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二年七月条于房玄龄薨逝后曾录有唐代史官柳芳对贞观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的评论，其文云：
柳芳曰：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杜（如晦）不言功，王（珪）、魏（徵）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2]
柳芳是唐玄宗、肃宗时史官，《新唐书·艺文志》载“《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3]。又《新唐书·柳芳传》云：“肃宗诏（柳）芳与韦述缀辑吴兢所次国史，会述死，芳绪成之，兴高祖，讫乾元，凡百三十篇。”[4]此即新书所谓“《唐书》一百三十卷”。除编订国史外，柳芳亦著有编年体史书《唐历》，宋人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载：“《唐历》四十卷，唐集贤学士河东柳芳仲敷撰……用编年法作此书，起隋义宁元年迄大历十三年。”[5]柳芳所编《唐历》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重要材料[6]，足见柳芳于唐史之熟悉。前引《资治通鉴》所载柳芳的论述即有可能出于柳芳所编国史或唐历。柳芳整理唐代国史能见到许多原始材料，其身处时代也靠近贞观一朝，他对房、杜的评论有很高的可信度。柳芳的评语也被尚可见到唐代国史的宋代史家所认可[7]。(www.xing528.com)
柳芳认为因王珪、魏徵善于谏诤，房、杜以让贤姿态使其发挥所长，从而出现了任相“无迹可寻”的情形。房、杜任相“无迹可寻”是柳芳检阅国史的结果，“让贤”则是柳芳对“无迹可寻”的一个解释，但是这个解释能否成立？柳芳对房、杜等人任相的评论是否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按柳芳论断的内涵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房、杜任相“无迹可寻”，第二是王、魏“善谏诤”，第三是房、杜“让其贤”于王、魏。以下笔者将逐一分析这三个方面的形成原因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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