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都城的规划、设计、布局有一定的相似和沿承,贺业钜将这一阶段认定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发展的“中期封建社会”阶段[24]。郭湖生则将这一时期的都城建设称为“邺城制度”[25]。韩国朴汉济称之为都城的“胡汉体制”[26]。日本学者上田早苗提出“中世纪都城系统”的概念[27]。
作为魏晋至隋唐都城的集大成者,隋代大兴城的规划设计受前代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从大兴城的建设团队来看,“隋代营建大兴新都城即后来唐代长安城诸人,除贺娄子干及宇文恺外,高颎、刘龙及高龙义即高义,或家世久居山东,或本为北齐宗世及遗臣,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28]。当然,从都城沿承的发展关系来看,大兴吸收了前代都城规划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陈寅恪认为“夫北魏洛都新制其所以殊异于前代旧规之故,虽不易确知,然东魏邺都南城及隋代大兴城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阳都之影响,此乃文化染习及师承问题”[29]。因此,“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直接受到北魏洛阳城的都市规划影响,建造之际还参照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十六国北朝长安城和东魏北齐邺城的宫城布局”[30],应为定论。同样,“隋洛阳城是在融合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华北与江南、文化与自然、神圣与世俗等迥异的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建造的都城,开创了中国都城史上关于都城结构与认识的先河”[31]。洛阳城的规划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也会受到前代都城的影响[32]。
(一)隋代都城对前代都城的因袭
第一,都城平面形制与社会空间分区。
魏晋南北朝都城平面形制,基本上整齐划一。隋代在都城轮廓上继承了前朝的做法,其中大兴城最为明显。从整体看,大兴城是一座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长方形城市,其规模见于《隋书·地理志》、《唐六典》卷七、《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唐六典》、《长安志》卷七、《类编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的记载。其中,《隋书·地理志》记载最早,应该是较为准确的数字:“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33]洛阳城的形状不如同时期的大兴城规整,它的平面为南宽北窄的形状,与文献所记“南广北狭”的说法相吻合。整座洛阳城包括外郭城、宫城、皇城及东城、含嘉仓城等附属小城。洛阳城的规模,《大业杂记》、《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唐六典》卷七、《唐两京城坊考》卷五均有记载,其南北、东西、周长的里数步数各有不同。杨鸿年先生已有翔实的考证[34]。
魏晋南北朝都城社会空间关系主要表现为宫城与外郭城、宫城与市场的相对位置及中轴线的布设。郭湖生总结邺城特点说:“(1)宫前东西横街直通东西城门,划全城为二,宫城在北且与北城垣合,坊里、衙署、市在南……(2)大朝门前形成御街,直抵南城门。在邺城,为南城垣中央的中阳门。”[35]曹魏邺北城的宫城居于城北中央、市场在宫城之南、宫城南的南北主干道有意识布设为城市中轴线,这些都被大兴完全继承,也被洛阳局部继承。
大兴的都城社会空间关系继承前代最为明显,大兴城宫城居外郭城北中位置,宫城、皇城、朱雀门大街形成城市中轴线,呈东西对称格局,东、西二市布设在宫城之南[36]、主干道两侧。贺业钜认为“这是继承北魏洛都规划传统”[37]。隋代洛阳规划格局虽有变化,不及大兴严谨,但基本要旨仍与大兴一致,对前代都城社会空间分区有所因袭。洛阳宫城仍居于外郭城北部,只是不再居中;三座市场有两座在宫城之南;贯穿宫城、皇城、天街的中轴线布设在城市西部。
第二,都城社会空间管理制度——里坊制。
坊始于北魏平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之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38]。北魏洛阳因袭平城制度,“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39],里坊呈棋盘格状,形制规整,“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都城居民的里整齐地建成”[40]。(www.xing528.com)
发展到隋代,大兴城里坊“畦分碁布,闾巷皆中绳墨”[41],坊数与位置还被赋予一定的寓意,如外郭城北排列十三坊,“象一年有闰”,皇城南部东西四列坊“以象四时”、南北九行象“王城九逵”等[42]。洛阳坊数,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里一百三,市三。”隋代大兴和洛阳对都城社会空间的管理,均沿袭前代的里坊制度,“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城市,逐步发展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的城市”[43]。
(二)隋代都城的创新
第一,皇城的创设。
隋代都城在建筑上突破了以往都城仅有宫城(内城)与郭城(外城)的传统格局,规划了皇城,专置中央衙署机构,位置固定,在宫城之南郭城以内。皇城的出现,可以说是隋大兴城规划的一大创举。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在隋代两座都城大兴和洛阳的建设中,宫城与皇城的位置关系是固定的,一方面便于皇帝对中央官署的指挥控制,另一方面,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宫城的大门面向皇城,这样将宫城与郭城分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帝和宫城的安全。皇城改变了原来都城内衙署机构与居民住宅混杂的状态。当然,从曹魏邺城开始,中央衙署机构就逐渐排列在宫城南的铜驼街一带,与郭城内的居民住宅分隔。但是,将中央衙署专置于一城之内,与居民住宅严格分隔,是隋代都城的首创。
郭城内多了一重皇城,更有利于都城功能区域的划分。皇城在宫城之南,有利于政府各部门集中办公;在外郭城中,布设居民居住的里坊和集中的市场。这样,皇帝居住的宫殿、百官办公的衙署、百姓生活的里坊、百业所安的市场等都城基本要素,各有不同的区域,体现了“官民不相参”的规划设计观念,改变了汉长安城“人家在宫阙之间”的居住混杂状况[44]。这种制度,北宋吕大防曾有论述:“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碁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45]
第二,宫城周围的保护性设施。
隋代都城明确突出了宫城的位置,大兴城的宫城在城市正中正北,洛阳城的宫城在郭城西北,体现了皇帝据北面南而治的儒家思想。
宫城在郭城北部,则宫城以北没有居民里坊、百官衙署,如果仅有城墙区隔城内城外,未免不太安全。因此,隋代都城以北都设有苑囿,作为宫城的保护性设施。大兴城有大兴苑,“东距浐,北枕渭,西包汉长安城,南接都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周一百二十里。正南阻于宫城”[46]。《两京新记》曰:“禁苑在宫城之北。”[47]洛阳有会通苑,“唐之东都苑,隋之会通苑也。又名上林苑……东抵宫城,西接孝水,北背邙阜,南拒非山。谷、雒二水会于其间。周一百二十六里,东西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48]。同时,据《大业杂记》记载,洛阳城的宫城“城南、东、西各两重,北三重”,又记“出含嘉城西,有圆璧门。门西有圆璧城。城正南有曜仪门,门南有曜仪城。城南玄武门,门内即宫”[49]。则宫城以北有三座小城,其中两座名曜仪、圆璧,宫城以西有含嘉仓城。这些小城与南面的皇城均对宫城有拱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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