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常愍或曰常慜，其俗名未知，生卒年亦不详。考其生平，详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并州常慜禅师及弟子》。原文如此记载：
常慜禅师者，并州人也。自落发投簪，披缁释素，精勤匪懈，念诵无歇。常发大誓，愿生极乐。所作净业，称念佛名。福基既广，数难详悉。后游京洛，专崇斯业。幽诚冥兆，有所感征。遂愿写《般若经》，满于万卷，冀得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圣迹，以此胜福，回向愿生。遂诣阙上书，请于诸州教化抄写《般若》。且心所志也，天必从之。乃蒙授墨敕，南游江表，敬写《般若》，以报天泽。要心既满，遂至海滨，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复从此国欲诣中天。然所附商舶载物既重，解缆未远，忽起沧波，不经半日，遂便沉没。当没之时，商人争上小舶，互相战斗。其舶主既有信心，高声唱言：“师来上舶！”常慜曰：“可载余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轻生为物，顺菩提心，亡己济人，斯大士行。”于是合掌西方，称弥陀佛。念念之顷，舶沉身没，声尽而终，春秋五十余矣。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许人也。号咷悲泣，亦念西方，与之俱没。其得济之人具陈斯事耳。伤曰：悼矣伟人，为物流身。明同水镜，贵等和珎。涅而不黑，磨而不磷。投躯慧巚，养智芳津。在自国而弘自业，适他土而作他因。觏将沉之险难，决于己而亡亲。在物常慜，子其寡隣。秽体散鲸波以取灭，净愿诣安养而流神。道乎不昧，德也宁湮。布慈光之赫赫，竟尘劫而新新。[2]
据此，可见常愍籍贯并州（今山西太原），乃净土宗高僧，曾倡导敬写《般若》，后从海路前往佛国巡礼，遂附舶南征往诃陵国，又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卒葬身于从末罗瑜国往中天竺的大海之中。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序文，可知该书传主次第，“多以去时年代近远存亡而比先后”，王邦维指出“本书所记俱为六四一年后，六九一年前四十余年间事”[3]，亦即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至武后天授二年（691）年之间。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常愍本传之前为道生本传，此人“以贞观末年（649），从土蕃路往游中国”，常愍本传之后有隆法师者，此人“以贞观年内（627—649）从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观化中天”，后又有会宁律师“以麟德（664—665）年中杖锡南海，泛舶至诃陵洲”[4]，由此大致可以推测：常愍主要活动于唐太宗时期，应于太宗末高宗初期间附舶南征。
至于常慜倡导敬写《般若》之事，另有宋非浊集《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中“第四十七并州道俊写《大般若经》感应”征引《并州往生记》云：
释道俊，一生修念佛三昧，不乐余行。时同州僧常慜，劝写《大般若经》。俊曰：“我修念佛，全无余暇，如何写抄？”慜曰：“《般若》是菩提直道，往生要路也，汝须写抄。”俊都不诺，曰：“我生净土，自然圆满。”即夜梦，至海滨见渡，海西岸上有庄严殿堂，六人童子，棹舶在海渚。俊谓舶童：“我欲附舶渡西岸。”童子曰：“汝不信舶，岂得附舶？”俊问：“如何信舶？”童子曰：“舶是《般若》，若无《般若》，不能渡生死海，岂得生彼不退地？汝设附舶，舶即没。”梦觉惊怖悔过，衣钵写抄《般若》。自然供养日，紫云西来，音乐闻空，将非感应耶矣？[5](www.xing528.com)
此记可与前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常愍本传相关事迹相互参照。与此相关，清人彭希涑《净土圣贤录》亦征引《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常慜本传，并视常慜为净土圣贤，彭际清《净土圣贤录发凡》即云：“静蔼为法捐躯，常愍忘身济物，悲心深广，净愿坚牢。”[6]又，据王邦维研究，常愍所至诃陵国即“今加里曼丹岛西部”，末罗瑜国即“今占碑（Jambi）及其附近一带”[7]。那么显而易见，二彭与义净所说常愍卒因相同，亦即一致认为他并未到达天竺本土，而是曾经游行于南亚地区岛国之间，后来死于大海。
不同的是，《三宝感应要略录》卷中“第四十五并州常慜禅师写《大般若经》感应”征引《求法记》云：
并州常便禅师，发大誓愿生极乐，所作净业既广，数难详悉。后游京洛，专崇斯业，幽诚冥兆，有所感征。遂愿写《大般若经》，满于万卷。冀得远诣西域，礼如来所行圣迹，以此胜福，回向愿生。遂诣阙上书，请于诸州教化，抄写《大般若》。且心所至也，天必从之，乃蒙授墨敕，南游江表，敬写《般若》，以报天恩。深要心既满，附舶西征，百千天人，奏伎乐之，即见乘舶是《般若》夹。后于天竺而卒，得净土迎矣。[8]
此段前文显系删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常慜本传，“慜”已讹为“便”。至于结尾叙及常慜并非葬身于大海，而是“于天竺而卒”，又的然不同于义净传记。此或缘于《三宝感应要略录》兼录他书内容。而事实上，《三宝感应要略录》辑者确信常愍曾到达天竺本土。该书卷上第十曾征引常愍《游历记》，首言“沙门常慜发大誓愿，远诣西方礼如来。所行遗迹，至北印度僧伽补罗国”[9]。无独有偶，该书卷上第二十九亦征引常愍《记游天竺记》，首句亦云“释常慜，发愿寻圣迹游天竺，日至中印度鞞索迦国”[10]。关于北印度境僧伽补罗国，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记载：“僧诃补罗国周三千五六百里，西临信度河。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据岭，坚峻险固。农务少功，地利多获。气序寒，人性猛，俗尚骁勇，又多谲诈。国无君长主位，役属迦湿弥罗国。”至于其具体位置，季羡林等认为“此国似为传闻之国，非玄奘所亲履之地”[11]。关于中印度鞞索迦国，《大唐西域记》卷五亦有记载：“鞞索迦国周四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里。谷稼殷盛，花果具繁。气序和畅，风俗淳质，好学不倦，求福不回。伽蓝二十余所，僧众三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余所，外道甚多。”考其具体位置，同样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说都待进一步研究，无可作为定论”[12]。抑又，《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记有僧伽罗国，即今之斯里兰卡，“玄奘并未亲践该国”，所记“当系得自传说，与事实有颇大出入”[13]。综上，可见常愍或在葬身大海之前，曾旅行至北印度、中印度；或僧伽补罗、鞞索迦两地，根本不分属于北印度、中印度，而是离诃陵国、末罗瑜国不远的周边地区。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汉地高僧，常愍曾在七世纪末巡礼于南亚一带，其舍身求法的精神令世人敬仰，正是中印佛教交流与南亚海洋文化的直接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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