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与洛阳都城规划设计比较成果

平冈武夫认为，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不是由于实用的必要，而是本着一种理想，即抱着天下世界王者都城的理想而规划了的”^[50]。洛阳城的规划建设，“宫室之制，本以便生……高台广厦，岂曰适形”^[51]。大兴城的理想性规划与洛阳城相对实用的观念，导致两座都城在规划建设上有了一定的差异。

（一）都城政治空间的等级规划观念

城市的规划和形态代表着政治空间秩序，所以城市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居住、生活的场所，而是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的反映。隋代是等级分明的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同造成等级的差异。大兴和洛阳两座城市规模的不同，体现了政治地位的等级差异。大兴和洛阳虽然均为都城，但是二者都城地位是不一样的。大兴为“西京”，洛阳开始被称为“东京”^[52]，后来改为“东都”^[53]。《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两京记》：“（洛阳）初谓之东京，有诣阙言事者，称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为东都。”可见，由“京”改“都”是有原因的，而“东都”较“西京”的政治地位要稍逊一筹。

第一，大兴和洛阳的都城规模相差较大。

表1　大兴与洛阳的城市规模比较表

大兴和洛阳的都城规模具体数据见上表。据测算，大兴城周长是洛阳的1.34倍，外郭城面积是洛阳的1.78倍，政治区面积是洛阳的1.68倍。两座都城规模相差较大，这也体现出政治地位的不同：大兴是作为隋代的主要都城修建的，而洛阳则被称为“东都”，是陪都。

当然，洛阳城市规模的缩小也可能体现出规划者对于都城规模的反思。因为大兴城市规模过大，居民分布有“东多西少，南虚北实”的特点，也就是说，南边和西北几座里坊中几乎无人居住，《长安志》等文献均有大兴城里坊荒芜、阡陌相连的记载^[54]，尤其是城南诸坊显得格外荒凉。23年后再建洛阳，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规划者可能吸取了大兴城面积规模太大的教训，有意识缩小洛阳的规模，使城市面积与城市人口较为吻合。相较于大兴南部的人口稀少，洛阳几乎没有无人居住的里坊。

第二，政治区占总城区的比例在11%—12%。

我国古代城市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是为了巩固统治而存在的。因此，城市最重要的区域是政治区。规划一座都城，首先要规划政治区域。从大兴城先修宫城、再建皇城、后建郭城的修筑顺序，也能看出都城政治区的重要性。

大兴和洛阳的政治区都包括宫城和皇城，宫城为皇帝所居，皇城是百官衙署。宫城在北，皇城在南，相对位置不变；同时，皇城略大于宫城。大兴城的宫城面积为4.20平方千米，皇城面积为5.20平方千米，二者比例为0.81；洛阳城的宫城面积为2.73平方千米，皇城面积为2.86平方千米，二者比例为0.95。可见，洛阳的宫城面积虽然小于大兴宫城，但是洛阳宫城所占的比重大于大兴宫城。大兴是在隋代初年由隋文帝下诏建设的，洛阳是在隋炀帝即位之后下诏建设的，洛阳宫城比重的增加，是隋炀帝时期皇权进一步集中在都城规划方面的体现。

如表1所示，大兴城政治区面积占总城区的11.19%；洛阳城政治区面积占总城区的11.82%。二者比例基本一致，都在11%—12%，表现出隋代在都城规划或建设理念方面对于政治区规模的既定认识。洛阳城的政治区比重稍高于大兴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炀帝时期的皇权集中。

（二）都城形制的法天规划观念

芮沃寿（Arthur Wright）在《中国城市的宇宙论》一文中认为隋唐长安城受到帝王宇宙论（应该是法天思想）的影响不大，“帝王宇宙论对长安城的规划者虽则分明具有权威，然而这种权威却也有限……在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实用主义的考虑——方便、功能区划分、易于治安管理——就超过古制的规定”^[55]。营建都城，需要考虑较多的确实应该是实用主义，因为都城要突出的是政治管理、经济管理、治安管理等管理功能。但是在“建邦设都，必稽天象”^[56]的法天观念流行的时代，都城是突出帝王作为上天代理人身份的重要媒介，用法天观念解释都城形制的某一方面是必须的。

