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的第一位女王——善德女王，为新罗第二十七代王，名德曼，是二十六代真平王的长女，因真平王无子而即位。从善德以女性身份继承最高统治者位，而且是被新罗“国人”共同推立的情况来看，新罗当时在王位继承中性别因素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6]。
善德女王在位共16年，通观其人生，主要事业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在新罗国家对外关系方面，集中处理与高句丽、百济以及唐王朝的关系；二是在推动新罗国内的文化事业发展上，而这两者又都与新罗、唐朝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善德女王以后直到武烈王（654—661）、文武王（661—681）两代统一朝鲜半岛，是唐罗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的奠基阶段又在善德、真德两位女王时期[7]。
善德女王即位时正逢朝鲜半岛竞争激烈时期，新罗与百济、高句丽攻战不断。大致情况整理如下表：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善德女王时期新罗与百济、高句丽交锋近十次，贯穿善德朝始终，其中又以百济为最直接对手，给新罗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国力相对虚弱的新罗原本有两种策略加以应付：一是对高句丽和百济分别加以利用，如前面提到的借兵高句丽打击百济，但这一途径并不顺畅；二是争取“东亚之主”唐朝的支持，这一选择在朝鲜半岛外交回旋余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成了新罗最为核心的策略。在善德女王一朝，新罗与唐的往来不断。
新罗早在唐立国不久即与之建立了臣属关系。善德女王即位后，也继续秉承这一传统，即位当年的十二月即遣使唐朝朝贡。据统计，善德女王共遣使入唐9次，其中正常遣使朝贡和贡献方物6次，派遣学子求学1次，还有两次为向唐求援。
朝贡和贡献方物分别为善德元年（632）十二月、二年七月、十一年正月、十二年正月、十三年正月、十四年正月。从时间分布来看，自善德十一年（642）以后，每年正月进行朝贡成为新罗与唐朝交往的固定模式。以这一时期唐朝与半岛各国关系来看，正是唐朝建立与朝鲜半岛完整藩属体系的时期，在经历了“藩臣”关系下的和平相处时期以后，到这一时期唐朝的目标开始转变为集中于打击最为强盛的高句丽、彻底稳定朝鲜半岛一事上[8]。而唐朝的远交近攻对于长期受到高句丽、百济威胁的新罗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而且从上面所引资料来看，在善德女王十一年以前新罗应该还有在三国中平衡捭阖的想法在内——这一年冬季新罗向高句丽请兵对抗百济的行为即是证明，但高句丽借助新罗衰弱渔利的企图使新罗的希望彻底破灭[9]，此后的新罗应该全面转向联合唐朝之路。新罗在善德十一年以后开始与唐朝有稳定的朝贡往来应基于此。
这一点从新罗两次向唐遣使救急也可以看出。第一次在善德女王十一年八月，因高句丽想联合百济断绝新罗朝唐道路，孤立新罗，引起新罗的恐慌，善德女王派遣使者将此事告知太宗。第二年九月，新罗再次派遣使者，这一次遣使所保留下来的信息较多。据《三国史记》所载，使臣到达长安后，即对太宗提到高句丽与百济对新罗的进攻。虽然唐朝此时刚刚决定暂时隐忍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行为[10]而并未出兵，但在善德女王十三年（644），唐太宗仍派遣相里玄奖告诫高句丽不要侵犯新罗。第二年五月太宗亲征高句丽的时候，新罗也出兵三万助战。总之，新罗向唐朝积极地靠拢是符合唐朝远交近攻政策的，衰弱的新罗对于唐朝更为恭顺，更符合唐朝控制朝鲜半岛的需要，双方很快就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藩属关系。(www.xing528.com)
在政治交往的同时，善德女王也十分注重与唐朝的文化往来，这一方面包括新罗与唐朝官方性的儒学文化交往；另一方面则是半民间、半官方性的佛教文化往来。
善德女王九年（640），新罗派遣贵族子弟前往唐朝，请入国学学习。当时太宗正大力推动儒学教育，扩充国子学，生员达数千人。新罗子弟入学，开启了新罗大规模吸收中原儒学文化的序幕。此后到神文王二年（682），新罗置国学等一系列发展儒学的举动均是以此为契机，为新罗儒学整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佛教文化被新罗广泛吸收则既有民间的僧侣求法，也有官方的派遣，而其中善德女王派遣僧侣前往唐朝学习佛法并大力崇佛，对新罗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善德女王五年（636），女王因病医治无果，于是在皇龙寺集僧讲仁王经，并许度僧100人，因此得以痊愈。善德女王时期也兴建了很多名寺，涌现了许多高僧[11]，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慈藏和尚。
慈藏大师是善德女王时期的著名高僧，本姓金，出身辰韩真骨苏判金茂林之家。慈藏对于新罗佛教最大的贡献在于新罗佛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其规范化。慈藏作为西行求法的著名高僧，其佛学造诣举国钦佩，而此时新罗佛教诸住持修奉“轨仪阙如”，于是朝廷大臣启请以慈藏为“大国统”，主管一切佛教僧尼制度。慈藏因“令僧尼五部各增旧学，半月说戒，冬春总试，令知持犯，置员管维持之。又遣巡使，历检外寺，诫砺僧失，严饰经像为恒式，一代护法，于斯盛矣”，其结果是新罗因此“国中之人，受戒奉佛，十室八九，祝发请度，岁月增至”[12]。确立了佛教在新罗的意识形态核心地位。
善德女王时期的新罗之所以积极学习唐朝文化，其一，是想借助唐朝较为完备的政治体系和儒家文化体系来建立新罗国家政治、文化内核，以发展新罗，并以此向唐朝靠拢，对抗高句丽和百济。其二，之所以实施积极的佛教政策，也是出于借助宗教控制思想意识领域，保证新罗国家发展稳定、巩固自身统治的考虑。同时还包含了维护善德女王女性身份因素的影响在其中[13]（具体论述详后）。
虽然善德女王时期外患不断，但借助与唐朝藩属关系的逐渐巩固，以及儒学、佛教等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新罗国内的局势还是较为稳定的。总之，善德女王时期的新罗虽然不断遭到高句丽、百济的进攻，但因唐朝的一统和强盛也给了新罗以希望——通过借重唐朝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摆脱危机，这正与唐朝经营东北的方略一拍即合，于是双方的藩属关系就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与频繁的政治往来相伴的是文化往来的高速发展，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儒学和佛教两个方面，这些对于新罗，乃至整个朝鲜半岛此后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善德女王是新罗与唐关系发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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