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被称为“东国”的地区，东汉至魏晋时期仍可称“东国”。
窦章是汉扶风平陵人，东汉安帝永初中“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23]，外黄县属东汉陈留郡，周时为位于成周之东的宋国黄邑，属当时的“东国”地区。刘瑜为东汉广陵人，其自称“臣瑜自念东国鄙陋，得以丰沛枝胤”[24]，广陵在周时属吴国，周穆王时进入“东国”范围。东汉末北海人孙宾硕因仗义收留赵岐而“显名于东国”[25]，晋惠帝称齐王冏“昔以宗藩穆胤绍世绪于东国”[26]。北海国大致位于今山东潍坊市，与西晋时齐王冏的封地基本处于同一地区，周时为齐国之地。司马炎代魏后，封魏帝曹奂为陈留王，“以敬授青土于东国”[27]，曹奂受封之地的陈留，先秦时期即属“东国”。《晋书》有“孙恩乱东国”[28]的记载，孙恩起义波及的主要是东晋东部沿海地区。
以上提到的“东国”，基本上指的是当时中国的东部地区，均是由其所处的地理方位决定的，同时也与地理概念的历史传承有关。但与先秦时期的“东国”相比，此时“东国”的内涵已有所变化。
先秦时期的“东国”是因“天下观”而形成的地理、族群、政治等综合性概念，指的主要是位于东方的诸侯国，其产生的前提是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中心。但汉代至魏晋时期的“东国”主要是因所处的地理方位而形成的概念，是与国内其他地区相互比较的结果，只有一个相对的中心。正如今天所说的华东、华北、华南、西南、西北一样，中间还有一个相对位于中心的华中，但华中并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天下观”的中心是整个“中国”[29]，但“中国”国内的各个地区相互比较时，则存在着一个地理上的相对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纷立，相对位于东部的政权常被称为“东国”，但比较对象不同，“东国”的指向也不相同。《三国志·谯周传》裴松之的注文中有“征兵南中，乞师东国”[30]之语，魏国攻蜀，蜀所求援的“东国”必是吴国。前燕梁琛出使前秦，其从兄前秦尚书郎梁弈多次询问梁琛“东国起居”，梁琛回答：“今欲以东国事语君，恐非西国之所欲闻。”[31]前秦与前燕是南北朝时期的邻国，前秦在西，前燕在东，故二者分别可称“西国”和“东国”。《北史》卷三四：“胡方回、张湛、段承根、阚骃、刘延明、赵柔、索敞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32]引文中的人物均为前秦、后秦时人，后秦亡后仕于北魏，前秦、后秦在西，北魏在东，故北魏可称“东国”。
北魏在与前秦、后秦比较时为“东国”，而在于南朝的梁、陈比较时，梁、陈又变成“东国”。徐陵《在北齐与宗室书》称“胡贼凭陵，中原倾覆，我则供牺牲于东国”[33]，这里的“东国”显然是与处于“中原”的北魏相比较而言的，指的是位于江东的南朝政权。
无论吴、前燕还是北魏、梁、陈，都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区域性政权，因此，“东国”只是依据所处地理方位进行相互比较的结果，并没有固定的地理指向。
以上所讨论的“东国”，是在传统“天下观”的框架下对中国内部不同区域进行比较后形成的，属于“天下”之内的地理概念。但在丝绸之路开辟后，具有世界意义的“东国”概念已经萌芽，这一点从常与“东国”进行比较的“西国”之变化中可见端倪。(www.xing528.com)
张骞初通西域时，西域曾被称为“西国”。匈奴常袭击汉“使西国者”[34]，为此桑弘羊建议采取屯田等措施“以威西国”，并“遣使使西国”[35]。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36]，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旁国”[37]。汉代时期的“西国”，无疑包括以上国家。
“西极”是古代中国人所能知道的西方最远地点，战国时主要指今青海湖北至祁连山、张掖及其以北沙漠地带。丝绸之路开辟后，“西极”向西延伸至条支，东汉和南北朝时又延伸至大秦[38]。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把“西极”与“东国”进行比较的文献。江淹《空青赋》：“夫赤琼以炤燎为光，碧石以萎蕤为色，咸见珍于东国，并被贵于西极。”《莲花赋》：“植东国以流咏，出西极而擅名。”[39]这里有关“西极”与“东国”的比较虽只是诗赋作品，但却反映了丝绸之路开辟后，随着东西方交流互动的加深，中国对世界的最西方已经有了较为形象的认知。
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有把“西极”“西国”与“中国”进行比较的例子：“西国胡人言：‘苏合香者，是兽便所作也。’中国皆以为怪，兽便而臭，忽闻西极兽便而香，则不信矣。”[40]无论“西国”“西极”指的是哪一国家，与其进行比较的“东国”和“中国”，指的并不是中国的某部分疆域，而是整个中国。
先秦时期的“西国”，最远不会超过当时的“西极”——青海湖北至祁连山、张掖及其以北沙漠地带。西汉以后，“西国”和“西极”已向西拓展至西域各国甚至更远的“大秦”，而与之进行比较的“东国”，必然突破了原有“天下观”的界限，成为一个初步具有世界意义的地理概念，其指向也由中国的某部分地区，变成整个中国。
在中国以“西国”“西极”代称西方国家的同时，“西国”也以类似的方式认知位于东方的中国。梅拉在《世界志》（约公元50年）中称赛里斯人（中国人）“居于亚洲最东端”[41]，托勒密《地理志》（约公元150年）称秦奈、赛里丝国（都指中国）位于大地的极东部，并认为“已知世界的东极，以经过秦奈都城的子午线为限”[42]。斯科马斯在《基督教风土志》（约公元545年）认为秦尼扎国（中国）位于东方“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即“大地的尽头”[43]。
就当时东西方的交流与互动来说，“东国”和“西国”对彼此的了解有限，只能以“西国”和“东国”等与地理方位有关的概念来指称位于极远处的国家。这种相似的世界地理认知观念，因丝绸之路而相遇和碰撞，在互动的过程中促进了“东国”“西国”等具有世界意义地理概念的形成。
但同时也应看到，“东国”“西国”等概念更多的是依据所处方位形成的，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中心的存在，这与传统“天下观”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差序格局完全不同。“西国”的向西延伸以及“东国”指向的变化，说明随着古代中国与域外国家交流互动的增加，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也随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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