大兴和洛阳两座都城的法天观念各有侧重。大兴城着重通过宫城的位置来体现法天观念。整座大兴城分成三部分：北边最中间的是宫城，这是皇帝的工作区和生活区，因为古人以为皇帝就像是北极星在天之正北，众星拱之。宫城南面是皇城，是中央官衙所在地，象征拱卫北极星的紫微星座。最大的城是郭城，是百官贵族和平民百姓的生活居住区，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把宫城和皇城包围起来，意味着众星捧北斗。宫城、皇城、郭城，三重相依，就是“城上凭临北斗悬”，把三城分别看作北极、紫微和众星，形象地反映了以北极为天中而众星捧之的理念。洛阳城的法天设计观念主要通过“洛水贯都”来实现。《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记载：“东京城……前直伊阙，后倚邙山，东出瀍水之东，西出涧水之西，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也。”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看，“洛水贯都”既然被看作是天际的银河，那么整齐的里坊自然就是银河两岸的繁星。官署所在的皇城从东、南、西三面拱卫皇帝所居的宫城，其目的当然就是“以象北辰藩卫”，皇城是北斗星，宫城就是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因此，宫城也被称为“紫微城”。

仔细区分，法天设计观念在大兴和洛阳的都城整体形制的规划中还是有差别的。大兴是主要都城，宫城和皇城严谨地布设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的位置，象征北极星与紫微星垣；而洛阳城则突出了“河汉之象”，以洛水象征银河，宫城和皇城虽然处于城市北部，但为了占据制高点，却偏离了正中的位置。

（三）“微地理—文化”的地形规划利用

“微地理—文化”的地形规划利用，旨在抓住极具特色的地形特点，形成城市的空间立体形态，并且用相关文化理念进行解释，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在这方面，大兴和洛阳各有特点。隋代的都城规划设计中，对“因天材就地利”观念的表达，体现为巧妙利用高差、利用河流，形成城市的空间立体形态。

大兴城“微地理—文化”的地形规划利用，巧妙地关联了微地理（六岗）和文化（乾卦爻辞）。大兴城有效利用了“帝城东西，横亘六岗（六爻）”的地形，对六道高坡及坡间低洼地带的运用独具匠心。大兴城的建设规划的最大创意就是把《易经》中的乾卦爻辞与六道高坡结合起来，这也是后世对大兴城的设计最为称道的地方。大兴城的地形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有一定起伏，把其中的六条高坡看作阳爻，六条阳爻组成了乾卦，根据爻辞来布设城墙、宫城、皇城、寺庙道观等标志性大型建筑物。坡与坡之间的低地除安置居民区外，还开辟湖泊发展名胜风景区或挖运河漕渠。利用《周易》理论设计城市，这在城市发展史上是最早的一次。一方面，契合了当时流行的风水观念，另一方面，也导致城墙、宫殿等大型建筑物占据京城中的制高点。六爻对地形的利用及宫城、皇城、郭城的分置，显露出浓浓的文化气息，其核心就是儒家的君尊臣卑思想。

洛阳城的地形规划则充分利用了周遭的山水环境和东西向的洛水，突出了微地理（洛水）和文化（河汉之象）的关联。从隋唐洛阳城的山水环境来看，从北至南呈现出“水—山—城—水—山”的自然格局。规划者根据洛阳城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和伊阙的位置，将中轴线移至洛阳城偏西的地方，轴线北起邙山，向南依次穿过宫城、皇城、洛水，一直向南延伸至龙门双阙，使得整个南北中轴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在东西方向，突出了“洛水贯都”的观念。

大兴城对六岗地形的应用局限于城市内部，其“微地理—文化”的地形规划利用还局限于城墙之内。与大兴相比，洛阳的地形规划将城市与周遭的山水融为一体，同时用法天观念进行重点诠释，对地形的规划应用突破了城墙的界限，更趋成熟和宏大。

（四）都城社会空间的分区设计观念

都城社会空间的分区设计，主要表现为空间要素的位置关系。

第一，三城的相对位置。

上文已经表述，隋代大兴和洛阳把都城分为三部分：宫城、皇城、外郭城。这体现了“官民不相参”的规划设计理念。这三城之中，宫城与皇城的相对位置关系是固定的，宫城位于皇城之北。宫城、皇城与外郭城的位置关系在隋代大兴和洛阳两座都城中的表现有了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都城社会空间的分区设计理念在隋代的发展。

