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盛衰，关中漕运时兴时废，故经常需要重疏漕渠。基于对史料的梳理，可知隋唐时期前后有三次重疏漕渠的提议，现考证如下：
1．开皇四年重疏汉渠
隋朝建立以后，恰与汉代的情形较相似，同样是为解决运力不足的问题，亟须在汉渠的旧址上重新疏通漕渠。
事实上，这与开皇三年（583）的局势有着直接联系：一方面，边境的战事不断，“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使“军旅数起，转输劳敝”[5]，亟须供给军粮；另一方面，同年三月，隋文帝以“常服入新都”，因其城市营建与人口迁入之规模，更是造成了巨额的粮食缺口。在此背景下，恰逢关内又遭遇了严重的夏旱，以致“上亲祈雨于国城之西南”，诚可见灾荒已相当严重。
有鉴于此，“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无非是为调入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但问题是，受限于沙深水浅这一实际条件，经行于渭河的漕运其实并不畅通。为此，“上每忧转运不给，（于）仲文请决渭水，开漕渠”，得到了隋文帝的批准，“于是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6]，遂在汉渠旧址上重新疏通了漕渠渠道（以下简称“隋渠”）。
值得注意的是，从开皇四年（584）六月壬子“开渠”，到九月乙丑隋文帝“幸霸水，观漕渠”，工程历时仅三月，相较于汉代“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的投入[7]，似是过于简单。一般认为，这是因为隋渠大体沿用了汉渠旧迹的缘故，才节省了不少时间，却也只是一种推测。另见同年九月甲戌条记载“驾幸洛阳，关内饥也”[8]，如是说，则在视察结束仅仅九天过后，连皇帝本人都已赴东都就食，恰是说明了灾荒的严重程度；据此而论，此次工程很可能就是因为灾荒的缘故才不得已要草草收工。
随后，施工应该还继续进行，只是未见其详，但运输状况确实得到了明显改善：如开皇六年（586）例，因“关中连年大旱”，朝廷“发广通（仓）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9]，较之于过去，已截然不同。由此可见，隋代确实有疏通漕渠，而且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故有“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一说[10]。按照时间的计算，“这次重开的漕渠一直维持到隋末，大约使用了三十多年”[11]。
2．天宝元年开凿广运潭
隋渠废弃时间不详，仅《隋书·五行志》有载：大业七年（611），“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数十里”[12]。鉴于黄河航道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则输入关内的漕运也应基本断绝。
唐继隋后，漕运不通，只得改行陆路转运。按唐初“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便足”，一定规模的漕粮运输尚可维持；但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供给却越显吃力。如咸亨三年（672）例，为缓解关内饥荒，“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仓粟以赡之”，尝试着以“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13]。可是，这种就近调运的办法并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统治者仍不免要往返于东都就食，以致使唐中宗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14]却也无可奈何。(www.xing528.com)
如是，为绕开砥柱段河道运粮，唐朝“自景云中，陆运北路分八递，雇民车牛以载”，通过分设递场来逐段转运，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及至“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这样一来，漕运对畜力的损耗却显得过于严重，以“八递伤牛”故，运输代价显得太过高昂，难以长期维持[15]。待到开元二十一年（733），经雨灾过后，关内粮价再度上涨，京兆尹裴耀卿又适时重提“节级便取”运输法[16]，终于引起唐玄宗的重视，开始着手恢复部分河段的水运，结果“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算是暂时缓解了粮食紧缺的状况。
其后，“自裴耀卿言漕事，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为取悦于上，又有长安令韦坚继任运职。天宝元年（742）十一月，韦氏“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以下简称“唐渠”）。按《新唐书·食货志》载：唐渠“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为方便装卸，“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得玄宗赐名“广运潭”，作为漕渠运输的集散之地。相较于汉渠、隋渠，唐渠在线路上并未有太大改动，却也用时近两年，诚可见用工之投入。迤至天宝三载（744）时，漕渠全线贯通，“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17]，随即创下了隋唐漕运史上的最高纪录。
自此十余年间，漕渠通行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使唐朝囤积在东部地区的钱粮、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长安；而玄宗也终于结束了“逐粮天子”的奔波生活，开始安心定居。“及安禄山反于范阳，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18]，关内再未出现过粮食供应紧缺的情况。
3．开成元年重修兴城堰
经安史之乱破坏，漕运再度中断，按宝历二年（826）将“太仓广运潭复赐司农寺”的记载[19]，可知漕渠废用许久。此时，若还有漕运往来，漕船也只能改行渭河运输。及至“太和初，岁旱河涸，掊沙而进，米多耗，抵死甚众”，唐朝已无力再维持渭河运输，才考虑到“秦、汉时故漕兴成堰，东达永丰仓”，遂有“咸阳县令韩辽请疏之”，是为第三次重疏漕渠的提议。
在朝议过程中，确有进一步说明这次重疏漕渠的政治意图：彼时，右相李固言“以为非时”，本不予赞同；可文宗却坦言：“苟利于人，阴阳拘忌，非朕所顾也。”[20]执意想要落实。究其原因，当如中书侍郎李石所述：“此漕若成，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内无车挽之勤，则辕下牛尽得归耕，永利秦中矣。”[21]据此推断：在漕运不通的情况下，仅凭陆运车转，势必会占用大量的畜力资源，以至于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农耕生产。显然，对于成本计算的考量，才是统治者之所以要固执己见的真实动机。
除此之外，针对韩辽是否有过疏凿漕渠一事，郭声波已提出质疑，并认为《旧唐书》和《新唐书》在转述过程中存在曲解，如大中五年（851）裴休接盐铁转运使，有载：“始者，漕米岁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若将“始者”改作“太和后”[22]，似是当时漕运仍经渭河运输入东渭桥仓，却未有提及漕渠，着实不免令人怀疑。更何况，按“昨辽计度，用功不多”一语，李石所指原本应该只是重修兴城堰的工程，如果“结合唐后期两税法施行后很难大规模征调力役和地方财政拮据的情况”[23]，已经很难再承担起重疏渠道的开支；倘若又只是简单地引水入漕，却未疏通渠道，怕也无济于事。所以说，即便韩辽确有疏凿漕渠的行为，却也很可能是不了了之，再没有下文。
相较而言，历代在疏凿漕渠的动机上存在明显不同：考虑到隋初与汉代情形较相似，自然都是以解决运力不足作为首要目标。但是，唐代所要面临的情况却更为复杂，尤其是运输的多元化选择，必须得仔细考量成本的计算。而在唐代后期国势衰落的背景之下，重疏漕渠的提议已经明显脱离了实际，反倒更像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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