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受降城：唐代边疆治理的关键

西受降城的建立在唐朝边疆治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西受降域既是唐朝北疆驻防体系中具有战略地位的军事城镇，也是唐代农耕民族与北疆游牧民族互市贸易的重要商业中心城市。

（一）西受降城是唐朝北疆驻防体系重要的战略支撑点

唐朝一度与东突厥叛乱势力以河为界，张仁愿统率朔方军乘机大败突厥，唐朝向北开拓疆土三百余里^[39]。战后，唐朝及时在黄河渡口处构建三座受降城，控制交通要冲之地。

西受降城竣工后，就成为朔方军大总管驻防体系的重要一环。西受降城驻兵七千人，马千七百匹^[40]。朔方大总管的驻防区广大，下辖驻防单位分布在今河套地区“几”字形黄河两岸，其中振武军城、东受降城和中受降城分布在前套黄河北岸，经略军、定远军和丰安军分布在银川平原黄河以西。这样，朔方大总管辖区的驻防格局呈现出西南和东北重、黄河“几”字形顶端后套地区轻的特征。同时，经由唐代丰州地区穿过狼山碛口是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如此，西受降城就显得格外重要，其既承担着后套狼山和漠南一带的防务，又起着连接朔方大总管东北和西南辖区的作用。

因为独特的战略区位，西受降城在一段时间内是高级军政机构的驻地。例如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安北都护府就由河西走廊甘州删丹县西南99里的西安城（今甘肃张掖山丹县西南）移驻旧西受降城；直到开元十年（722）因为西受降城损坏而移驻中受降城，历时14年。再如唐肃宗乾元年间（758—759），天德军都防御使司由大同川（今明安川）下游的天德军城移驻张说所筑新西受降城。元和八年（813），西受降城西南部被黄河冲毁，宰相李吉甫奏请移兵于天德军故城，历时达55年之久。当时，围绕是否放弃西受降城，朝廷内部有一番争论，从中可以看出唐人很重视西受降城的战略地位。如卢坦认为：“西城，张仁愿所筑，制匈奴上策。城当碛口，居虏要冲，美水丰草，边防所利。今河流之决，不过退就二三里，奈何舍万代永安之策，徇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其北枕山，与河绝远，烽候警备，不相统接。虏之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非所利也。”^[41]天德军都防御使周怀义也陈奏利害，与卢坦等意见相同，李吉甫意见未被采用^[42]。其后，李吉甫通过一系列权术扫清障碍，天德军都防御使司才于元和九年（814）由西受降城迁回到天德军故城。唐朝虽然不再修复，但未放弃西受降城，仍留千名兵士驻守西受降城的子城，仍然重视西受降城的战略地位。

正因为西受降城扼制交通冲要部位，唐朝在此配置了一定数量的驻防军，使得北疆防务效果十分显著。正如吕温所称赞“三受降城，皇唐之胜势者也。……夺据其地，跨大河以北向，制胡马之南牧”^[43]，基本达到“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44]。合理有效的驻防体系既巩固了北疆防务，也使唐朝在北疆驻军数量下降。景云二年（711）秋七月“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为朔方大总管。琬考按三城戍兵，奏减十万人”^[45]。这就使大量戍边士兵回归农业，也减轻了唐朝的军费负担。唐后期，回鹘一度强大，威胁唐朝北疆安全。唐朝北疆防务一度空虚，但因后套地区以西受降城为核心的驻防体系的健全，唐朝北疆地区的形势相对稳定。

（二）西受降城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市贸易的商业中心(www.xing528.com)

西受降城并不仅是一座重要的军事城镇，同时也是一座民族和平交往、互通有无的贸易城市。唐朝曾将西受降城定为互市中心。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突厥梅录啜来朝，献名马30匹，并上献吐蕃意欲与突厥结盟攻唐的书信。唐玄宗嘉其诚，厚加赏赉之外，“仍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46]。在此需注意“仍许”二字，这表明西受降城先前就曾是北疆市场交易的商业城市。

西受降城不仅是唐朝与突厥的互市场所，安史之乱后也是唐朝与回鹘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城市。如天宝年间，为答谢回鹘帮助唐朝中央政府收复“两京”，唐朝“每载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领受”^[47]。笔者认为，此时西受降城为朔方节度使司管辖，而开元后回鹘牙帐长期在西受降城正北约1700里的乌德健（鞬）山^[48]。西受降城距离回鹘最近，且长期以来又是唐朝指定的互市城市，因此，回鹘当在西受降城领取唐廷所赠两万匹绢帛。

将西受降城定为互市之所对于唐朝内地居民和北疆游牧民族都有重大经济意义。通过这种贸易方式，可以消弭因物资匮乏而驱动的掠夺战争。通过互市，唐朝“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49]。而北疆游牧民族对于唐朝内地绢帛等纺织品异常喜爱，需求很大，甚至经常驱赶超过约定数量的马匹来互市，以期交换绢帛等生活物资。大规模的绢马贸易有时超出唐朝的财政支付能力，唐廷不得不反复强调互市的规模^[50]，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西受降城互市贸易的空前盛况，表明西受降城的商业色彩。

通过西受降城的绢马互市，唐王朝获得了大量急需的优良马匹，既直接增加了唐朝政府的战马数量，也改善了唐朝监牧的牧马种群素质，促进了唐朝马政的再度繁荣。正如《新唐书》载：“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开元初，国马益耗……（王）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51]唐王朝在西受降城的绢马贸易，提升了政府军骑兵的实力。例如王忠嗣在朔方期间“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辄买之。故蕃马益少，而汉军益壮”^[52]。

此外，西受降城除每年定期的互市贸易外，也是唐朝接受北疆游牧部族的“款塞朝贡”要地。例如“天宝六载十二月，九姓坚昆及室韦献马六十匹，令于西受降城使纳之”^[53]。

简言之，西受降城既是边防重镇，同时，又是一座民族间经济交流的商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