这种分区设计在隋代大兴城建设中首次采用，之后又应用于洛阳城的建设。当然，对洛阳城的宫城皇城与外郭城相对位置关系也做了一定的修改完善。大兴城的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正中，虽然有利于强调皇权的至高无上，但是宫城和皇城阻碍了城市的东西交通，尤其是妨碍了位于宫城和皇城东西的几座里坊之间的交通。而在洛阳城的分区规划当中，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的西北角，里坊和市场位于宫城皇城的东、南两个方向，对各里坊的交通基本没有阻碍。这应该是洛阳较之大兴在都城社会空间分区设计方面的一个发展。

第二，宫城与市场的相对位置。

都城社会空间的分区设计还包括宫城与市场的相对位置。大兴和洛阳在市朝位置上也有不同。正如陈寅恪所说：“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比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城及东魏、北齐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57]大兴的市朝位置规划是宫城在北市场在南，打破了《周礼·考工记》的“面朝后市”规划。而且，大兴城的两座市场等距离、对称分布于南北中轴线朱雀门大街两侧。洛阳城的市朝位置更加随意，且没有考虑中轴对称，通远市在洛河以北，大同市位于城西南，丰都市在城东南，“与大兴城相比，洛阳城的市场系统规划得更注重实效。它没有理会礼仪要求的对称，而是强调便捷的连通运输系统”^[58]。

（五）都城整体对称的中轴线设置

牛润珍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城制布局最大的特点是以宫城皇城为中心，设定一条南北中轴线，城郭坊市均环绕中心沿中轴线前后左右建置，这是构成中世纪中国都城系统的关键。”^[59]隋代的两座都城都遵循了中轴线设置的理念，但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变化。

从空间结构来说，大兴城的建设采用严格的中轴对称形态，突出都城整体对称，其南北中轴线也是城市建设规划的主轴，南起郭城的明德门，经朱雀门大街，到皇城朱雀门、宫城承天门，通过宫城太极殿，南北贯穿全城，总长约7.5千米，充分显示了皇家道统的一以贯之。以这条中轴线为界，大兴城被分割为东西相等的两部分。

洛阳城的空间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由于洛阳城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和伊阙的位置，无法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因此，洛阳轴线（不能称之为“中轴线”）的布设改变了大兴城南北中轴线居中的惯例，将轴线移至洛阳城偏西的地方，北起邙山，穿过洛阳城中宏大奇伟的建筑，包括宫城、皇城、洛水、天津街、建国门，一直向南延伸至龙门双阙。这条偏西的轴线对城市的分割作用并不明显，反而是由西而东穿城而过的洛水，把隋代洛阳城分割为南北两半。

从大兴城中轴线分割城市为东西两部分到洛水分割城市为南北两部分，可以看出中轴对称观念在都城规划中的逐渐淡化。

与前代都城相比，隋代两座都城大兴与洛阳城在选址、规划和建造等方面表现出相似，甚至相同的理念，都城布局和制度有明显的传承关系。隋代大兴与洛阳城的建设时间相差23年，都有宇文恺参与规划设计，都是平地起城。在时间轴的纵向比较中，一方面，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的都城制度和前代都城规划设计观念的因袭和继承，也有基于自身时代的因势创新和变通。同时，进行大兴和洛阳城的横向比较，在都城政治空间的等级规划观念、都城形制的法天规划观念、“微地理—文化”的地形规划利用、都城社会空间的分区设计观念、都城整体对称的中轴线设置等方面表现出一定差异，体现了隋代规划设计理念的发展与变化。现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已经无法完全做到隋代大兴和洛阳的平地建城，但是，隋代的规划设计如城市规模与人口相适应、对地形的有效利用、科学分区以及城市中轴线的布设等，都对现代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本文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关中历史文化信息化研究”（项目编号：20106185642）专项资助。

[2]（汉）司马迁：《史记》卷五九《留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44页。

[3]（唐）魏徵：《隋书》卷一《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18页。

[4]《隋书》卷三《炀帝纪》，第61页。

[5]李久昌：《中国古代都城的“洛阳模式”——兼论洛阳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州学刊》2018年第4期，第126—130页。

[6]《隋书》卷三《炀帝纪》，第61页。

[7]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8]［美］熊存瑞：《隋炀帝与隋唐洛阳城的兴建》，葛州子译，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二十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1—22页。

[9]《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第1587、1588页。

[10]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史念海、曹尔琴：《游城南记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12]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第409—425、401页。

[13]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第6期，第640—646页。(www.xing528.com)

[14]史念海、史先智：《长安与洛阳》，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七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15]平冈武夫、今井清编《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篇、索引篇、地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89、1991、1991年出版。

