律师，竭有深思。凡所披释，并开拓开户，更立科目。齐梁之间，号称命世，学徒传记，于今尚焉。^[49]

《十诵》从“西土”传入中国，流传遍及“关中”“荆陕”，后又进入南朝宋和“齐梁之间”，可见“东国”指的是包括以上地区和时代的中国。

隋代和唐代前期，佛教语境中的“东国”也是中国的代称。

隋皇甫毗《玉泉寺碑》：“梦通刘后，感应姬王。恒星掩耀，满月澄光。写形东国，指圣西方。”^[50]唐初僧人法琳在《破邪论》中说佛教的东传是“西方先音形之奉，东国暂见闻之益”^[51]，指的都是佛教从“西方”的天竺向“东国”中国传播之事。

《大唐西域记》卷一二“瞿萨旦那国”条：

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52]

这里懂得桑蚕养殖技术的“东国”，无疑指的是中国。

佛教语境中用“东国”指称中国，与“西国”指向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有关。

丝绸之路开辟后，非佛教文献中的“西国”是一个广域的地理概念，汉代的“西国”指向西方多个国家，唐代亦是如此，据《朝野佥载》：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53]

唐太宗时与唐建立关系的“西国”有数十国之多，可见“西国”是西域多个国家的统称。

但在佛教语境中，印度从众多的“西国”中独立出来，成为“西国”的唯一代称对象。

沈约《均圣论》：“西国密涂，厥路非远，虽叶书横字，华梵不同，而深义妙理，于焉自出。”^[54]“叶书左字”是指印度佛经多写于贝多罗树叶之上，据此可知“西国”即是印度。(www.xing528.com)

魏明帝时，和尚昙无最与道士姜斌对论，魏明帝欲“加斌极刑”，此时“西国三藏法师菩提留支苦谏”^[55]，明帝才改将姜斌配徒于马邑。菩提留支是北印度人，北魏宣武帝时来到中国，这里的“西国三藏法师菩提留支”更能说明“西国”指的是印度。

唐慧琳口述的《新集浴像仪轨》记载，“西国五印度僧众住持稍加严丽，或居伽蓝寺宇兰若僧园，每日浴像焚香采众名华”^[56]。六祖慧能在讲解“摩诃般若波罗蜜”时，称“摩诃般若波罗蜜者，西国梵语，唐言大智惠彼岸到”，“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言彼岸到”^[57]，很明显，这里所说的“西国”指的也是印度。

“西国”代指印度，在神会与崇远的问答中体现得更为明确：

远法师问：“唐国菩提达摩既称其始，菩提达摩复承谁后？又经几代？”答：“菩提达摩西国承僧伽罗叉，僧伽罗叉承须婆蜜，须婆蜜承优婆崛，优婆崛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难，阿难承迦叶，迦叶承如来付。唐国以菩提达摩而为首，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西国有般若蜜多罗承菩提达摩后。唐国有惠可禅师承菩提达摩后。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有一十三代。”^[58]

神会多次提到达摩是“西国”人，其所列举的佛教传承脉络时涉及的高僧也都是印度人，这里的“西国”无疑指的是佛教诞生之地印度。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魏晋至唐代前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人们对“西国”印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佛教语境中的“西国”成为单指佛教诞生之地印度的宗教地理概念，“东国”则延续丝绸之路开辟后所形成的内涵，成为佛教后传之地中国的代称。

但同时也应看到，在非佛教文献中，“西国”仍是对多个国家所在地区的称呼。《唐国史补》：“开元末，西国献狮子。”^[59]吐火罗、波斯都曾于开元年间向唐献狮子，此处的“西国”有可能包括吐火罗、波斯在内的多个国家。《酉阳杂俎》：“胡榛子，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60]胡榛子在中亚地区广为种植，“西国”指的也是多个国家所在地区的代称。

佛教文献中“西国”“东国”内涵和指向的变化，可能与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印度“四天子”说有关。

据东晋时期天竺僧人迦留陀迦翻译的《佛说十二游经》：

阎浮提中，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城，有八国王，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61]

根据这一认识，东晋时期的中国是东方天子，位于“阎浮提（赡部洲）”的东部。玄奘《大唐西域记》对印度的“四天子”说也有记载：

时无轮王应运，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62]

玄奘并未说明南象主、西宝主、北马主、东人主指的是哪一国家，但根据《译十二游经》中“四天子”之一的晋天子“人民炽盛”推断，“和畅多人”的“东人主”指的应是唐代中国。迦留陀迦与玄奘关于“四天子”说的记载类似，说明此说在印度流行范围较广、流行时代较久，是印度对世界认知的主要观念。在“四天子”说中，中国人主天子位于赡部洲东部，佛教语境中用“东国”代指中国，应与此说密切相关。

唐智昇开元年间所撰《续古今译经图纪》称中印度沙门那提：“承支那东国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州称最，乃搜集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余夹合一千五百余部，以天皇永徽六年创达京师。”^[63]“赡部”即南赡部洲，“支那东国”指的是唐，此记载能明显看到印度的世界认知对中国影响的痕迹。

玄奘所说的“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东国”^[64]中的“东国”，指的即是中国。而“佛兴西方”并不是“西宝主”之国，而是“南象主”印度，因为印度在中国的西部而不是南部，佛教也是通过西域传到中国的。印度位于广义的西域范围之内，西汉时期即被称为“西国”。

佛教语境中将“西国”指向印度、“东国”指向整个中国，应是中国的“天下观”与印度“四天子”说相互影响的结果。丝绸之路开辟后，“东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宗教地理概念，与非佛教文献中的“东国”指向一致，但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佛教语境中的“东国”指的是佛教后传之地中国，而非佛教文献中的“东国”则是按照地理方位或文明类型确定的政治、族群和地理概念。佛教语境中“东国”和“西国”的内涵和指向，说明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中，古代中国对域外世界的探索和认知不断扩展，对其中一个国家的认知已经进入更加深入和具体的层面，对自己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