[16]［日］福山敏男：《校注〈両京都新記〉巻第三及び解説》，《东洋美术研究》170：9，1953年，第30—66页。

[17]［日］冈崎敬：《隋·大兴=唐·长安と隋唐·东都洛陽城——近年の調査成果を中心として》，《佛教艺术》51，1963年。

[18]［日］田中淡：《隋唐建築家の設計と考証》，《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

[19]［日］宇都宫美生：《隋唐洛陽城における河川、運河と水環境》，《中國水利史硏究》第37号，2008年，第16—37页。

[20]［日］妹尾达彦：《唐代の長安と洛陽－陸の都と水の都－》，载《宮都飛鳥》，东京：学生社，2011年，第87—107页。

[21]［日］妹尾达彦：《长安的都市规划》，高兵兵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

[22]［美］Xiong，Re-evaluation of the Naba-Chen Theory on the Exoticism of Daxingcheng，the First Sui Capital，University： Far Eastern History：35，1987，P136—166；Xiong，The Planning Daxingcheng，the First Sui Capital，University： Far Eastern History： 37，1988，P51—53；［美］熊存瑞：《隋炀帝与隋唐洛阳城的兴建》，第1—22页。

[23]［法］Marcel Detienne，Comparer l’incomparable（《比较不可比之事》），Paris，Le Seuil，2000，第59页。转引自马克、吕敏：《文明的邂逅：秦汉与罗马帝国之比较研究》，李国强译，载《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古罗马和秦汉中国——风牛马不相及乎》，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24]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第9页。

[25]郭湖生：《论邺城制度》，《建筑师》2000年第8期，第58、59页。

[26]［韩］朴汉济：《西魏北周时代胡姓再行与胡汉体制》，《文史哲》1993年第3期，第17—19页；《武则天与东都洛阳——试论武则天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原因和都城构造的变化》，载赵文润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1页；《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第94—107页。

[27]［日］上田早苗：《后汉末期的邺地与魏郡》，载［日］谷川道雄编《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京都：玄文社，1989年。转引自韩建华：《“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的考古学观察——以长安城为中心》，载《西部考古》第14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2—118页。

[2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载氏著《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4页。

[2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8页。

[30]韩建华：《“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的考古学观察——以长安城为中心》，第102—118页。

[31]［日］妹尾达彦：《帝都之风景·风景之帝都——建康·大兴·洛阳》，郭雪妮译，载陈金华、孙英刚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32]熊存瑞认为隋炀帝修建洛阳城是在“追随来自北朝的不同传统”，并且解释说：“陈寅恪确定了影响隋唐制度的三个主要来源：北魏—北齐、梁—陈和西魏—北周。其中，北周是最小的影响因素。但是，笔者想要指出隋炀帝是一个个例。他兴建洛阳更多保留了北周传统。”见［美］熊存瑞：《隋炀帝与隋唐洛阳城的兴建》，第16页。

[33]《隋书》卷二九《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08页。

[34]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43页。

[35]郭湖生：《论邺城制度》，第58、59页。

[36]陈寅恪详细论述了大兴城与前代都城的市朝位置继承关系，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69—90页。

[37]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第393页。

[38]（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85页。

[39]（北齐）魏收：《魏书》卷八《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4页。

[40]李久昌：《北魏洛阳里坊制度及其特点》，《学术交流》2007年第7期，第172—175页。

[41]（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长安县志局，1931年，第11页。

[42]（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159页。

[43]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代史研究》，载臧振华主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下），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第699—720页。

[44]《长安志》卷七《唐皇城》，第148页。

[45]《长安志图》卷上，第11页。

[46]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35、36页。

[47]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第5页。

[48]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280页。

[49]辛德勇：《大业杂记辑校》，第2、5页。

[50]［日］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杨励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页。

[51]《隋书》卷三《炀帝纪》，第61页。

[52]《隋书》卷三《炀帝纪》，第63、65、66页。

[53]《隋书》卷三《炀帝纪》，第70页。

[54]如《长安志》卷七在开明坊下记载：“自朱雀门街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地宅。”又注曰：“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两京新记》残卷有：“（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诸子并于南郭立第。”

[55]［美］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载［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4页。

[5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三六《天文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5页。

[5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0页。

[58]［美］熊存瑞：《隋炀帝与隋唐洛阳城的兴建》，第1—22页。

[59]牛润珍：《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第105—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